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敌入侵

武氏重入宫闱，不久便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皇后和宠妃，其才能与智略令满朝文武惊叹不已，而其手段之毒辣也令人震悚。当高宗还懵懵然沉浸于对武氏的痴迷醉恋，堕入情网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当年追随太宗的那帮佐命元勋和托孤重臣们似乎嗅到了异味，凭着敏锐的直觉，他们已经意识到来者不善。他们虽然还不能像李淳风那样参透玄机预测未来，断言不出三十年，女主“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但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们已经嗅到了异类的气味：天敌入侵，志在神器（帝位），因而惶恐不安。当他们听到高宗决意立武昭仪为后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李唐江山将有覆巢之危的预兆。长安令裴行俭认为：“国家之祸必自此始。”遂私下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议论，道出心中的忧惧。他们达成共识并结成联盟，像炸了马蜂窝一样嗡然而出，欲与入侵的天敌作殊死搏斗。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开始了！

高宗毕竟还是一位刚刚即位不久的年轻君主，他估计到他的决定不会那么容易得到支持，可他还不敢置托孤重臣和元勋国老们于不顾而独断专行，他想尽量征得这些权臣们的同意，于是把他们召入内殿，以恳请之辞征求意见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罪大莫过于绝嗣，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托孤重臣、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褚遂良首先跳出来反对。他认为高宗废立之志甚坚，逆之必死，为了保护长孙无忌，也为了尽忠主子，不使主子背负“杀元舅及功臣之名”，于是抢着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对臣说，朕佳儿佳妇今托付与卿，此言陛下之所共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他还算比较客气，只是把太宗抬出来，说先帝之命不可违。高宗虽很不高兴，却一时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反驳，只好暂时令他们退下。

唐高宗在第一个回合较量中告败，但他很不甘心，第二天又召见众人，老调重弹。褚遂良见昨日说词不起作用，于是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管不住自己的嘴，把憋在心里的话和盘托出，直犯天威，他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望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曾）经事（奉）先帝，众所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说罢把笏板置于殿阶，解下头巾，叩头流血，神情激昂地说：“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高宗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敢如此放肆，如此张狂，居然敢揭自己的短，说出如此忤逆犯上的话来，遂勃然大怒，然而褚遂良是托孤重臣，也不好如何降罪，遂命人将他领出去。武昭仪却按捺不住了。她一直在帘后倾听，见褚遂良竟敢如此猖狂地把矛头直指自己，竟敢揭自己的疮疤，遂怒不可遏，恶狠狠地大声喝道：“何不扑杀此獠？”无忌生怕高宗受惑诛杀遂良，只要话一出口，就无法挽回，于是赶忙出来解救，他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虽说只是唇枪舌剑，但已是满堂硝烟，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鸣锣开场了！

接着登场的是侍中韩瑗。他声泪俱下地苦苦相劝，说皇后无有过错而要遭废黜，四海之士无不为此保持警惕，希望高宗以社稷为重采纳忠言。高宗听他满口教训口吻，很不舒服，拒绝接受。韩瑗见说词无效，还不死心，第二天又进谏，他悲泣不能自胜，侃侃而言，高宗大怒，又命将他带出去。韩瑗见再三面谏无效，于是又引古为鉴，上疏提出告诫，书曰：“谟母（黄帝的妃子）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王（商纣王）。诗云 ‘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说褒姒灭亡西周）。每览前古，常兴叹息，作而不法，后嗣何观？”看来他已是忍无可忍，直面谴责高宗之所为是“作而不法”，并以教训的口吻说“无为后人所笑”。最后还表明心迹说：“（倘）使臣有以益国，葅醢之戮，臣之分也。”他亮出一副忠臣不怕死的架势。这确是不计后果的拼死之搏，竟把武昭仪比做灭亡商朝的狐媚妲己和惑乱周幽王的妖姬褒姒，他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中书令来济也跑出来苦劝说：“王者立后，必择礼教名家，幽娴令淑，以副四海之望。故周文（王）造舟以迎太姒，百姓蒙祚；汉成以婢为后（汉成帝立舞女赵飞燕为后），使皇统亡绝。有周之隆既如彼，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一帮宰相凭着直觉预感到他们所效忠的唐室将有覆巢之危，纷纷跑出来苦口婆心地忠言规谏，冒死提出警告，希望他们的主子能回心转意，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教益，打消立武昭仪为后的念头。

三位宰相众口一词轮番进谏，坚决反对立武氏为后，但高宗已然是立后非武氏不可，故一概不听不纳。然而诸多朝廷重臣如此执意反对，他也十分为难，不好贸然举足，心里十分矛盾。高宗不甘心就此罢手，总想寻找支持者，于是他想到李。英国公李随太宗东征西讨，战功赫赫，丝毫不亚于长孙无忌。太宗临终，以先贬后擢的计谋授意高宗将来重用他，说“我死后你当授以仆射（宰相），他感你之恩，必致其死力”。高宗即位之后，封他为尚书左仆射，但他自求解职，故改封司空（工部尚书）。李多心机、擅谋略，明哲保身，处事圆滑，对皇族内部之事从不参与。当年太宗为兄弟所逼，部属劝他诛建成、元吉，他始终犹豫不决，曾主动听取李靖和李的意见，但他们都不愿介入，婉言辞谢不发表意见，太宗由此看重二人。高宗于是召见李，道出矛盾、为难的心情，想听取他的意见，他说“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此事是否应当就此作罢？李还是坚持其处世哲学与一贯态度，委婉地推托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没想到李的推托之词竟然使高宗意外得到启示，把它作为立后的借口。既然是皇室家事，当然不必征求外人意见，于是他最后下定决心。惯于顺风使舵迎合主子心意的礼部尚书许敬宗，于是顺水推舟地当堂宣告：“田舍翁多收十斛（一斛十斗）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高宗当然心里高兴，是啊，家务事与外人何干。中书舍人李义府获罪遭贬，经人点拨也上表直截了当地请立武昭仪，他说：“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顺兆庶之心。”两个佞臣一唱一和，推波助澜，为高宗易后制造借口。高宗有了他们的支持变得自信起来，于是不再犹豫，立即付诸实施。他将褚遂良贬出京师，到数千里外的潭州去当一名小小的都督之后，立即下诏以“谋行鸩毒”的罪名，将王皇后与萧淑妃废为庶人，囚于内宫，二人之母及兄弟罢官，流配岭南。紧接着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诏书极尽伪饰之能事，为武昭仪涂脂抹粉，说什么“武氏门著勋庸，往以才人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椒闱与兰掖都是后妃居住的宫殿）。为掩人耳目，还不惜编织谎言，为自己娶父妾的行为遮羞掩丑，说自己在做皇太子期间代母尽职，侍奉先帝，朝夕不离左右，在宫闱之内，始终安分守己，从不敢有非分之想，对父皇的后宫妃嫔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正眼观看，因此备受先帝赞赏，遂以武氏相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