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拂曦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为实现他的终极目标而奋斗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艰险，历尽坎坷，经受挫折，而且曾出现过几次低迷。从成吉思汗病逝到太宗即位两年间，拖雷监国无作为，事业暂时中断。从太宗晏驾到宪宗即位十年间，由于太宗皇后、定宗贵由和定宗皇后相继当政时连续失政，以致诸王自相攻伐，国内大乱。加之天灾频仍，宗室诸王又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内外离心，险些断送了成吉思汗的事业。太宗和宪宗时期又都忙于征战，无暇顾及内政，因此始终不能完定中原。直至忽必烈继位方才最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把蒙古王朝的鼎盛辉煌推向顶峰。

历史反复证明，对开国帝王所开创的事业的继承，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键问题，它决定着朝代的兴衰存亡及其寿命长短。贤明之君施仁政于天下，朝代则长，淫暴之主肆虐四方，则朝代短，秦、汉、隋、唐的历史就是例证。

元世祖忽必烈出生于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统治中期，生父拖雷辞世时他十八岁。他是在战火硝烟中结束了懵懂的童年，在刀光剑影中度过了黄金的少年，从小开始他就一直经受战争的磨砺，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铸就了他特殊的人生轨迹。他是成吉思汗的嫡孙，血管里流动着的是成吉思汗家族的血，继承的是他们的基因，先祖在征战中求生存，在杀伐中求发展等一切游牧民族的传统观念与祖制族规，不知不觉地在他的头脑里生了根。他崇尚先祖的神武，敬佩父兄的勇悍，从小就立下宏愿，要继先人的遗志，续未竟的伟业，他义无反顾地踏着先祖的足迹前进。然而他那颗稚嫩仁善的心，容纳不下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惨象。诚然，城郭颓摧，田园荒芜，饿殍遍野的凄怆和孤儿严冬号寒、永昼啼饥的悲凉，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必然后果，但是屠城、仇杀，对战俘的虐待和对败亡民族与亡国君臣的奴役等等，无疑地加深了无辜者的灾难，这些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他那颗仁恕的童心无法承受如此残酷的人间惨象。难道他必须像父兄那样，去继续导演和制造这样的人间悲剧吗？这就是他幼小的心灵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所获得的一种最原始的启蒙和感悟，也就从另一方面即相反方面确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决定了他所要走的是一条不同于父祖的特殊的帝王之路。

忽必烈就是在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困惑中长大的。当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思维和智慧，去观察和分析发生在身边的种种现象，并探索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的时候，他开始有所感悟，并产生一种使命感。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要使普天下的百姓摆脱战争的苦难，要使他们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他从此立下鸿鹄之志，欲“大有为于天下”，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大有为于天下。同时他也意识到，关键在于找到一种既不影响他继承先人遗愿，又能为百姓造福的两全办法。他还知道不能光靠自己冥思苦想，而应当求助于贤智之士。于是当他还身居藩邸（王府）的时候，就开始以亲王的身份“访求贤才，虚己咨询”，“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想从古之圣哲和历代经典中寻求治世良方。

就在忽必烈不拘一格网罗贤才的同时，一些对政治气候有特殊敏感的高才贤士，也已感触到了社会的震荡，在征战不息杀伐连连的乱世之秋，他们仿佛看到了李世民英挺的身影，感受到一股沁人心脾的仁恕之清流。唐风拂曦，宣告东方已经破晓，黎明即将到来。于是一些官场失意、民间俊彦，以及山林隐逸，就像冬眠中的动物感触到了春的气息，在阳春的呼唤下开始复苏，纷纷走出蛰居。他们率先冲破传统观念的堤坝，越过民族隔阂的鸿沟，以各种不同方式云集到忽必烈麾下，趋之若鹜，就像当年房玄龄、杜如晦、徐世、魏徵等人投奔李世民那样，要辅佐贤王去完成千秋伟业。

还是亲王的时候，忽必烈就命王府属臣赵璧、董文用“驰驿四方聘名士”。终于访得在民间教授经术的窦默。忽必烈虚心地向他讨教治国之道，窦默告诉他要坚持三纲五常，又说：“帝王之道在于正心诚意，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不归一于正。”忽必烈觉得十分投契，对他备加敬重。

窦默又向他推荐姚枢。姚枢受到礼遇十分感动，又见忽必烈诚心求教，于是倾囊以报，作书数千言陈述治国之道，从尧、舜、夏禹、商汤、周文、武王如何治国平天下开始，论述如何救时弊。忽必烈对他的才干十分赞赏，“动必召问”。

又有亡金旧臣王鹗，行将就戮，幸被人救下。忽必烈听说之后，随即令人“迎劳”。王鹗死里逃生又受此礼遇，感戴莫名，亦倾囊以报，他为忽必烈讲述“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及古今事物之变”，每天都要到入夜方罢。忽必烈也对他讲出心里话，说我现在虽然还不能照你的话去做，但怎知它日不能照行？王鹗辞归，他命近侍阔阔、柴桢等五人随去从学。

刘侃曾当过令史，博学多通，凡书无所不读，尤其精于周易，旁通天文律法，“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但他总觉得怀才不遇，因此常郁郁不乐，投笔叹道 ：“大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其志，安能埋没为刀笔吏乎？”遂弃官隐居山中，当了和尚，法号子聪。经人引荐交谈之后，忽必烈“大爱之，遂留藩邸”。

忽必烈又访得真定路经历官张德辉，虚心向他求教。德辉手指银盘对他说，创业之主如制此盘，先精选白金，然后由良匠精制而成，再令专人妥善保管，否则不仅会缺损，还可能被窃。忽必烈沉思良久之后说：“这正是我心之所以不能忘也。”当问到为何农家劳苦终年仍衣食不足时，德辉告诉他，这是因为农家辛勤劳苦，但所得精美必须送官，粗劣的才留以自用，而官吏还横征暴敛掠夺殆尽所致。

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即位，子聪致书忽必烈，希望他以周公事武王为榜样善事宪宗，说周公是武王之弟，他思虑天下事常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周有天下八百年实周公之力。而大王为献宗之弟，亦当“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千载一时，在乎今日”。他又引孔子“远佞人”之言劝诫道：“君子之心一于礼义，小人之心一于利欲；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察。”忽必烈非常赞同他的观点，表示效周公而事宪宗他能做到，而现今身居周公之位，君子小人之说一时还不能尽行。

忽必烈听说郝经博学多通，召见他，向他请教“经国安民之道”。郝经倾其所学呈上数十事，忽必烈非常高兴，把他留置王府。

姚枢、僧子聪、窦默、郝经等人后来都成为忽必烈的股肱重臣。

宪宗考虑征云南，忽必烈召学士徐世隆问以方略，徐世隆说：“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君人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忽必烈答道：“诚如君言，吾事济矣。”受命征云南。姚枢对他说：“宋太祖遣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第二天出征，他在马背上对姚枢呼道：“汝昨言曹彬不杀人事，吾能为之。”姚枢贺道：“王能如此，生民之幸，国之福也。”圣贤明君之言，忽必烈诚心受教，他严肃军纪，绝不妄杀，遇到拒守，城破，“只杀守将，不及其民”。但在攻克大理城后，发现派往说降的三名使者都已被害，大怒，“将屠其城”；僧子聪、姚枢等人规劝说：“杀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请宥之。”忽必烈想起圣人的教诲，顿息雷霆之怒，撤销成命。“大理之民，赖以全活。”

蒙古三路伐宋，忽必烈受命由湖北直指宋都临安（今杭州），僧子聪和张文谦又提醒道：“王者之师，不可嗜杀。”他十分赞同，回答道：“期与卿等共守此言。”于是下达禁令：“勿妄杀，勿焚人庐室，所获生口悉纵之。”

忽必烈素来推崇唐太宗，对魏徵也心仪已久，如今又听到曹彬的威名，很想多了解他们的事迹。他久闻亡金旧臣李冶之名，派人表达敬慕之意，希望一见。见面就问：“魏徵、曹彬何如？”回答道：“徵忠谋谠论（正直之言），知无不言，以唐谏臣观之，徵为第一。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拟之方叔、召虎，可也。”他说魏徵是唐朝的第一谏诤之臣，曹彬可比周朝名将方叔和召虎。忽必烈又问：“今（我朝中）之臣有如魏徵者乎？”李冶如实回答说：“今侧媚成风，欲求魏徵之贤，实难其人。”他说，在谄媚成风的今天，要找到像魏徵这样的谏臣，太难了。不过他又说，天下原本不缺人才，访求则得之，舍弃则失之，像王鹗、郝经等人都是有用之才，他们都曾受聘于贤王，“举而用之，何所不可，特恐用之不尽耳。”李冶又说：“四海之广，岂止此数子哉，王诚能旁求于外，将见集于明廷矣。”忽必烈又问应如何治理天下：“天下当何以治之？”李冶说：“治天下难则难如登天，易则易于反掌。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乎？无法度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即位之后，忽必烈又特意召窦默至上都，要他推荐“魏徵”，他说：“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窦默回答道：“犯颜谏诤刚毅不挠者，则许衡其人也。”许衡遂被重用。

正因为忽必烈在其居藩期间就潜心探求治世良方，而且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并有了相当厚重的积淀，他才能在即位之后，立即使蒙古这艘近乎疯狂的战舰急流转舵，使它驶向成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