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悲歌

忽必烈励精图治，致力于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与宋王朝展开一场不见刀兵的和平竞赛。经过十五年精心治理，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国内出现蒙古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升平景象：物阜民丰，国泰民安，人口遽增。虽然尚不能与唐贞观盛世相媲美，却足以傲视南朝，令敌国君臣胆寒。与此同时他力图融合蒙古、汉，化解矛盾。他的努力奏效了，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淡化了民族意识，缓和了民族矛盾。

此时南国正值宋度宗的暮年，政治更加腐败，宋王朝已病入膏肓，进入风烛残年。度宗继理宗于衰败之年，朝政已十分腐败。理宗恣情纵欲于声色犬马，又宠信奸邪，任由权奸贾似道等人弄权蠹国。当时蒙哥汗三路伐宋，贾似道以右丞相受命救鄂州，他慑于蒙古的兵威，擅自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屈膝向忽必烈乞和。此时正值忽必烈急于北归奔丧而乘势退兵，贾似道遂诈称大获全胜，向朝廷请功，因此更得到度宗的宠幸而大权独揽。忽必烈即位之初，为了求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曾派遣国信使郝经前往临安，欲续前约，贾似道惧怕他的奸谋败露，竟私自扣押郝经长达十一年之久。度宗继承理宗之淫荡天性，更加耽于酒色，溺于女宠，这使贾似道权势更盛，他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位在宰相之上）的官衔独霸朝纲，一切军国重事皆决于其西湖葛岭之私宅。

宋王朝业已衰朽不堪，正是夺取天下千载一时的良机。忽必烈于是传檄四方，布告中外，以贾似道扣押国信使郝经为辞兴师问罪，檄文说：“宪宗之世，朕以蕃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籍，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令图；而乃执迷，罔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义正词严，字字铿锵。最后敕命将士，对无辜之民，“毋得妄加杀掠”。振振之辞，俨然王师欲行吊伐。这是蒙古执政者破天荒第一次颁发义正词严的讨逆檄文，也是蒙古战史上第一次可称得上正义的战争。忽必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举起了吊民伐罪的大旗。

此时的忽必烈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不逊于当年成吉思汗称帝之时。他自认追遵古圣先贤，蹑足唐宗之后，面对赵宋末朝之衰微破败，以高屋建瓴之势兴师问罪，志在必得。他以宋太祖诫曹彬之言告诫率师南伐的右丞相伯颜道：“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伯颜果然谨遵敕命，降复州，下达禁令：“诸将不得入城，违者以军法论。”降汉阳、鄂州（武昌），“禁将士毋得侵掠，其下无取民一菜者。”军纪严明，对宋国百姓秋毫无犯，“（宋）民大悦”。于是蒙古兵所向披靡，以破竹之势席卷南国，很快攻克建康（南京），兵逼临安。

三十三岁的宋度宗，面对将亡的小朝廷，依然纵欲无度，浑浑噩噩，日以继夜地欢歌于焚屋之内，痛饮于漏舟之中，终因酒色过度身体羸弱，又遭惊吓，最后一命呜呼，留下了三个幼儿。四岁的嫡子赵显（恭帝）继位，由祖母谢太后摄政；封八岁的庶兄赵昰为吉王，四岁的庶弟赵昺为信王。此时的南宋小朝廷已是风烛残年，三百年前宋太祖兄弟所打造的宋初盛世业已烟消雾散，成为永恒的过去；一百五十年前靖康之耻所激发出来的敌忾成仇、悲愤壮烈的场面也已不复重现，文臣武将及军伍士卒对腐朽的朝廷早已不存幻想，多数人对蒙古铁骑心存畏惧，在强大攻势面前纷纷迎降或逃窜。一些忠义之士虽怀报国之志，但面对将倾的大厦自觉独木难支、无可奈何，只好以身殉国。元兵攻池州，知府逃遁，通判赵卯发权领州事，坚持抗战，他拒绝劝降之后，在书案上写上：“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然后夫妇双双自缢身亡。江淮招讨使汪立信听说贾似道之师溃散，江汉守臣望风降遁，叹道：“我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他与幕僚诀别之后“慷慨悲歌，握拳击案，失声三日，扼吭（掐住自己喉咙）而死”。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见朝廷征兵勤王，竟无一人一骑赴难，遂幻想以一人之死来唤醒天下忠义之士共赴国难，要以身殉国来保全宋氏社稷。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对朝廷早已绝望，而且对朝廷的腐败积怨弥深。他们为北朝的社会境况和开明政策所吸引，为元兵的严明军纪所感召，逐渐淡薄了民族意识，消除了民族隔阂，因此当此国难当头，将士无卫土之责，官吏无守城之志，百姓无抗侮之心，于是蒙古大军如入无人之境，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南，第二年攻陷南国重镇建康，兵薄宋都临安。

南宋小朝廷在风雨飘摇中不知所终，乱成一团。有人献策：“集诸路勤王之师，并力进战。”不见回答。有人上书请迁都以避其锋芒，不同意。有人“请诛贾似道，以正误国之罪”，终于有了回音，只是太后认为：“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有人“请窜（流放）贾似道”，亦不许。但请诛贾似道的呼声铺天盖地，人们历数他的罪状：“卖国召兵，专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请斩之以正国法。”太后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在广东南部）团练使。监押使郑虎臣大义凛然，他说：“我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遂于途中拉杀贾似道于茅厕之中。太后感念贾似道对大宋朝的辅弼之功，下诏命“贾似道归葬，返其田庐” 。右丞相陈宜中曾投靠贾似道，深怨虎臣之杀其恩主，因此在福州“捕虎臣，毙于狱”，以报贾似道知遇之恩与擢拔之德。

元兵一路南进，常州、海州、平江等相继降，太后命五郡镇抚使吕文福率兵驰援京师。吕文福杀使者，拒不受命。元军兵逼临安，朝臣纷纷逃命，太后气急败坏，发诏责骂，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更有甚者“朝臣相继叛离，守令委印弃城” 。她愤怒地谴责这些忘恩负义的人：“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同时命御史台严加查问，欲行责罚。但都徒劳无益，树未倒而猴狲已散，逃遁依然不能禁止。

眼见大势已去，危在旦夕，为了保存赵氏宗庙，谢太后决定委曲求全，派使者陆秀夫等至元军中请和。陈宜中奏请太后：“求称侄，纳币，不从则称侄孙。”伯颜不许。陈宜中又奏请太后：“奉表求封为小国。”伯颜始终不许。太后不得已只得“命用臣礼”，向蒙古称臣纳贡，她流着眼泪对使者说：“如能保存社稷，不必计较称臣。”于是遣使“奉表称臣，上尊号。岁贡绢、银二十五万两匹，乞存境土，以奉祭祀” 。然而就是如此屈膝求存，伯颜还是不许。城下之盟，只能任人宰割，太后只好决定“上传国玺以降”，并以小皇帝的名义，上降表乞哀，求存宗庙，表曰：“宋国主显谨百拜言，显渺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显非不欲迁避以求苟全，奈天命有归，显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四川、两淮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显三百余年宗社遽至殒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言辞哀婉悲切，如子规夜啼，声声泣血。不幸的是“圣慈”并未“垂念”他的一片至诚，可怜他的一片苦心并未能保全他的宗社，只是暂时保全他一条小命。受降之后，元军满载着宋室冠冕、圭璧、符玺、图籍珍玩、天子车骆仪仗等战利品，掳恭帝及其母全太后北归。同年（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五月初一，恭帝母子被押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忽必烈封六岁的恭帝为瀛国公。

呜呼！宋王朝的两代长君和一介幼帝先后成为阶下之囚，饱尝庭阶之辱，岂不令人戚然，为之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