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心仁治

唐太宗从前代帝王治国的成败得失中汲取教益，坚决摒弃秦始皇得天下之后“益尚诈力”以及汉高祖得天下后诛杀功臣的做法，而取周武王“增修仁义”的成功经验，即位之后施仁政于天下，遂有贞观之旷古辉煌。

贞观之治的核心是一个“仁”字，孔子所推崇的“仁”，其核心是“爱人”，是博爱。事实上，有仁心仁德的人都会博施广爱，这样的人，立身民间，则修桥铺路，赈饥济贫，为善乡里；置之官场，则公正廉明，善抚百姓，造福一方；君临四海，则广布仁德、爱养百姓，恩泽天下。孔孟所主张的施仁政指的是“省刑罚，薄税敛”，以忠孝教导人民，使“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如此即使让他们制作木棒也可以打击那些拥有坚实盔甲、锐利刀枪的秦、楚军队了。唐太宗曾明确表示他对孔孟学说的推崇，他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认为有了它，就“如鸟有翼，如鱼有水”。

唐太宗出身于公侯世家却有一颗仁恕之心，少年时他见隋末丧乱民不聊生，遂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志，于是向其父首先建策举兵而争天下。当时他身为臣子，又处战争时期，不可能有更多利民之举，只能尽力而为，整肃军纪，严禁扰民，即便是在粮食极端匮乏的困难情况下也严禁剽掠，登上皇位之后方才得以大展宏图，实现以仁治国的夙愿。

贞观元年正月，在宣布改元的第三天，他借演奏《秦王破阵乐》之机向群臣申明他“戡乱以武，守成以文”的战略思想，向天下宣布大唐的基本国策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历史将由“武功”转变为“文治”的时代，国家也从此由“武德”正式进入“贞观”的新纪元。

历代贤明之君都能尊孔孟，施仁政，但大都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为的是争取民心以求得社会安定和国家的发展。而唐太宗施仁政，除了出于安定国家，以求得长治久安的考虑之外，还出自一颗仁恕之心，或者说，这二者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他为国家，也因仁心而施仁政，使百姓丰衣足食，国家也得以长治久安。他实行文治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故此在他执政期间有许多发自内心的精辟见解和独具特色的惊人举措，正是这些旷古未有的真知灼见和卓尔不群的辉煌业绩，使唐太宗成为后世明君竞相效法的楷模，《贞观政要》自然也就成为他们追求完美的必读教程。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治国在于治民，治民的关键在于解决民众的衣食问题。太宗仁治的中心思想是爱养百姓，即位之初他通过降封宗族这一重大举措，来阐明这一光辉思想。为了减少国库开支和百姓负担，他把唐高祖李渊为加强统治而遍封的一大批未出五服，包括童孺在内的宗亲，除少数有大功者外共数十人，一律由郡王降为县公，他阐明自己的观点说：“朕为天子，当爱养百姓，岂可劳百姓以养自己之宗族？”不久，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敬献箴言，说圣人受命救困扶危，因此“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太宗见他的观点和自己完全相同，十分赞赏，“赐以束帛”，将他提升为大理丞，让他分掌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的日常事务。

太宗的这一思想贯穿了执政期间的每一项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在他即位的当天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赦免天下一年租税，另一件是遣返宫女。他觉得这些人“幽闭可悯”，因此下诏：“放掖庭（妃嫔所居之处）宫女三千余人。”让她们各归亲戚，任其嫁人。两年后又遣返李渊及掖庭宫人三千余人，“任求伉俪”，理由仍然是：“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悯。” 贞观二年关内旱情严重，庄稼不收，百姓卖儿卖女，太宗下诏，用御府金帛替百姓赎回子女归还父母。隋末以来，突厥强盛为患边鄙，很多中国人因各种原因流亡于突厥。贞观四年突厥被降服，太宗“遣使以金帛赎之”，共赎回八万人。突厥降将揭发，有人曾以书信暗通隋萧皇后，大臣奏请立案侦察，太宗认为当时天下未定而突厥方强，有的人愚昧无知，可能会有此不智之举，然而“今天下已定，既往之罪何须追问”。他理解这些人的行为，认为不是里通外国，因此既往不咎。

即位之初，疮痍未覆，盗贼难禁，有人建议采用重法禁盗，太宗则认为，民之所以为盗，多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及廉耻”所致，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从“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入手，使百姓衣食有余，自然就不会为盗了。太宗带头去奢省费，原想建一宫殿，材料和资金皆已备好，他命立即停建。在随后的治国实践中他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完善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欲望太盛而糜费必广，糜费广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愁怨，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刑罚是治国治民的另一个必要手段，是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贤明之君教育诱导民众的重要方法之一。为了贯彻轻刑减罚的方针，贞观元年正月改元之后，太宗立即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与学士、法官多人议订新律令，将原绞刑五十条放宽为断右趾，太宗还是嫌肉刑太惨又改为流刑（充军），“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太宗读明堂针灸书，了解到人之五脏经络皆附于背部，于是特意下诏：“自今以后不得鞭笞囚徒之背。”贞观六年，太宗亲自向囚犯讯察吏狱情况，以纠正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他一贯坚持“民饥为盗”的观点，对死刑犯产生恻隐之心，再次作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骇人之举，下令将天下死刑犯全部“遣纵归家”，无须监督，任其自由行动，令他们来年秋天按期自动来京受死。第二年全国死刑犯三百九十人全部如期至朝堂复命，无一人逃匿，太宗见他们确有悔改表现，诚心服罪，遂将他们全部赦免。白居易赞誉唐太宗仁心仁治的诗句：“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至今仍流传于世。

太宗深知选择廉吏对于爱养百姓治好国家的极端重要性，遂确立“量才而用，择贤为吏”的原则，建立起一个清正廉明的州官县令队伍。即位之初，功臣争功不已，尤其是秦府故人，未得升官者口出怨言，说他们鞍前马后侍奉陛下，如今封官反在齐府人（齐王元吉府僚）之后，心中不平。太宗耐心地开导他们，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日所衣所食皆取之于民，故设官分职也应为民，当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新旧为先后哉，必（假如）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淮安王李神通倚仗皇叔的身份也为自己评功摆好，说他最先举兵关西首应义旗，而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会舞弄刀笔，其功却在他之上，心中不服。太宗见他以元勋自居，心中很不高兴，遂直言不讳地指出：“义旗初举，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接着开导他说，叔父是国之至亲，我也不吝所爱，但不可以要求我循私恩而要求与勋臣同赏。太宗大公无私，择贤而用、因功而赏，使群臣诸将心悦诚服。

为了选择廉官，他把都督、刺史的名字全部写在屏风上，又将他们的政绩善恶情况等备注于名下，作为升降的依据。考虑到“县令尤为亲民”，又命五品以上官员荐举才行兼优的人充任。

益州（今四川一带）山民造反，都督窦轨请发兵征讨，太宗不许。他认为主要是镇守边陲的官吏不善慰抚所致，说倚仗山林四出扰乱行窃是他们的习俗，“牧守（州县官吏）若能抚以恩信，（他们）自然率服，岂能轻动干戈，渔猎其民”。甚至将他们“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