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功过

成吉思汗西征的胜利把他的戎马生涯推向辉煌的顶点，同时也把他推向生命的终点。

成吉思汗以十几万骑兵消灭了西域上百万军队，灭亡中亚大国花剌子模，横扫欧亚，“灭国四十”。花剌子模的四十万军队不堪一击，钦察、斡罗思以及里海沿岸诸国的数十万军队在哲别和速不台几万骑兵的打击下溃不成军、望风披靡。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天才生于蒙古，而不生于西域。西域诸国的国君不是庸才就是蠢才，不是空有抗敌卫国之心而无守土卫民之力，就是被强敌之兵威吓破了胆，而望风奔遁，或拱手投降。

成吉思汗的成功在于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天才在于他最大限度地动员了本民族的力量，把他征服世界的战略思想变成为全民族奋进的动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族众潜在的精神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成吉思汗成为蒙古族人民和军队的精神领袖，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与胜利的象征。他的天才还在于他懂得人才对他实现终极目标的极端重要性，他和中国历代成功的帝王一样求贤若渴。他任贤不计亲疏，用贤不问仇雠，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一个贤才的群体，忠心不二地辅佐他成就伟业。他文用耶律楚材，武用哲别等。耶律楚材出身辽国皇族，其父祖却甘愿事金，认为这是“楚材晋用”。耶律楚材的父亲很早就希望他也改事他国，故命其名为楚材。金亡辽之后，耶律楚材改事金国。金国丞相完颜福兴留守中都时，他任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成吉思汗攻克中都后，“闻其名，召诣行在，处之左右”。蒙古立国之初，各种机构设施与规章制度几乎一片空白，他以“治天下之大匠”自任，说：“治弓尚须弓匠，岂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他为蒙古设置政府机构，制订各种典章律令，以租赋供给军需，以粮帛充实府库，为西征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哲别系别速特部人，该部先附泰赤乌。成吉思汗征泰赤乌时，哲别曾射死成吉思汗的坐骑，后来降顺，成吉思汗爱惜他是条汉子，不计前嫌，“遂赦而用之”，他成为蒙古智勇双全的著名战将，在伐金和西征的战斗中立下奇功。

成吉思汗西征的胜利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名人学者对他绝口称赞，誉为“古今盖世的英雄”“全人类的皇帝”“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和“战神”。西方学者说，欧洲的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和拿破仑等和他相比，“就其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不能同日而语”。说亚历山大如果生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成为成吉思汗的学生”。说如果将世界上所有关于战争的记载全部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的记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等等。

成吉思汗武功盖世，中外称道，古今认同，然而这些赞誉与颂扬只是对成吉思汗的成功及其军事天才的肯定，并未涉及这场战争的后果的另一方面和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成吉思汗军事扩张与经济掠夺方针指导下和复仇主义驱使下，蒙古军的烧杀抢掠使西域诸国遭受毁灭性的摧残，给西域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忽视和抹杀这些，我们所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完整、全面的成吉思汗。直面历史，让世人看到历史的真实与全貌；借鉴历史，让后人从中汲取教益；反思历史，后世可从中得到启迪，这是历史工作者应有的科学态度和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成吉思汗挟怨西征，攻城略地采取的是“先礼后兵”“降顺则安抚，顽抗则屠城”的方针。他的这些方针是根据老祖宗传下来的祖制族规，并结合西征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刚猛、剽悍的民族性格和原始的社会经济形态与思想观念，以及分散、独立的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极端匮乏，使得各个部族和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牛羊、马驼、牧场和生活物资而争斗不休。战争是经常的、残酷的，使蒙古高原成为弱肉强食的世界，战败的部族被兼并，其部众沦为奴隶。西征实际上是蒙古高原部族间的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战争的延续和扩大，这就决定了西征的性质是经济掠夺和领土扩张的战争，决定了屠杀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为了保证西征的顺利进行和尽可能减少自身的伤亡，成吉思汗采用“先礼后兵”的策略，尽可能采取招降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即便如此，降顺的城镇，入城以后的洗劫也总是不可避免的。通常都是把居民赶到城外，只允许他们带一部分生活用品，然后纵兵入城抢劫，这是蒙古兵克城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接下来就是摧毁城墙和护城河，把它夷为平地，使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战斗和防守能力。最后把青壮年强征入伍，命他们充当进攻下一个城市的前锋和炮灰，这不仅不会使蒙古军队因伤亡而减员，而且还能不断地扩大队伍。

遇到抵抗时则坚决予以消灭，绝不手软。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强敌入侵，进行抵抗是必然的，因此屠杀总是不可避免的。国难当头，人民像温顺的绵羊那样任凭豺狼吞噬的民族是没有的；面对国破家亡、亡国灭族的危难，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即使当政者采取投降主义方针，其居民与士兵也会自发起来抵抗，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民族精英们总会奋起，率领军民进行顽强的斗争。因此对入侵者的抵抗和反击以及侵略者对被侵略者的屠杀都是不可避免的。蒙古军征服花剌子模以及随后远征钦察和斡罗思，在进攻重要据点时几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抵抗，因此屠城是司空见惯的事，对手无寸铁的居民与战俘的大屠杀屡见不鲜，有时杀得不留一个活口，妇孺不免、猫狗不留。拖雷攻陷今土库曼斯坦之马雷城之后，据说城中一百多万人除了几个人侥幸逃脱以及几个久居的印度人之外，全部被杀光。成吉思汗攻陷撒马尔罕之后屠城，城中原来十几万户居民幸存者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术赤三兄弟攻克玉龙杰赤之后，几万蒙古军每人按分配杀死24个俘虏和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居民。成吉思汗在攻克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之后，也按分配杀光全部居民。有一老妇愿献珠乞命，不许，她将珠子吞入腹中，于是剖腹取珠，从此成为惯例。在攻克今伊朗的内萨布尔后，为了给战死的妹夫报仇，拖雷屠城十五天，把居民全部杀光。为了防止有人藏在死人堆里逃命，他下令把被杀者的头颅统统割下，按男、女、幼分别堆放，堆成三座人头塔。

克城之后的大屠杀给西域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给所有有良知的国人留下不灭的隐痛和永恒的反思。人们在颂扬和夸耀成吉思汗武功的同时，不能无视他的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的思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论是什么响当当的理由，在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都是那么苍白无力，它只是这场不可避免的掠夺性战争的诱因和借口。人们不会忘记，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屡遭列强入侵的惨痛经历，英、法、美、俄、日等国所发动的每一次入侵——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以及日本的侵华战争，那一次没有诱因？那一次没有借口？

剖视成吉思汗西征的另一个侧面，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西征，只是为了使世人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新世纪之初为全人类争得一个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尽一份绵薄之力，不使弱国人民的膏脂成为一些战争狂人庆功宴席上的美馔佳肴。

看待成吉思汗西征，不仅要看到它给西域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也应该从世界的发展上看到它的积极作用。成吉思汗通过西征初步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的世界帝国，通过祖孙三代人的奋斗，到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当时已知世界一半以上的领土都纳入这个庞大帝国的版图。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的辽阔地域内，实行的是统一的制度和统一的法律。原来几十个、上百个互相封闭的国家和民族、种族被连成统一的整体，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促进了东西方各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与商业等方面的交流，促进了欧亚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后通过这个东西方通道大量传入中西亚和欧洲。西征五十年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通过这个通道来到忽必烈统治时的中国，十七年间他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回国后把所见所闻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详细地介绍中国。一百年以后，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依靠指南针发现好望角（非洲西南端），开通了欧亚之间的海路交通。又一百年以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依靠指南针横渡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美洲大陆。与此同时，大量中亚、西亚人迁入中国，使回族成为中国几个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奠定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础，随之而来的伊斯兰教或回教也成为中国几大宗教之一。

成吉思汗功绩昭昭，不容抹杀，他是古今中外一致认同的世界级英雄。他不仅统一了蒙古高原，而且统一了中国北方，为忽必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他把欧亚大陆的广阔领土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打通了中国通往中西亚和欧洲大陆的通道，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的交流，以及各民族的融合，奠定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西征确实给中西亚与欧洲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给该地区的人民带来灾难。在看待这场灾难时，人们不能无视成吉思汗自身思想观点这一主观因素的作用，但也不能不看到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以及蒙古族的传统观念与祖制族规这两个客观因素的影响。

乌云点日，无损太阳的光辉。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的英雄，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和骄傲！

至今仍有一种“黄祸”之说，认为成吉思汗的西征是黄种人给西方带来了祸害，企图以此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然而既然有“黄祸”之说，那么近代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对积弱的中国的入侵，又该是什么祸？岂不是也应该斥之为“白祸”。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是当代世界的主流，人们应当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战争叫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