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镜

镜子可以用来检查仪容衣冠是否整齐端庄，唐太宗把人当做镜子用来检查政事得失，以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在那个帝王拥有无上权威，一言可决人生死、喜怒可致国家兴亡的年代，他认为这是防止决策错误的有效方法。唐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魏徵等人成为唐太宗治国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镜子”，太宗曾向群臣表示过：“（魏）徵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即位之初他就经常把魏徵召入寝殿，“访以得失”；魏徵也认为得遇明主，因此“知无不言”。当时内有忧患社会动荡，外有强敌突厥为患，有人主张人主应当“震耀威武，征讨四夷”，魏徵则劝太宗“偃武修文”，把精力用在治理国家内部上，他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太宗采纳他的建议，四年而降服突厥以及其他部族，实现四夷拱手的夙愿。

在讨论应当怎样教育感化民众这个问题时，太宗担心“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教化）也”。魏徵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饥渴的人容易满足，饱经离乱的百姓容易教化。太宗按照魏徵的看法和意见勤抚百姓，虽然经历连续三年旱涝蝗等自然灾害，百姓并无怨言，社会治安始终良好，到了第四个年头大丰收，国内情况遂彻底改观，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人间美景，当年全国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在战乱之后，唐太宗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实现了天下大治，在中国历史上这应当说是个奇迹。

贞观元年岭南（五岭以南，包括今两广、云南南部和越南北部）诸州不断上奏酋长冯盎反，先后十几次，太宗于是下令调动数十州的兵力前往镇压。魏徵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冯盎未必真反，如果真反必定要分兵把守要塞，攻掠州县，而事实并非如此，他说“告反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可见并非真反，因此不宜兴师动众出兵讨伐。他建议只要派得力信臣前往安抚，向他们“示以至诚”，就可解决。太宗采纳其建议，果然不久冯盎派其子入朝，太宗心悦诚服地夸奖说：“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 唐高祖在位九年留下了“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的后患，官吏受贿的事屡见不鲜，太宗即位之初也像隋文帝那样派人向官吏假意行贿，有司门令收受一匹绢，太宗要杀他，民部尚书裴矩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孔子所主张的应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太宗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地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当众表扬他，说：“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当时选拔官吏时在资历和出身方面造假的现象很多，太宗很生气，于是“敕令自首，不首者死”。不久有人作假犯禁，太宗要杀他，兵部郎中戴胄争辩说这个人罪不至死，“据法应流（放）”。但太宗已有敕令在先，不杀此人岂不是折损他的威严？于是怒斥戴胄想要坚持守法而令他失信。戴胄据理力争，说敕令乃出于一时之喜怒，而法规则是国家用以布大信于天下，如能按照法律办事就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听了转怒为喜道：“卿能执法，朕复何忧。”遂把戴胄提拔到中央审判机关任大理少卿，专掌刑狱案件，戴胄不辱使命屡屡犯颜执法，“太宗皆从之，天下无怨狱”。如果太宗没有从谏如流之贤明，就不会有魏徵等敢于犯颜直谏的良臣，就会像隋文帝那样因怒而枉杀大臣。

贞观四年，太宗命修洛阳宫，给事中张玄素认为当初平定洛阳时，曾因隋宫室过于豪侈而令毁掉，至今不出十年又令重建，于是上疏提出质疑：“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况且今日的国力远不及隋世，而“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蔽，恐又甚于炀帝”。张玄素的言辞十分尖锐，但却有理有据，太宗只好承认自己考虑不周，暂时罢役。县（今山东夏津）县令裴仁轨犯“私役门夫”之罪，太宗命处斩，殿中侍御史李乾佑坚决反对说，法是天下共有之法，非陛下所独有，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恐怕天下无所措手足。太宗见他能坚持原则，敢于犯颜直谏，不但不怪罪，反而给他加官一级。

瀛州（辖今河北保定、河间等地）刺史卢祖尚廉正公直，才兼文武，太宗很器重他，想把镇抚交趾（今越南北部）的重任交给他，他先答应而后又反悔，而且坚决拒绝赴任。太宗认为身为一国之君却威令不行，很是恼火，一怒之下竟将他“斩于朝堂”，过后又觉得太过分，十分后悔。魏徵了解他的心情，遂借讨论北齐文宣帝高洋的为人时，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说文宣帝虽然狂暴嗜杀，但理屈时还能认错，当时他要让青州长史魏恺改任光州长史，魏恺认为大州长史出使回来有劳无过，反而降为小州长史不合理，所以拒绝赴任，文宣帝见他说得有理，遂取消委任。太宗当然知道魏徵的良苦用心，在魏徵的点拨下，他认识到“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遂命“复其官荫”。

贞观中期，太宗执政和虚心纳谏都不如初期，魏徵遂上奏疏，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看法：“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往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并提出恳切希望：“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不久他又上疏进一步阐述“近佞远忠”之害，说君子不能无小过，如果不害于正道就不必计较，不应敬而疏之；小人怀奸邪之心，危害深远。他恳切希望太宗“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太宗见他如此挚诚，十分感动，亲自回信表扬他并检讨自己说：“得公之谏，朕知过矣。”侍御史马周上疏，对地方官吏的重要性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然而今天“朝廷唯重内官（宦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者”，以致百姓未安。太宗对他的看法和建议非常赞赏，连连称善，立即作出决定：“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以上各举一人。” 唐太宗为了治理好国家甘愿屈尊降贵，放下帝王的架子，虚心听取逆耳之言，采纳忠谏，因此魏徵等人才敢于知无不言。太宗对这些敢于犯颜直谏的良臣总是心存敬佩，在一次宫宴上他表扬魏徵的功绩说：“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谬，魏征之功也。”但是良药毕竟苦口，有时也难以下咽，偶尔也有忍不住的时候。有一次退朝之后，太宗怒气冲冲地说：“会当杀此田舍翁。”说有朝一日要杀魏徵。长孙皇后开导他说，君明才能臣直，魏徵之直正是由于陛下之明故也，他听了顿息雷霆之怒，立即又高兴起来。

贞观十七年魏徵辞世，太宗悲痛万分，下令命百官九品以上都去给他送葬，出殡之日又登上禁苑西楼，“望哭尽哀”。而且为他立碑，并亲撰碑文，日夜思念这位为国为民忠心耿耿的股肱之臣，无限哀惋地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