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之忧

唐太宗为情所困，作出立李治为太子的决定，但冷静下来以后，又觉得有欠考虑。他对长孙无忌道出心中的疑虑：“公劝我立雉奴（李治小名），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未等无忌回答他又提出：“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当然不能同意，他坚决表示反对，太宗很不满意地说，是不是因为恪儿不是你的外甥？李治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从感情上他当然希望立为太子，而且将来外甥当上皇帝对他有什么好处，他心里最清楚。不过对太宗的指责和埋怨他当然不能承认，他说确立储君这样重大的事怎能一改再改，愿皇上三思。李恪庶出，嫡尊庶卑的传统观念已在太宗头脑里盘根错节，业已成为他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长孙无忌三言两语的反对，就使他放弃了这种想法。他是个信守仪礼成规、严格执法的人，于是找李恪谈话，引汉立昭帝燕王不服图谋不轨而被诛杀的历史教训，告诫他要安于现状、安分守己，切不可有非分之想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他很严肃地对李恪说：“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为人臣子不可不戒。” 太宗头脑中的传统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他能轻易放弃立庶子李恪的念头，却始终难断对嫡子李泰的深情和思念。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李泰被贬出京师辗转落户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生离之苦时时在折磨这位严父，当他接到李泰的奏章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痛苦万分地对群臣说：“父子之情出于自然，朕今与泰生离，亦何心自处？”他出示李泰的表章激动万分地说：“泰诚为俊才，朕心念之，卿辈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断之以义。”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顾不得在群臣面前失态，悲不自胜。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能左右太宗立嗣而作出违心的决策，却无力消除太宗心中的隐忧与烦燥。是啊，太宗怎能不为自己耗费毕生精力所建立起来的李唐江山社稷考虑，怎能不为他新确立的接班人“恐不能守社稷”而担忧。太宗很想知道外间对他这一决策的反应，遂心怀忐忑地问近臣：“太子行性，外人亦闻之乎？”他多么希望能听到一些好的反映，哪怕是一些善意的欺骗与恭维之辞，也能使他内心得到一点宽慰和自信。当听到“太子虽不出门，天下无不钦仰圣德”的恭维话时，遂表现出一点满足，自宽自慰地说：“治自幼宽厚，谚曰：‘生狼犹恐如羊。’冀（希望）其稍壮自不同耳。”这很像是在聊以自慰，更像是自我解嘲。他想用幻想来代替真实，以求得一点点内心的平衡与宽慰，遂有如此明显的掩耳盗铃之举，自欺而不能欺人。

太宗既已铁了心地立了李治，就只得抱着幻想过日，希望这个懦弱的接班人能改变自己的心性，按照自己的意愿成才，遂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循循善诱。见他吃饭就说，你知道耕作之艰辛，才能常有这样的饭菜吃；见他乘马就说，你知道它劳役之苦，就知道应当爱惜它，而不过分驱役它，方能常有马骑；见他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如水，君犹如舟；见他在树下休息就说：“木从绳则直（木不正则以绳矫直），后（君主）从谏则圣。”为约束太子的言行，使太子有一个自修自律的行为准则，太宗又亲作《帝范十二篇》赐太子，要他刻苦学习如何“修身治国”，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还要“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说自己过错不少不足以效法，谆谆告诫太子说：“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太宗忧心忡忡地提出警告，要儿子牢记建国迟而亡国速，得位难而失位易，要他千万珍惜即将负起的历史使命，谨慎行事。

太宗确是一位心地良善而行为严谨的君王，他用心之良苦，也确实令人敬服。然而他苦心孤诣，幻想李治能改变其天性，去挑他根本无法挑起的重担，去担他承担不了的重任，甚至幻想这只绵羊能变成豺狼，这只老鼠能变成老虎，去守护那片杀机四伏充满血腥的原野山林，也只能是自欺欺人，聊以自慰罢了。他又怎能排遣心中的忧烦，到头来他还必须去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苦楚。内忧使一代贤王备受煎熬，他极力想摆脱颓丧重振雄风。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