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草除根

既然宋太宗视其即位为改朝换代，对先朝充满敌意，那么他也必定会像一般禅代君王那样，为自疑窃国的顽疾所驱策，而采取一系列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非常举措。然而毕竟窃位之举有悖传统的伦理道德，历来都是极不光彩的事，何况他夺取的是他同胞兄长的天下，因此他还必须暂时戴上面具，向世人表示他是按照“传弟不传子”的既定方针“继承”皇位的，这就使得他的清洗行动带有许多明显的特色——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进行清洗，只能暗中进行，等待时机。

即位之后，宋太宗着力掩盖其阴谋夺位的真相，散布迷雾，大造假象，千方百计地让人相信，他是按照传弟方针登基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他还将一丝不苟地把这一方针继续下去，使它成为赵宋王朝独特的传位模式，哪怕只是掩耳盗铃聊以自欺也好。因此宋太宗即位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一如当初太祖对他的加封，同时一反太祖十五年后方才给自己封王的先例，在封官的同时又封廷美为齐王，出征时令他留守东京。与此同时，他还竭力作出一副感激太祖传位之恩的姿态，大幅度提拔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先帝子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都是宰相官衔，想从另一角度来巩固自己合法继承人的形象。紧接着又下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之上”，“命太祖子及齐王廷美子并称皇子，女并称皇女” 。可见他对皇弟和皇侄的“关爱”已远远超过当年太祖之对待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他在对待自己儿子的态度方面也仿效太祖的做法，不立皇太子，而且尽量抑制其官爵，直至德昭、德芳死，廷美贬黜之后，方才给自己的儿子们拜相封王。

宋太宗殚精竭虑地制造假象、大放烟幕，以此迷惑宿敌、蒙蔽朝野，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然而和一切禅代君王一样，窃国之嫌始终是宋太宗一块无法治愈的心病。他在等待时机，去除心腹之患。四年以后，他的地位稳固了，吴越、北汉也都已平定，内安外服，他已经无所顾忌，不需要再矫饰心非，于是揭开面纱，扯下伪装，向世人展示他的庐山真面目，举起屠刀清除隐患。

首试屠刀的自然是太祖的长子德昭了。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太宗亲征北汉，德昭从征。宋军围攻太原几个月，给养匮乏，士卒疲惫，然而最终还是攻陷太原，平定了北汉。胜利了，将士们人人松了口气，都希望就此罢兵，并得到奖赏。宋太宗却是另一番想法，他想乘胜征辽，光复幽、蓟二州。将士们心里都不愿意，但谁也不敢说出来，只好勉强从命。在围攻太原期间，有一天夜里，太宗突然不知去向，军中大乱，由于军情紧急，当时有人提出立德昭为主来稳定军心，太宗有了下落之后此事作罢。这些人只是出于公心以及对太祖的爱戴，却不知业已将德昭推向断头台。而德昭对此事也未加深思细酌，他哪里知道已经触犯了太宗的大忌，杵到了他的痛处——太宗了解此事之后，对德昭十分反感，心存怨恨。征辽终因兵无斗志、将无胜算而告失败。太宗为此十分懊恼，无心兑现太原之赏，因此将士都有怨言，群臣虽然也都认为不可不赏，但还是没有人敢说出来。德昭一直受假象所迷惑，对太宗的深层思想一无所知，又以郡王和皇子自恃，遂挺身而出为将士请命，犯颜直谏。太宗不认真总结北征失利的经验教训，看不到这次失败与不行太原之赏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因德昭的唐突行为而勾起旧怨，归罪并迁怒于他，于是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把满腔怨气和怒火向德昭倾泻：“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话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等你自己当上皇帝，再给他们封赏不迟。这短短一句话的分量可想而知，它有如泰山压顶，德昭怎能经受得住，他顿时感到有如五雷轰顶，精神立即崩溃。一向对自己关爱有加的“皇父”突然换了一副嘴脸，德昭仿佛看到一只凶恶的豺狼在向他嚎叫，张开血盆大口，他被吓得浑身打战。虽然他并未意识到太宗想斩草除根，只是以为当初将士拥立之事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他怎能承受得起如此巨大的压力？他带着恐惧和绝望回宫，向侍卫要刀，侍卫说宫中不许带刀，于是“入茶酒阁，据户取割果刀自刎”，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留下五个孤苦伶仃的幼儿任人宰割。太宗逼杀德昭，遂了心愿，心中自然高兴，但戏还得演得更加逼真一些，于是他亲临现场，“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于此”？然后追封德昭为魏王，向朝臣表示他的忏悔和惋惜。

两年以后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德芳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史书只留下简单的一句话：“兴元尹德芳薨，追封岐王。”死得如此蹊跷，怎不令人生疑，难道他也为太宗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