气节之士

朝代兴亡犹如人生人死、日出日落，服从特定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进程中也存在着新陈代谢的过程，新兴的蒙古王朝取代了腐朽的赵宋王朝，中华大地又一次迎来了东方日出。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迭，总有一些英雄豪杰乘时奋起，建功立业；而当朝代灭亡的历史关头，也总有一些气节之士奋起抗争，做徒劳之搏，对此后人评说纷纭，莫衷一是。

大约三千年前的商朝末年，据说有凤鸣于岐山，不久周文王在西陲立国。当时纣王无道，暴虐天下，又纵酒色，重赋敛。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听说文王善待老人，遂弃商奔周。这一行为说明他们对衰败的商朝和新兴的周朝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但他们却始终难断对故朝的留恋。武王伐纣，他们起来反对，但劝谏未被采纳。武王灭商之后，他们仍以商朝臣民自居，不忘旧德，感情上无法接受商亡的事实，遂遁迹山林、结庐而居，从此拒食周粟，终于饿死在首阳山（在山西）。先朝遗老，在普天同庆新时代的欢声笑语中，竟然以生命为代价来表明自己的“气节”，为灭亡的腐朽朝代殉葬守节，其恪守臣道不明时势至此，令人齿冷；而其不惜以死明志的“气节”，也确实令人称叹。

两千多年以后，当宋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的时候，又有一帮气节之士甘心情愿地为已经灭亡的王朝殉葬守节。自从宋恭帝奉玺献土开门迎降被掳北去那时起，宋王朝即已名存实亡。随后陈宜中、陆秀夫、张世杰等忠烈之士演出了悲壮的一幕，虽未能使亡宋死而复生，却着实令人感叹不已。他们以瞽目面对元兴，无视宋之颓败，依然妄想匡复宋室，驾漏舟妄图登临彼岸；眼见大势已去，复国无望，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跃入大海，以死明志。他们把余生演绎得轰轰烈烈、悲悲壮壮，究竟所为何来？他们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究竟是为民族，为国家，还是为君主？

古代帝王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和所有人民都归天子一人所有，生杀予夺任其所恣，决其唇吻。国是皇家的国，天下是皇家的天下。在长期封建统治与传统伦理的熏陶下，平民百姓的心里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皇家，在他们心目中，二者是画等号的。因此外族入侵，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国君被掳，皆视为国耻。奋起抗战，收复国土，客观上既是为民族，为国家，同时也是为君主，难分彼此。然而从人们的言行歌赋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与道德情操，却不难分出主次。

岳飞抗金屡立战功，收复大片失地，他的威名令金人胆寒，金王朝于是力促和议，并通过汉奸秦桧对岳飞进行迫害。宋高宗赵构因切身利益，也不愿被掳的徽、钦二帝还朝，他想偏安一隅，当自己的皇帝，所以也极力主和。于是君臣二人深相勾结，设计陷害岳飞，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这位抗金英雄。岳飞的事迹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的《满江红》至今仍广为传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诗句，抒发出他对外族入侵者的切骨之恨，表达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虽然“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忠于君主的情怀，但更多地说明他把二帝被掳视为国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凡略有正义感的大宋子民，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誓雪国耻的愿望，更何况是忧国忧民的岳鹏举。毋庸置疑，为国家为民族，才是岳飞思想的主流，是他奋不顾身抗击金兵的原动力，他无愧于“精忠报国”的母训，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

文天祥的诗文与言行表达的是另一种气节。他在广东海丰五岭坡被俘，元将张弘范劝降，不肯；请死，不许。命他写信劝降张世杰，他借机写下《过零丁洋》，以诗明志，留下千古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确是一派铁骨丹心的气概。被囚期间，又写下《正气歌》以明志，歌曰：“时穷节乃见，一一照丹青。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张良为报亡国之恨，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苏武受汉武帝差遣持符节出使匈奴，被扣期间始终不屈，十九年后才被放归。这些诗文表达了一种在强敌面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崇高气节。元世祖惜其才、敬其节，始终以礼相待，希望他以事宋的忠心改事元廷，并许诺仍以他为丞相，但文天祥矢志不渝，不为所动，遂被“杀于燕京之柴市”。元世祖十分惋惜，为之叹息道：“好男儿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文天祥的事迹和崇高的道德情操为后世所称颂，后人在他囚禁过的兵马司狱旧址建起“文丞相祠”，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与悼念之情。

然而人们不该忘记，在文天祥心目中，国家和君主始终被搅和在一起，难分彼此，君主拥有国家，国家属于君主。山河破碎，国破家亡，国君被掳，使他痛彻心肺，为保赵氏宗社，他和陈宜中等人另立二王为帝。元丞相博啰想摧毁他的心理防线，指责他“弃德袥嗣君而立二王”，是不忠。他反驳道：“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也。”又说：“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毋庸讳言，在文天祥眼里，国家即是赵氏宗社，即是赵氏的国家。在他思想深处存在着强烈的忠君观念，他曾对宾客说：“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在拒绝元世祖劝降时他说：“受宋恩为宰相，安肯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可见在文天祥的思想深处，忠君才是主流，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以及“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种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无意抹杀文天祥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所表现出来的忠贞不屈的崇高道德情操，但也不该因此而掩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他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忠君，他要维护的是赵氏的家天下。

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把忠君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把它变成一种奴才哲学——他们与君主之间是不折不扣的主仆关系。一日为仆，终生为奴。在他们眼里，小皇帝依然是他们的主人。主人死了，效忠少主；少主被掳，又立少主；少主又死，再立少主。复国无望，以身殉节。他们明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明知国家将亡，犹欲匡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的是表示对主人的一片忠心，为主子效忠殉节。为此不惜利用百姓思想中仅存的一点点民族精神和传统观念，而“驱群羊以搏猛虎”，结果“浮尸海上者十余万人”，使十余万无辜军民和他们一起，为腐朽的赵氏小王朝殉葬。张世杰临死前的一段话说得非常透彻，当两个小主人皆死，赵氏香火绝灭的时候，他见效忠无望，无意独生，因此决心以身殉节，临死前他焚香祷祝：“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言毕纵身大海，“堕水溺死”。宋室遗老们也和不食周粟的亡商遗老一样，甘愿为腐朽的旧王朝殉葬，他们和伯夷、叔齐殊途而同归。

古圣先哲们早为忠臣节士们规范了行为准则，不论君主们的行为如何卑劣龌龊，都必须恪守臣节，忠心不二。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奉少主南奔福州，在逃窜途中，尚未忘记到温州江心寺去朝拜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在逃避金兵追击时在那里留下的“御座”。正是这个赵构，当年与秦桧合谋，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并以“莫须有”之罪加以杀害。这帮亡宋的遗臣们痛心疾首，“相率哭于座下”，像丧家之犬向老主人告哀泣诉。陆秀夫等人囿于周孔之道，无法挣脱“纲常” 的樊笼，他们以抗击外侮为名惑众，而行其卫道护腐之实，尽管他们舍身忘死地把生命的最后时刻演绎得轰轰烈烈，悲悲壮壮，也不应当享有过多的盛誉。不过看到这些气节之士的耿耿忠心和哀哀壮烈，不便再去评说他们的高洁，不忍再去亵渎他们的清名，愿他们的忠魂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陪王伴驾，效忠旧主吧！

大江东去，送走了几多盛世与衰年；青史留名，留下了几多英烈与奸佞。然而经史典籍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真迹，总会有选择性的增删。文人曲笔，曲解过多少历史真实？史家饰辞，又粉饰了几多匆匆过客？帝王后妃也好，公侯将相也罢，人民总是更加怀念和赞颂那些心怀百姓的人，更愿意歌颂那些为国家为民族而捐躯的真正英雄。中华民族绝非汉族的代称，不论契丹、女真，也不论蒙古族、满族，它们都是大中华的一员，即便是周孔之道与天命之说，也从来没有规定过“真龙天子”只能生于汉，而不能出于蒙古。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玉床龙椅，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巨臣名相，博古通今，绝非见识浅薄的泛泛之辈，奈何竟至于奋螳臂以挡巨轮？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不仅是蒙古族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因为他们终结了几百年的战乱，使四分五裂的中国又一次实现了统一；因为他们灭亡了一个腐朽衰败的王朝，使灾难深重的中国再一次获得了新生。从公元907年唐亡到1279年宋亡的372年间，中国先后经历了五代、北宋和南宋几个朝代，国家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北面相继有辽、金两个王朝；南面和山西一部分还分布着十个小国以及大理；西面还有西夏。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各据一方，互相寇伐，干戈不息，兵连祸结，使经济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人民饱尝刀兵之苦；宋王朝经历三百多年的发展也早已腐朽不堪，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苦度岁月。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先后灭了西夏、金、大理，忽必烈最后灭了南宋，使中国又一次获得统一和新生，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他们又在欧亚大陆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疆域之广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他们的辉煌业绩至今依然点燃着炎黄子孙们心中振兴中华民族的火种。

人们在回顾历史，评说兴衰，谈成败、论英雄的时候，对蒙古的振兴与元朝的鼎盛总是首推成吉思汗的功勋，而在某种程度上却淡薄了忽必烈的业绩。其实如果没有忽必烈，就没有蒙古的真正强盛，就没有元廷的百年基业和中国的统一。可以作如是观，辽、金和北魏等非汉民族王朝之所以只能雄霸中国北方，而不能跨越秦淮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以及拓跋珪的子孙当中，缺少这么一个“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