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罪辽碣

正在唐太宗为立嗣之事忧烦的时候，朝鲜半岛风云再起，高丽发生的内乱尚未平息。当初逆臣盖苏文杀高丽王高武，将他“断为数段，弃沟中”，另立高武之侄高藏为王，自命为莫离支（相当于吏部兼户部尚书），独专朝政。当时高丽臣服于唐，高丽王必须由唐天子任命，盖苏文之所为自然被视为叛逆。有人奏请伐高丽，太宗不同意，他认为“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而不贵”，而且“山东调弊，吾未忍言用兵也”，伐高丽之事遂暂时搁浅。第二年使臣自高丽还，请于边境增兵戍守以震慑与威逼高丽，太宗引孔子的话“远人不服，则以文德来（来即劳来，慰劳安抚之意）之”，再次拒绝，同时又说他“不欲劳百姓”，因此暂不出兵征讨。但后来新罗因受百济和高丽连兵攻击（与高丽并立的新罗、百济都在朝鲜半岛南端，今为韩国领地），遣使告急求救，说高丽和百济“谋绝新罗入朝之路”，太宗仍不想出兵，只是遣使持书下最后通牒，勒令高丽与百济罢兵，不然“明年发兵击尔国”，没承想却遭到盖苏文的拒绝。此时正是太宗弃李泰又为与泰生离所苦，舍李恪又为李治不能守社稷而忧心忡忡的时候，所以当他听到使臣还报小小高丽居然敢于蔑视天朝“违我诏命”的时候，遂决定出兵征讨。当时褚遂良等重臣一再劝阻，他还是决定御驾亲征，他想借征高丽之机重振雄风以驱散笼罩心头的阴霾，从战场上重拾自信找回自我。经过一番备战之后颁诏天下，申明伐高丽的原因和决心：“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辽指被高丽占领的辽东地区，碣指朝鲜平壤西南之碣石山）又表示必胜的信心以鼓舞士气，希望天下“勿为疑惧”。而后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率领诸军兵发洛阳，至定州（今河北石家庄东北），他又重申东征之志，说辽东本是中国领土。

然而战局的发展并不像太宗所预测的那样乐观，虽然战争初期节节胜利，连克盖牟（今辽宁盖州）、辽东（今辽阳）诸城，但在攻安市（今辽宁海城市西南营城子）的战役中因指挥不当而致军机失利久攻不下。时将入冬，草枯水冻，而且粮食将尽难以久留，于是耀兵于安市城下而后班师。此次辽东之役战绩渺渺，只收复少量城镇却未能靠近鸭绿江边，而且死伤一些士卒战马，结果无功而返。太宗深感后悔叹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两年前，太子承乾败，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诛，中书侍郎杜正伦也因辅导太子无意中泄漏太宗之言获罪，而魏征曾推荐过侯、杜二人，说他们“有宰相才”，故太宗怀疑魏征暗结朋党，遂命推倒之前为他所立的墓碑，如今兵败又想起了这位忠心耿耿的谏臣，想起他那面“镜子”，于是又命“复立所撰碑”。

太宗对这次失败始终困惑不解，他问李靖：“我以天下之众而困于小夷，何也？”李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要他问江夏王李道宗，道宗当时曾建议并请缨出战，欲乘高丽倾国以拒王师、京师空虚之机以五千精兵奇袭平壤，如此则高丽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但太宗当时神情有些恍惚，一时没有回应遂失去制胜之先机。李道宗把当时的情况讲了一遍，太宗听了怅然若失道：“当时匆匆，我不忆也。”如此重大战役中的如此重大的决策，他居然想不起来。作为三军统帅，他的决策甚至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可能影响整个战局发展，从而导致胜利或失败的结局。唐太宗为后嗣所苦为身后事担忧，未及知命之年，人们却再也看不到当年果决明断善于出奇制胜的英明统帅的影子。太宗老矣，垂垂老矣！昔日的傲骨英风业已荡然无存，人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优柔寡断精神恍惚的龙钟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