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雄逐鹿

旧王朝覆灭，天下纷争才真正开始，这是王朝更迭的普遍规律。秦王朝灭亡，楚汉争霸开始；隋王朝灭亡，群雄竞逐开始。

农民起义运动沿着社会和传统观念为他们设定的轨道前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义军首领必然要称王称帝，纷纷参与到推翻旧王朝和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去。而来自穷苦百姓的义军将士们怀着质朴的愿望，祈盼着他们的首领能带领他们去争取生存的权利，继而希望他们能成为有道明君，带给他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一些旧王朝的官僚将佐和公侯权贵们也乘势举兵，他们各据一方起而争天下，欲分一杯羹，他们和义军首领分别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却抱着相同的政治目标——夺取天下，使自己成为新的帝王，可谓殊途同归。旧王朝灭亡之后，这一目标就突显出来，更加明朗化了，于是当初的盟友成为敌人，互相攻伐，经过一番斗争之后，较弱小的武装集团，或者发展壮大，或者被兼并消灭，或者依附于更强大的集团；较强大的集团可能继续发展，也可能分化瓦解而依附于更强大的集团。经过重新组合之后，营垒分明了，或者双雄争霸，或者三足鼎立而争天下。秦汉之际，彭越等义军首领依附于刘邦，英布、陈婴等投靠项羽，亡国的列国诸侯也分别依附于刘、项，最后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秦亡之后，自然就形成楚汉争霸的格局，最终成就了汉高祖的千秋帝业。隋唐期间的风云际会，逐渐形成李世民、窦建德和王世充三派势力鼎足而立的局面，最后成就了唐太宗的万载英名，恰似八百年前的历史重现。

衰朝之亡，势在必然；帝王之兴，也绝非偶然。衰暴之朝为帝王之兴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而成功的帝王只是凭借自己超凡的才能去利用这些条件，以完成自己的宏图霸业。秦纵暴，而汉兴；隋肆虐，而唐兴。这都是历史的必然。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隋炀帝死了，隋王朝亡了，群雄竞逐真正开始了，他们都想独占胜利成果，登上权益之顶峰，君临天下，于是各行其道，各展其才。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之后，立秦王杨浩（故秦王杨俊之子，炀帝之侄）为傀儡皇帝，拥兵十余万；王世充立越王杨恫（炀帝之孙）为傀儡皇帝，称皇泰帝，据东都洛阳；李渊废其所立之傀儡皇帝隋恭帝杨侑（炀帝之孙），称帝，以长安为根据地与群雄角力；萧铣据五岭以南至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广阔地带，拥兵四十余万；窦建德称夏王，拥兵十余万，雄据河北；李密的瓦岗军数十万雄据河南；刘武周称帝，据山西北部，梁师都称帝，据陕西、内蒙古、甘肃部分地区，郭子和称王，据内蒙古南部，他们都北附突厥；薛举称帝，拥兵十余万，据甘肃东部；李轨称王，据甘肃河西走廊东部；杜伏威据安徽东部，称总管；李子通称帝，据江苏北部……

群雄竞逐，究竟鹿死谁手？谁能独得天下？争夺皇位夺取天下的斗争是何等残酷和曲折，但结局却非常简单明了，那就是“能者王，鲜能或无能者戮”。这是千古不易之铁律！对于历史上那些名高一世的农民起义的先驱者们，世人只能为他们的不朽业绩讴歌，为他们壮烈的一生称叹，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讳言其过。对那些成功的帝王，后人不会忘记他们终结了一个衰败王朝的腐朽统治，使中国摆脱分裂、使百姓摆脱流离之苦的历史功绩，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指责他们如何如何地利用或镇压农民起义，那是不公平的。孰不知历代农民起义没有例外地都要完成由反压迫、反剥削到争夺天下的性质上的转变；而成功的义军首领一旦夺取了天下，他们就会成为统治中国的新皇帝，他们就必须按照帝王传统的行为法则行事，他们已不再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布衣”，而是锦衣玉食的帝王，他们和公侯出身的帝王并无二致，同样拥有天下的一切财富，对一切人包括那些和他们过去一样的穷苦百姓以及追随他们打天下的“战友”操生杀大权，同样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刘邦曾经当过十里亭长，后人把他叫做“布衣天子”，朱元璋出身赤贫，曾经当过和尚，不妨称之为“袈裟天子”，他们和公侯出身的秦始皇、隋文帝有什么两样吗？没有！他们得天下以后都在杀人，杀很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