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败笔

确立储君，自古存在两种不同方式，即择贤法和嫡长法。尧舜坚持择贤，尧之子丹朱不肖，遂传位于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遂传位于禹。自西周开始实行嫡长制，从此世代相袭。虽不乏贤明之君择贤而立，亦有顽暴之主以庶夺嫡，但却改变不了嫡长继承制的主流地位。

唐太宗虽以次子得立，本应对嫡长传位制度的弊端有更多更深的理解和感悟，但他却从家庭悲剧中获取了消极的教训，为了避免重演玄武之变骨肉相残的悲剧，他宁可弃贤取愚、弃强取弱，始终坚持嫡长传位，险些招来覆巢之祸。

承乾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太宗即位时才八岁的他就被立为太子，成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为了使承乾将来能够按照他的期望继承皇位，在承乾十五岁时太宗就指派左庶子于志宁和右庶子杜正伦两个德望俱隆的文臣去辅导他成才。太宗再三叮嘱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卿等不可不极谏。”这番话道出了一个父亲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情，也表达出一个明君对接班人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为了使太子得到锻炼，十七岁就让他“于东宫平决庶政”，出巡时又常令他“居守监国”，让他成为一名见习的小皇帝。

然而太宗这番良苦用心没有收到应有的回报。其实人之贤与不肖，既有先天因素又受环境影响，往往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尧、舜之父尚有朱、均之子。承乾注定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父亲的殷切期望和辅臣的精心调教，都不能使他克服恶习，相反他的积习进一步发展：因打猎而废学，居深宫累月不出见宫臣，治宫室防碍农功，宠幸宦官，昵近小人，私引突厥入宫，等等。于志宁等人屡屡规劝，承乾不听，而且心生反感，一怒之下竟派刺客刺杀于志宁，因刺客见于志宁“寝苫枕块”，正在居丧尽孝，是个孝子，不忍加害，于志宁才逃过一死。张玄素也因太子滥用库物取给无度上疏劝谏，还挨了他一顿马鞭，差点被打死。

太子的劣迹昭彰，太宗对此已有耳闻，但他依然不想放弃，想挽救他。群臣见魏王李泰十分得宠，遂生疑惑，颇有异议，以为主上动了废立之念。太宗听了十分生气，为了向群臣表示自己的决心不变，他决定委派以忠直著称的魏征去辅导太子，“以绝天下之疑”。当时魏征正卧病在床，难以从命，遂上表推辞。太宗手诏要他带病领命：“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又以“汉高祖几乎废了太子，赖四皓然后安”为例，要魏征像四皓那样尽心辅保太子。不久太子有足疾行走不便，群臣又妄加猜测，太宗又赶忙向群臣辟谣，并表明自己决不以枝代干、以庶代嫡，说太子虽病足，但不影响走路，况且根据仪礼，嫡子死，立嫡孙，而太子之子已经五岁。他再一次表示：“朕终不以蘖（分支）代宗。”

太子的恶行并未因太宗的良苦用心和辅臣的悉心调教而止步，他顽劣成性，怙恶不悛，在歧路上愈走愈远。他在伪装的掩饰下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不仅“与群小亵狎”，而且与貌美的少年乐童称心狎昵猥亵，“与同卧起”，搞起了同性恋；收罗地痞亡命，令他们“盗民间马牛”，烹煮共食；选剽悍奴仆辫发羊裘，装扮突厥牧羊，自己扮成可汗模样向他们征羊烹割而食；又做可汗死亡办丧事游戏，自己僵卧于地，令左右号哭，跨马环绕，以刀割面；分左右为两队，与汉王元昌（太宗弟）各率一队，披甲持矛作攻战游戏，“击刺流血，以为娱乐”，不尽力者绑在树上鞭抽棒打，有的甚至被打死；还扬言将来做了天子，就于苑中设万人营，与汉王分率观其战斗，“有谏者辄杀之”。于志宁和张玄素上疏苦谏，太子大怒，又派人刺杀未遂。太宗了解情况之后捕杀称心等数人，并严厉责让太子。但太子不思悔改，怀疑是弟弟魏王李泰暗中使坏告的密，派刺客刺杀，又未遂。称心被杀，他悲痛万分，于苑中修坟树碑、室内立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思念不已。

太子的怨恨与日俱增，最后在吏部尚书侯君集和汉王元昌等人的蛊惑下阴谋叛乱。侯君集因破高昌时带头违反军纪，“私取其珍宝，致使将士竞相盗窃”被下狱问罪，太宗念及既往功高而赦免，但他从此记恨在心，见太子顽劣庸暗，遂乘机煽动他造反，说魏王为主上所宠爱，殿下恐有“杨勇之祸”，并表示愿为太子效劳。汉王元昌行为不端，多行不法，和太子臭味相投，也劝他反。汉王早已垂涎太宗身旁的美姬，希望事成之后赐此美人作为他效忠的回报。除此之外还有建成余党李安俨、杜如晦之子驸马都尉杜荷等，这些人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密谋叛乱，他们割臂歃血为盟，誓同生死，令太子假装暴病垂危，诓太宗至东宫而后行事，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引弓搭箭，蓄势待发。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幸天不从人愿，承乾一伙周密的阴谋居然因为一个意外事件而败露。齐王李佑是太宗第五子，阴妃所生，封齐州（今山东济南）都督，他天生轻狂浮躁，少不更事，远君子而“昵近小人”，听信其母舅阴弘智的谗言，而“阴募死士”，以备不测，屡次拒纳忠谏，而致杀害太宗委派的辅臣权万纪等人，在阴弘智、阴弘亮兄弟的撺掇下拒城反。狂傲无知之徒举卵击石还自以为得计，每夜豪饮嬉戏口出狂言，喝得醉醺醺的阴弘亮说：“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为王挥刀拂之。”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李佑及其同党四十余人被押至京师处死。那个屡次为太子执行刺杀任务的干将纥干承基因牵连到李佑一案中被判死刑，为求活命而揭发太子阴谋，承乾一党全部落网，在群臣的恳请下太子免死被废为庶人，汉王元昌、侯君集、李安、杜荷等被处死。

太子败，魏王李泰亦遭池鱼之殃。李泰是太宗第四子，太子的同母弟，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太宗特为他于王府内设置文学馆，任其召引学士，著书立说，当时的社会名流与文学才俊归之如市，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太宗对其生活用度也百般关照，其“月给逾于太子”，又让他迁入武德殿，但都遭到谏臣的劝止。褚遂良引古为鉴，向太宗提出告诫，说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宠梁孝王、汉宣帝宠淮阳王，但最后反而都为他们招来祸殃，希望太宗遵循“圣人制礼”，“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魏徵也以当初高祖曾让元吉入居武德殿遭到反对一事进行规劝，而且说这种做法也会使魏王心中不安，他认为如果出于对魏王的疼爱和安全考虑，首先应当“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太宗都一一采纳。虽然如此，李泰却自恃恩宠志骄欲纵，而心生妄念，他见承乾不肖且有足疾，遂有夺嗣之望，于是大肆活动，暗中派人贿赂权贵结党营私，为自己评功摆好制造舆论，他们劝说太宗说 “魏王聪明，宜为上嗣”。太子地位受到威胁，也使出浑身解数予以反击，一方面派人冒充魏王府之人写匿名信揭发“泰罪恶”，又派纥干承基等人刺杀李泰，未果。承乾被废，太宗果真有立李泰为太子的想法，而且在李泰的甜言细语、信誓旦旦的迷惑下当面许诺，但却遭到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主张立晋王李治，并以“如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的话相逼。太宗也知道李治懦弱而李泰强悍，他一心想立李泰，却无法确保李治的安全，因此被逼得掉下眼泪，陷入极度矛盾与痛苦之中。李泰急于促成自己的心愿而做了一件蠢事，他怕太宗立李治，见李治面时故意提醒他说：“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李治被吓得忧心忡忡。太宗了解情况之后很是失望，开始后悔对李泰的许诺。同时承乾被废心里不服，听说太宗想立李泰为太子，更不甘心，因此告李泰一状来发泄心中的怨恨，并为自己开脱罪责，他说：“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他把自己的罪责归于李泰和“不逞之人”的身上。太宗当然明白，不过太宗却从中看清了李泰的不良居心。他是很讲原则的人，容不得半点虚伪与欺诈，岂能容忍别人在他面前施展阴谋诡计？因此断然决定收回对李泰的承诺。

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接二连三发生家庭巨变，李佑谋反诛，承乾谋反废，元昌诛，李泰阴谋夺嗣，这一系列打击几乎使太宗精神崩溃，他对长孙无忌、房玄龄几个信臣并不隐讳自己的隐痛，他痛苦万分地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他经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竟至于“又抽佩刀自刺”。经过长孙无忌等人的劝解，最后断然决定立李治为太子，并当即召集百官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他要群臣在其余诸子中推举合适人选。群臣也已洞悉太宗心迹，遂异口同声地说：“晋王仁孝，当为嗣。”遂立李治为太子，而将李泰“幽于北苑”。太宗弃泰立治还有另外一番良苦用心，血淋淋的玄武之变一直是他的心病，虽然他被迫举起屠刀，但终归是手足相残，在往后的岁月里，他还时常为亲情所苦，即位半个月后他追封建成、元吉分别为息王和刺王，命“以礼改葬”，又命他们的宫府旧僚前去为他们送葬，自己还“哭之于宜秋门，甚哀”。十年之后，他在送别兄弟诸王各就其国时，还表达了这种手足之情，他动情地说：“兄弟之情，岂不欲常共处，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如此。”又说“诸子尚可复有，兄弟不可复得”。说完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而“流涕呜咽不能止”。正因为难忘手足相残的惨痛教训，他才下决心弃泰立治。他知道李泰决非善类，而李治仁弱，因此如果“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太宗用心何其良苦哉！

不论是由于李泰取不正当手段经营太子之位，还是为了避免手足相残，太宗的决策都无可厚非，但他未能细酌懦弱的李治能否守住他的江山社稷，却不能不说是有欠考虑，而舍弃“类我”的吴王李恪，却绝对是个错误。太宗一心想要避免诸子骨肉相残，却反而为子孙带来无穷的祸患。太宗对汉室兴衰的历史耳熟能详，却未能从吕后之乱中汲取有益教训，以致在身后招来武后之劫，险些招来覆巢之祸。

唐太宗英明一世，但晚年却在立嗣问题上作出错误的决策，在他壮美绚丽的人生画卷上，添上了一抹败笔，岂不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