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宫疑云

宋太祖始终恪守金匮誓书的承诺，坚持传弟方针，临终却未曾留下传弟遗诏，逼得宋太宗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来谋夺帝位，这到底是为什么？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最后时刻宋太祖变卦了！当然史书不可能记载这样的内心活动，因此只能从其他记叙的字里行间去探寻答案，通过对有限历史事实的分析与推断，来揭开真相：只有一种可能促使宋太祖突然改变主意，断然取消当初对母后的承诺，那就是他意外地发现皇弟的真实居心，突然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妨做如是观。

这得从朝廷议论迁都之事说起。宋太祖立国之后仍沿袭后周建制，建都于开封。到了他在位的第十七个年头，南方诸国已经基本荡平，剩下的吴越和北汉已是囊中之物，实现中国统一已经指日可待，因此他晚年考虑的重点就转移了，转移到那个雄踞北方始终威胁着大宋安危的强敌——契丹辽王朝。从五代至宋太祖当政的七十年间，契丹辽国始终是中国的主要边患。宋太祖知道，论综合国力，要抵御这个北方强敌还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特别是由于实行文臣取代武将执掌军务的方针使他心中更加没底，因此为长远打算，他遂有迁都长安的想法，欲循周、秦、汉、唐之足迹，凭借关中有利地形，以山河之险抵御强敌。同时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颇有怀旧之情，因此作为第一步，他想先迁都洛阳而后再迁长安。群臣不了解他的深层思想，以为他只是怀恋故土才想迁都洛阳，因此纷纷提出异议。起居郎李符详细陈述迁都洛阳之“八难”；铁骑都指挥使李怀忠也从粮米供给方面陈述弊病，说开封有汴渠充当水运，每年可运输江淮之米数百万斛入京，供给数十万士兵之食用，洛阳则无此优越的自然条件，说开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 。太祖都不能接受。光义见太祖坚持己见，也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迁都非便”。太祖见皇弟也表示反对，遂讲出自己的长远打算和战略考虑，说迁河南之后还准备继续迁往长安，说“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光义见太祖如此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有些按捺不住，把憋了很久的心里话讲了出来：“安天下在德不在险。”太祖听了这句顶撞的话为之一愣，大感意外，遂陷入沉思。太祖等光义离开后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显然他对皇弟坚决反对迁都持保留态度，但确实又无法反驳他“安天下关键在德”的观点。然而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他从这寥寥几个字中听到了弦外之音，感受到一种有意的冒犯和顶撞。他突然惊觉，他精心培养了十几年的接班人第一次不由自主地敞开了心扉，吐露了真情，而所流露出的竟然是对自己的轻蔑和挑衅。宋太祖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敏锐地领略到光义的放肆与张狂，他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一副与自己心目中接班人形象截然不同的面孔，一副自己无法接受的面孔。他十分痛心地意识到，这就是他用牺牲儿子为代价所精心培养出来的继承人的庐山真面目。他觉得帝王的尊严受到无情的侵犯与亵渎，他可以强忍皇弟的张狂，却无论如何无法容忍臣子的轻蔑，于是传位的既定方针开始动摇了！

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试图回到嫡长继承的传统轨道上来。他从仅存的两个儿子中选择继承人，德昭已二十六岁，并有宰相的头衔；德芳也年近弱冠，传位德昭绝不会出现主少国疑的危局，也不算违背母命和金匮誓言。可问题是，他在既定轨道上已经走得太远，十七年的精心雕琢，木已成舟，而自己又是知命之年，余生几何？究竟还有多少回旋余地可供悬崖勒马？他进退维谷，难以决断。因决策错误所承受的打击是如此强烈，而暮年易辙所带来的困难又是如此巨大，双重的压力与尖锐的思想矛盾使他痛苦万分，他在追悔中度日，在痛楚中备受煎熬，在无计可施和无可奈何的困境中苦度余生，虽然年仅半百，却突然变成一个十足的垂暮老人，仅仅半年时间就已经心力交瘁，不久病发而且很快进入膏肓。设醮祭天，祈神赐福当然无济于事，他幻想作最后的努力，尽可能坚持既定轨道，这样可以不改初衷，维持原本，是为上策；如其不然，再另立德昭未迟。于是“召晋王入对”，想说服他回到原来的立场，可惜事与愿违。光义见嫌隙既生，矛盾业已明朗化，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更可怕的是，他已经看出太祖开始反悔，这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心里清楚。而此时太祖已病入膏肓，无须禁忌，倒不如乘势推进进程，了却心愿。因此对话不但没有化解矛盾消除隔阂，反而更加激化，乃至兄弟反目。“斧声烛影”之说并非全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

其实在太祖病重期间，晋王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十几年来传弟不传子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朝臣从太祖的一贯做法与言谈话语中，早已领悟到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因此都已心向晋王。像王继恩那样的趋炎附势之徒，更是早就投到了晋王门下。朝臣们看到兄弟产生裂隙，自然都倒向即将继承皇位的晋王一边。眼见老王将不久于人世，就更加靠拢新君，病榻之旁空无一人也就在情理之中。对话失败，晋王退出。宋太祖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几个小时里，不是被气昏过去而处于昏迷状态，就是已留下“传位德昭”的遗诏。果真如此的话，他晏驾之后，也没有人敢交出来——那肯定是自取灭亡。

“太宗置毒”之说并不可取，因为皇位已在掌握之中，没有必要去做蠢事而冒弑君的恶名。令人投毒也是同等罪名，而且事后也会像隋炀帝处决张衡那样杀凶灭口。因此他只需和王继恩达成默契，到时给他通风报信就可以了。他知道王继恩的为人，王继恩是个精明的人，决不会放弃这个效忠新君的机会。果然在关键时刻，王继恩径奔晋王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背弃旧主，效忠新君，是王继恩的惯用伎俩。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宋太宗头顶上的皇冠和他哥哥一样是抢来的，不同的是，宋太祖的皇冠是依靠部将的拥戴从幼儿头上摘下来的，而宋太宗则是靠心机与阴谋从他哥哥手里抢过来的。兄弟二人在对待先帝后人方面也大不相同，宋太祖感念旧主知遇之恩，对他的后人优礼有加。而宋太宗则将自己胞兄十七年的恩遇与关怀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对他的后人狠下杀手，并及自己的同胞手足。无意贬损和抹杀宋太宗在完成统一大业以及治理国家方面的历史功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他的心胸狭窄和阴私霉暗，和宋太祖的宽容大度、豁达明朗相比，绝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