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前夜

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充分利用“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这柄尚方宝剑，不失时机地开始治理国家。他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要使国家迅速摆脱战乱的困扰，从动荡中尽快稳定下来，为即将到来的大变革大发展创造出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

首先安抚国内。当时经历了十余年的战乱和玄武门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很不稳定，特别是中原地区，既是群雄逐鹿战祸连绵的重灾区，又是建成一党势力最强的地带，因此被列为重点安抚地区。李世民认为新任命的谏议大夫魏徵是最佳人选，因此派他前往“宣慰山东”（指华山以东地区即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并给与他酌情处理（便宜从事）的权力。魏徵曾经是建成的幕僚，官居洗马，曾建议建成亲征刘黑闼以取功名，以便作为资本来和李世民抗衡，同时乘机“结纳山东豪杰”以扩张势力，还劝他“早除秦王”。李世民素来器重魏徵的才干，对此不予怪罪，玄武之变以后还委以官职，派他安抚山东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同时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玄武之变以后，建成、元吉的党羽逃散隐匿民间，李世民曾下达赦令：“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羽一无所问。”但此项政策并未得到落实，有些人因被揭发而遭官府缉捕，因此那些有牵连的人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成为该地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李世民又下令：“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者，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诬告者按所诬告的罪名被惩罚）。”同时第二天即委派魏徵前往山东，因此魏徵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落实此项政策。

魏徵受命东行，到了磁州（辖今河北邯郸、磁县等）就遇到州县押解前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京师，魏徵认为这种做法违背太子的最新旨令。他刚直不阿，办事一丝不苟，既蒙李世民知遇之恩，怎能为了避嫌而不为国家考虑，于是毫不犹豫地将二人释放。魏徵不辱使命，得到世民的赞誉。

李世民的另一项决策是与突厥结盟消除边患，为国内的稳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即传位给他。太宗刚刚即位，突厥乘中国政局遽变太宗新立之机大举入寇，十几万大军兵临武功（今西安西），直逼京师长安，形势严峻而危急，为此“京师戒严”。颉利可汗有恃无恐地率师直抵咸阳城外之渭河便桥，并派遣使者入朝探听虚实。使者炫耀突厥之强盛，说可汗亲率百万雄师兵临京师，势难抵挡，气焰十分嚣张。太宗当面谴责突厥弃恩背盟并扣留羁押使者之后，带着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轻骑驰往渭水桥，与颉利隔水相望，谴责他负约。突厥被太宗的威风神武和大无畏的气势所震慑，“大惊，下马罗拜”。继而唐军奉命赶到，旌旗蔽野，太宗令唐军后退布阵，只留下自己与颉利继续对话。宰相萧瑀误以为太宗轻敌，坚决劝止，太宗向他说明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采取的重要决策，他认为突厥之所以敢于倾国来犯，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国有难，国君新立，无暇他顾，一时不能御敌，如果向其示弱，闭门固守，势必助长其气焰而致胡人纵兵大掠，难以遏制，为此轻骑独出，以示蔑视，展耀军容以示必战与必胜的决心与信心，这样反而会收到奇效，可以战必胜，和必固，他认为“制服突厥在此一举”。果然突厥被镇住了，颉利惧而请和。于是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随即退兵。太宗不费一兵一卒而降服突厥，在即位之初求得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太宗在即位前后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即收到内安外服的功效，为贞观之治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