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拱手

隋唐时期，突厥是中国的主要边患，隋炀帝曾经使东西突厥臣服，但后来他们乘中国内乱之机扩张势力，并与中原割据势力（军阀）相勾结，继续为患北部边陲。后来突厥政乱国衰，所属铁勒诸部相继叛离，并引起内战，突厥大败，又逢大雪为灾，平地数尺，羊马多死，饥荒严重，群臣认为突厥民饥畜瘐，是灭亡的征兆，纷纷劝太宗乘机讨灭之。太宗一贯以仁义服众，对待异族亦是如此，他认为乘人之危而以武力袭取之是不道德的，胜之不武。他说：“新与人结盟而背约，是不信；利人之灾，为不仁；乘人之危，是不武。”不同意出击，因此断然决策：“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存，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不久，突厥继续支持梁师都并合力入寇，梁师都兵败逃窜，突厥又大发兵救援他，太宗见突厥反复无常，既请和又援助梁师都，遂兴兵讨伐。突厥两个可汗内讧，突利被迫引兵降唐，颉利势孤遂兵败被擒。此前契丹、铁勒诸部以及奚、霫等部族已相继叛突厥，归附大唐，因此至贞观四年，大漠南北东自黑龙江下游、日本海，西至西海（黑海），北过贝加尔湖，中国北部所有非汉民族尽皆臣服；南部边陲诸少数民族亦相率降服，纷纷来朝入贡，计有东谢（今四川东南端今重庆市辖区）、贵州的南谢、牂牁以及充州蛮（今湖南张家界境内），西北党项羌（在今青海东南部和四川北部）也来归附。据户部统计，当年“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太宗即位仅四五年间就实现了“四夷拱手”的夙愿，他高兴地对群臣说：“昔人谓禦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逊居深宫的太上皇李渊听说颉利被擒，非常高兴：“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他设宴庆贺，自己弹起琵琶，太宗也跳起舞来，君臣尽欢，至夜方罢。各少数民族首领都齐聚长安，“四夷君长诣阙请上（太宗）为天可汗”，太宗踌躇满志，身为大唐天子，又被奉为天可汗统率四夷，他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之情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与四夷尊长都心悦诚服，齐声欢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