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策略

蒙哥汗八年，蒙古大举伐宋，以破竹之势南进，仅几个月时间，忽必烈就由河南入湖北，进围鄂州（武昌），接着又进兵江西，直指宋都临安；蒙哥汗则由汉中入蜀，直抵夔州（川东奉节一带，今属重庆）、合州（今合川）等地。然而就在军事行动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一个突发事件中止了蒙古伐宋的步伐，在围攻合州时蒙哥汗伤重身亡。按蒙古旧制，皇帝驾崩，应由诸王大臣商议确定继位人选，如同当初成吉思汗死后拥立窝阔台以及定宗死后拥立蒙哥那样。正在南伐途中的忽必烈不想急着回去争这个皇位，所以当跟随蒙哥南伐的亲王穆哥遣使前来报丧，并请他“北归以系天下之望”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我奉命南来，岂能无功遽还？”他依然故我，南伐如故。然而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却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下图谋自立，形势万分危急。王妃遣人急驰至军前密报告急，请他急速返回，他方才在群臣劝说下急速北归，粉碎了拥立阿里不哥一伙的阴谋。而后在诸王大臣们的再三劝进下于公元1260年3月24日即皇帝位，开始了他颇具特色的帝王之旅。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屠杀与劫掠为忽必烈提供了充分展才的机会，忽必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和寻梦空间，从此可以大展宏图，一心去实现他“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夙愿。他已经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古圣先贤那里吸取了充足的精神营养，即位之后随即着手考虑如何克服先朝弊政，消除隐患和危机，使他的国家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他再一次向僧子聪等信臣咨询“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子聪于是“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列款呈上；史天泽则建议：“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施恩泽以安反侧（不顺从），退贪官以任贤能，颁俸禄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忽必烈采纳他们的建议，立即命子聪和许衡“定内外官制”，设置总政务的中书省，掌军事的枢密院，管监察的御史台等中央机构。第二年，窦默推荐史天泽，说他“深识远虑，有宰相才”，忽必烈遂任命他为中书右丞相，使他成为元朝中唯一一个汉人宰相。

在一干辅臣的协助下，最后确立了以文治为核心的基本国策，和一整套为实现终极目标的方针政策。经过十天的准备，遂颁发了即位诏书，公布了这一基本国策和施政纲领。

在即位诏书中，他首先肯定祖先光辉业绩的前提下，以委婉之辞指出先朝所存在的政治弊端。诏书开篇第一句话是：“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指出祖宗开基创业，缔造了伟大的国家，版图辽阔，覆盖天地。紧接着第二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存在的弊端是“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立国五十多年以来，一直都在忙于东征西杀，而无暇顾及文治。第三句话以缓和饰掩之辞，说这种政治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指出在某个历史时期只能完成某项主要任务，而像改朝换代这样的天下大业，不应当苛求君主事事都能做得尽善尽美。这些委婉的饰辞，并非有意掩饰和偏袒先辈的过失，而是为了表达对先人业绩的尊崇，以及对他们的历史性失误的理解与宽容，同时也是考虑到更容易被宗亲族众和臣民们所接受，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的评价。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他绝不会不顾历史的局限而去片面强调人的主观作用，一味指责先人的历史性失误；更不会为了标榜自己和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而去贬低甚至诋毁攻击自己的祖先，他知道那将是对他所崇尚的革命事业的背叛和最愚蠢的自毁。第四句话是对蒙哥汗的客观评价，赞誉他的雄心与气魄，指出他的不足与缺憾。说他刚即位时雷厉风行，想大有作为，然而忧国爱民之心虽切，远远超过了他对自己的关爱，在任用贤人方面却未能得到所需的人才；正当他取得节节胜利直抵夔门的时候，不幸挟憾宾天，给他的臣民留下骤失君主的哀痛与悲泣。

其次，申明治国的总纲是要用“变通”的方法来彻底扭转“文治多缺”的局面：“祖述变通，正在今日”。“祖述”就是效法和遵循前贤的行为或学说，“祖述变通”就是要用变通的方法去继承先人的事业。“变通”实际上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说法，以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表明，他已决定全面革除老祖宗所留下的那些充满野蛮的掠夺和残忍的屠杀与奴役的祖制族规。

再次，指明当务之急是解决百姓的饥渴等生活问题。指出务必避虚就实，施恩德实惠于天下，而不以伪饰虚文自夸。只因太平盛世不易很快付诸实现，故而当务之急在于解决百姓的饥渴问题。

最后，诏书以庄严溢美之辞表达自己的决心，并号召上下同心，助成伟业。说他即位是天命所归，是秉承上天的旨意继承皇位，又受宗亲勋戚如此重托，怎敢忘记祖制族规？自知力所不及，有赖于远近宗族和中外人士同心协力助成伟业，进献可行之策，废弃不正之规。

次月，忽必烈又颁诏宣布建立年号为中统。在建元诏书中，明确指出，经“稽（考察）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之后，决定在国内设行省、定官制，“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此外还随诏颁布“兴利除害之事”与“补偏救弊之方”，要实现以“施仁发政”为中心的文治。建元诏书实际上是即位诏书所公布的施政纲领的延续和补充。

忽必烈的这两份诏书传达了一个信息，他已经把全部思想和决策全方位地纳入汉制的轨道，他要“法《春秋》，体大《易》”（《春秋》是孔子编撰的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也泛指中国古代史书，《易》即《易经》）这表明他要与汉族的传统文化接轨，同时向天下人“示人君万世之传，见天下一家之义”，公开宣布要通过蒙汉团结来实现“天下一家”，以使蒙古王朝万世相传。他效法汉族王朝的传统，颁发了蒙古建国以来的第一份即位诏书，向天下公布他的施政纲领，并按照汉族王朝的格式第一次建号纪年，按照汉族王朝的格式建立各级行政机构。

总而言之，忽必烈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把自己的民族与大汉民族融合，把蒙古王朝纳入汉族王朝的体系中去，才能在大汉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完完全全地取代汉族王朝，对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泱泱大国实行长期的统治，使蒙古王朝千秋万代世世相传。蒙古没有治理国家的实践与经验，忽必烈早年向一大批汉儒请教治世之道，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清一色的汉儒智囊团，他所吸取的是汉民族传统中的治世的精髓，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即位之初就有如此惊人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