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展翅

有了更高的战略目标，成吉思汗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宏伟规划。他是战略家，对自己和几个劲敌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南宋，作为一个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五十年的正统王朝理所当然是征讨的主要对象，然而数千年的文明和先进的文化以及顽固的传统观念与坚不可摧的大汉族主义使得胡汉两家势如水火，岳飞抗金一呼百应，虽然它早已是强弩之末，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依然不可小觑。况且它地处江南远离大漠，中间还隔着一个金国，一时鞭长莫及，因此还不能作为首先征讨的主要对象。不仅如此，金宋世仇，靖康之耻谁能忘怀，因此还可把它作为灭金的暂时盟友。近在咫尺的金国也已到了垂暮之年，国势每况愈下；杀害族祖咸补海之血仇他至死不忘，当然应视为头号敌人。因此成吉思汗称帝之后就“定议致讨”，并确定了“先亡金，后灭宋，连宋灭金”的战略方针，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然而金王朝毕竟是一个有着百年基业的泱泱大国，虽已是强弩之末，却依然有相当实力，它有雄兵百万和四千万人口，绝不可等闲视之，他始终谨慎从事，不敢轻犯其锋，暂时还得对它称臣纳贡虚以委蛇。他决定将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比较弱小的毗邻西夏。西夏面临新兴蒙古的威胁而与金国结盟共抗蒙古，伐夏既可以斩断金国的这支臂膀，解除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在征战中补充兵源和物资，增强实力壮大自己。

西夏是党项羌元昊在一百多年前于贺兰山一带建立起来的国家，曾经称霸西陲荣耀一时，先后与辽、金、宋对峙，但它毕竟是弹丸小国又正处风烛残年，因此成吉思汗把征服西夏作为他伐金的前奏，在他称帝的第二年即亲征西夏。立国后的第一次伐夏因粮草匮乏中途退兵。公元1209年再伐西夏，兵临夏都中兴府，终于迫使“夏主纳女请和”，成吉思汗大掠子女、牲畜、财物奏凯而归。与此同时，征讨诸部落余孽的战斗也同时展开，当初蔑里乞部惨败之后其首领脱脱漏网投奔乃蛮，与太阳罕之子屈出律一起亡命也尔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脱脱在那里被歼灭，蔑里乞部遂亡。屈出律继续亡命西辽。

夏主请和、余孽俱尽，畏吾尔（维吾尔的古称）等西域诸部也畏威臣服，于是成吉思汗于公元1211年大举伐金。此时残暴的金章宗已经晏驾，“柔弱鲜智能”的皇叔卫绍王继位，正是伐金的大好时机。成吉思汗对卫绍王的暗弱无能早已心存鄙夷，当初卫绍王受命到靖州（今内蒙古南部四子王旗）接受成吉思汗的贡品时，成吉思汗对他就很不礼貌，如今金使者前来报丧并通告新君即位，命成吉思汗拜伏接诏时，他不屑地向南唾骂道：“我谓中原皇帝乃天上人，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说罢率众乘马扬长而去。卫绍王听说成吉思汗挥师南伐惶恐万分，边将慑于成吉思汗的神威和蒙古兵的神勇，也无心御敌纷纷降顺，卫绍王无奈只好屈膝请和，遭到拒绝后方才仓促应战，调兵遣将，调集了四十万兵力在野狐岭摆开阵势。成吉思汗倾国之兵也只有十万之众，但他信心百倍、志在必得，野狐岭一战大获全胜，全歼金之精锐。野狐岭一役扭转了两国强弱之势，成为金灭亡之先兆。首战告捷，因此蒙古兵如入无人之境，战线急速南移，一年间进入金都军事要塞居庸关，兵临中都（今北京）城下，遇到强烈抵抗，于是“袭金群马监，驱其马而还”。与此同时又遣将攻金西京大同府，守将弃城逃遁；接着攻克东京（今辽宁辽阳）。金王朝兵败政乱，激起兵变，弃城逃归的西京留守胡沙虎杀卫绍王，另立金宣宗完颜珣。蒙古兵分三路全面出击，仅数日间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分州县以及辽西诸郡尽入蒙古之手。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率中路军再次兵临中都城下，他遣使向金宣宗索取财物犒师，以揶揄的口吻说：“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主无奈只好遣使求和，并“奉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又派丞相完颜福兴把成吉思汗送出居庸关。这一战役使金主破胆，赶忙南迁汴京（开封），只留下完颜福兴辅佐太子守忠留守中都。

成吉思汗虽作战略撤离，但依然派兵继续南伐，攻克金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第三次兵临中都大兴府。完颜福兴自杀，太子事先已逃还汴京，金守将望风归降，遂克中都。成吉思汗遣使勒令金主“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及去帝号为河南王”。金主不同意，和议不成，蒙古遂继续南伐，连克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州县，金王朝亡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