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壑难填

隋炀帝穷奢极欲，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耗尽了民脂民膏，无休无止的徭役、兵役也加于天下百姓。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通济渠，用民夫“前后百余万”；开邗沟，“又发民十余万”；开永济渠， “发诸郡男女百余万”；筑长城，“发丁男百余万”。每项工程所规定的工期又都极短，开运河、造龙舟，都限期在五个月内竣工；建东都，也限期十个月完成。期限急迫，违者严惩，乃至处斩，因此官吏督役严急，又乘机克扣经费大捞油水。贪官阴险毒辣，监工如狼似虎，民夫在吃不饱的情况下超负荷劳动，受到非人待遇，冻馁交加，死者不计其数。建东京时，“役丁死者十之四五”，运载死尸的车辆往返于成皋（洛阳东）、洛阳与河阳（洛阳北之孟州）之间，络绎不绝，相望于道。为伐高丽造战船，役工的工作条件更加恶劣，“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下皆生蛆，死者十之三四”。运载军需物资的民夫达数十万人，填街塞道，昼夜不绝，累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死者相枕，臭秽盈路”。甚至一些官吏也被奴役致死，炀帝乘龙舟自江都至涿郡全程三千多里，他命一些官员徒步随行，这些官老爷平时养尊处优，怎经得起如此长途跋涉、劳累冻饿？“因而致死者十之一二”。每项工程所需物资也都取之于民，官吏又乘机盘剥，鱼肉百姓。建东京，“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筑西苑，苑中凿海，海中造山，秋冬凋零则“剪彩为华叶、为荷菱”；炀帝经常巡游，前有仪仗，后有卫队，通常都用鸟类羽毛装饰旌旗和服饰，因此“帝每出巡，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为此朝廷敕令州县征收羽毛，于是官府命百姓捕鸟，鸟被捕尽就捕兽，用兽毛顶替，于是“鸟兽俱尽，所役二十余万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

炀帝每次出巡，敕令沿途官府献食，表现好的升官，不好的降职。炀帝西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甚精”，于是把他树为样板提升为博陵太守；马邑太守杨廓则恰好相反，“独无所献”，也当做典型批驳，令其至博陵取经。正反两面的典范一经树起，于是所过州县“献食竟为丰侈”。炀帝乘龙舟下江都时，下令所过州县在五百里内均需献食，州官县令于是争献美食，有的一州献食竟至百车，燕翅参鲍、鹿唇熊掌，集水陆之珍奇；而后宫饫甘餍肥，无法消受，只好把这些珍肴美馔扔掉埋掉。

隋炀帝好大喜功，追逐秦皇、汉武，穷征四夷，士卒死伤不计其数。大业元年，兵击林邑（即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虽大获全胜，刻石记功而还，但“士卒肿足死者十之四五”，主将刘方“亦得疾卒于道”。五年，征西域回师时，经过大斗拔谷（今青海东北与甘肃交界之隘路），因山路狭隘只能鱼贯而行，当时正遇大风雪，士卒与文武官员连冻带饿，大部分被冻死，“士卒冻死者太半（过半或至三分之二）。八年，征高丽战死者数十万，仅渡辽之师三十余万，就几乎全军覆没。

隋炀帝欲壑难填，百姓不堪其苦，安分守己势必冻饿而死，铤而走险或许尚有一线生机，于是在伐高丽积极备战的大业七年，窦建德等人在水陆备战的中心地带河北和山东举旗造反，他对同县孙安祖说的一席话道出了穷苦百姓的心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穷困，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乃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他们所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很快燃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