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镜

唐太宗把前朝兴亡的历史也当做一面镜子时时引照，从历代帝王成败中汲取教益，在确定基本国策和推行文治方针过程中时时借鉴。在研究导致周、秦两朝寿命长短不同的根本原因时他得出结论：周有天下八百年是因为它“增修仁义”，秦执政只有十五载，二世而亡是由于它“益尚诈力”。为此他取周的成功经验，最后确立了以“增修仁义”为中心的这一基本方针。在总结隋二世而亡的原因时，太宗追根到创业立国的隋文帝身上。房玄龄和萧瑀则认为隋文帝在治国方面勤勤恳恳，每日临朝与文武官员议论国事，有时一直到太阳偏西，卫士要为他们送晚餐。他们说隋文帝“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太宗认为这只是次要一面，主要在于隋文帝不明达事理，又过于严厉苛刻，所以多疑猜嫌，不信任群臣，事无巨细都要自己过问，日理万机苦身劳神，怎么可能不出错，群臣于是乐于领受成命，而且唯命是从，明知有错也不敢劝阻，这就是隋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他把隋文帝作为反面教员，反其道而行之，精选贤才任为百官，“使思天下之事”，以天下事为己任，在宰相的统领下，处理天下事，及时上奏，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赏罚，“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而且指示各专职部门，今后下达的诏敕法令如果“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 。魏徵也以隋炀帝穷奢极欲以致亡国的历史为教训，劝太宗居安思危。他说隋在未乱之时，自以为必不会乱，在未亡之时，自以为必不会亡，于是穷奢极欲，“赋役无穷，征伐不息”，至死不悟，直至灭亡。又说“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因此希望太宗“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 。如能于天下无事之时，坚持往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在讨论社会治安时，魏徵也取亡隋之鉴，他说隋炀帝命于士澄捕盗，抓了两千人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炀帝命全部处斩；大理丞张元济在审核时查明只有五人为盗，其余全是无辜平民，但他不敢如实禀奏，结果全部杀掉。太宗认为：“岂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因此要求群臣也应引以为戒。

唐太宗唯恐自己也像隋文帝那样断事不明，他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对他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接着列举历史事件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魏徵建议太宗“兼听广纳”，这样才能使贵臣不得壅蔽上聪，而下情得以上达。

唐太宗还从梁武帝父子的愚顽中获取教益。梁武帝笃信神佛，四处修建寺院推广佛教，主张苦行僧式修炼，终至酿成恶果。暮年，北朝东魏大将军侯景叛变，兵败，穷蹙只身投奔南朝，梁武帝不听劝阻，执意收留了他，不仅保留其河南王的封号，而且加封南豫州牧。侯景正月降梁，同年八月即举兵叛变，第二年攻陷梁都建康（今南京），自封为丞相，都督内外诸军，挟制武帝并限制他的饮食，八十六岁的武帝在无限悔恨愤懑与乏食的双重折磨下，饮恨而终。武帝的儿子湘东王萧绎平定侯景之乱后，在江陵称帝（梁元帝），但后来在西魏相国宇文泰攻陷江陵时自焚而死。唐太宗在与群臣议论梁武帝父子之死时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实际上是西魏之师，但后来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代西魏建立北周，故称之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 太宗以古为镜而知朝代兴亡，引为鉴戒，遂有贞观之辉煌，使唐室虽经历武后之劫和安史之乱尚能有天下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