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展宏图

颁布治国纲领之后，忽必烈开始着手实施他的文治，要从根本上改变“文治多缺”的局面。首先他采纳郝经“偃兵息民，而图后举”的建议，派遣郝经为国信使出使宋国，前往临安再续和议，欲为本国创造一个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和平环境。又亲自讨平阿里不哥之乱。内乱既平，人心安定，接着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颁布一系列政策来推行他的治国方针。

除了建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三个中央机构，分别掌管政、军、监察三权之外，还在全国设十路宣抚司，掌管地方政务。

大量任用汉官并委以重任。即位之初即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职位仅次于丞相，当时未置丞相；命张文谦为中书左丞相（中书省的佐官）；后来以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又以姚枢为中书左丞相，赵璧和宋子贞为平章政事；十名宣抚司长官宣抚使中，有八名由汉人充任。

劝农桑，恤孤寡。立劝农司，在各地设劝农使，“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又命宣抚司官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推行新条格时，又命“恤孤寡，劝农桑，均赋税，平物价”，敕令“诸路鳏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给庐舍薪米”。

赈饥恤民。“泽州、潞州旱，民饥，敕赈之”；“发常平仓赈益州、济南、滨棣饥民”；“沙、肃二州乏食 ，给米钞赈之”；下诏各路官吏“抚安军民，各安生业”。

禁剽掠，禁扰民。下诏“禁蒙古、汉军剽掠”；“申严军官及兵伍扰民之禁”；下令“使臣及军士所过城邑由官给粮肉，勿扰于民”；“禁诸王、使臣、师旅恃势扰民，敢违抗者抓捕上奏”；“谕诸路管民官，勿令军马使臣入州城、村居、镇市扰及良民”。

重儒术，兴孔孟。发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敕令“南儒为人掠卖者，由官赎为民”；“敕从臣录《毛诗》（《毛诗》是孔子弟子子夏学派的著作）《孟子》《论语》”；下诏以儒士杨庸为教授，“教孔、颜、孟三氏子孙”，“敕修曲阜孔子庙”，“至太学谒孔子，行释莱礼”（古时读书人入学时祭祀孔子的一种典礼）；“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减刑罚，平冤狱。“命诸路详审冤狱”；“诏遣官审理诸路冤滞，正犯死罪明白者各正典刑（常刑），其余杂犯死罪以下量断遣之”；颁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外，其余一律疏放”；下敕“凡上讼自匿者及诬告人罪者，以被告人之罪治罪”。

对宋境边民展开政治攻势，鼓励官民投诚，投诚官吏可“对阶换授，有功者升迁，有才者擢用；民无生理者以衣粮赈之，愿迁内地者给以田庐，勿令失所”；“官吏军民有能率众来降者优加赏擢”。

求直言谏诤。效法唐太宗“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多次请人推荐，想得到“魏征”。史天泽告诉他：“忠臣良臣何代没有，在人主用不用耳。”他诚恳地对史天泽说：“朕或乘怒欲有所诛杀，卿等宜留一二日复奏而后行之。”有人上告，说有汉人打伤蒙古人，又有告某太府监盗宫布，忽必烈大怒想杀之以儆众，董文用劝谏道：“岂可因人之一言而遽加重典。”于是令董文用等人调查核实确系诬告，过后他说：“若非文用开悟朕心，则杀二无辜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