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黩武

西域既定，隋文帝开始筹划东伐高丽。征高丽的准备工作开始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出于水路运输备战的需要，他颁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穿永济渠”，引山西南部沁河之水南入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南之涿州）。

隋炀帝伐高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与触发因素。高丽素来不甘臣服中国，又乘中国南北朝内乱之机侵占我辽东地区，开皇十八年，高丽又入寇辽西，隋文帝大怒，令汉王杨谅和大将军王世积率三十万大军水陆并进伐高丽，但因逢水潦与疫情，海路又遭风灾船多沉没，因此军机失利，死者十之八九，最后竟无功而返。炀帝平定西域后第二年，再访东突厥，当时正值高丽使者亦在，启民可汗不敢隐瞒。炀帝早有再伐高丽之心，如今见其使者暗地里联系东突厥，自然以为他们又要兴风作浪，于是把伐高丽提到日程上来。黄门侍郎裴矩也主张并鼓动伐高丽，他说高丽本是周武王封给商纣王族叔箕子的封地，汉、晋时期也都是中国的郡县，后来才成为异国他邦，先帝曾出兵征讨，但因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如今陛下在位，“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貊为古代北方民族，部分徙居朝鲜半岛）之乡乎”？有重臣的支持，隋炀帝遂下定东伐的决心，于是下诏讨高丽并积极备战：造战船三百艘，征买军马；向全国征兵并会集于涿郡；向江南征调水手一万人、弓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冰镩等凿冰用具）手三万人；下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造戎车五万乘以供装载衣物铠甲之用；向全国征调民夫；船运黎阳（今河南浚县）、洛口等仓的粮米至涿郡……全国总动员，欲一举降服高丽。

第二年开始东伐，四方兵马及军需物资云集涿郡，隋炀帝信心百倍，他兴致勃勃地问合水令庾质：“高丽之众都不能当我之一郡，如今以百万之众伐之，卿以为能克否？”庾质委婉地劝道，伐之当然能克，不过臣不愿陛下亲行，若车驾留此而命猛将率劲卒前往即可，陛下只须面授方略，令其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攻之必克。炀帝本想听些恭维话，没想到竟被泼了盆冷水，心里很不高兴，以为庾质怕死不愿从行，遂命他留下。右尚方署临事耿询也极力劝阻，但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差点丢了性命，幸亏有人苦苦相救，炀帝方才刀下留人。

隋炀帝兵击高丽之志不可动摇，而且信心百倍。十四年前还是晋王的时候，他刚刚二十岁，就受命统帅五十万大军平定南朝陈国，如今君临天下，以少壮之精强，挟天朝之神威，以倾国之师东征弹丸之国，他志在必得。他把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分成左右各十二军，浩浩荡荡直指高丽京都平壤；每天发一军行四十里，连发四十日，连营渐进，百万之师“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他的御营最后出发，“又亘八十里”。出师之盛，亘古未有。

隋炀帝十分欣赏自己的杰作，他像一个资深导演，居然把伐高丽的战争排布得像巡游江都那样轰轰烈烈、风风光光，他以为如此一来定可使蛮貊之邦得见衣冠大国的神威，东夷小丑定会像突厥那样屈膝稽颡、跪伏称臣。只可惜战争并非宴游，方兴之高丽也绝非卑微之突厥，战争之胜败更不取决于它是如何的排场，如何的绵亘千万里，没有英明的统帅，即便是正义的战争数倍于敌人的兵力也将以失败而告终。果然高丽并没有被他的出师盛况所吓倒，隋师在辽河岸边就遭到顽强抵抗。经过浴血奋战，方才击溃高丽防线，渡辽河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以当时悬殊的兵力辽东城当指日可下，但由于炀帝的错误决策以及其他不利因素，使这次关键性战役以至整个征辽战争失败。隋炀帝有灭陈之辉煌战绩，更加自负武功，又自以为此举旨在“吊民伐罪，非为功名”，故下达禁令，不得“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等等。炀帝的禁令有如一个个紧箍咒，将帅们怎敢擅自进退。辽东城守卫虽坚，怎敌得住数十万大军的围攻？不得已而请降，但攻城诸将不敢违背炀帝的禁令，自作主张，而不得不“先令驰奏”。因此城中乘此间隙修复防御工事再聚力量，当将帅们接到允许受降的旨令时，对方又以新的姿态“随出拒战”。如此再三，炀帝始终不悟，因此辽东城久攻不下。炀帝亲临辽东城下，视察地形，认为这是诸将攻战不力所致，于是威胁说：“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我今来此，正欲观公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尽，归罪于将帅，以斩首相威胁。听到这些狠话，诸将都战栗失色不知所措。加之炀帝任人无方遂致将帅不和，坐失军机，军士又不堪重负，出战之前弃米埋粮，宁可忍着饥饿作疲劳之战，因此在高丽兵顽强抵抗和四面包抄袭击下，大败。不但辽东城久攻不下，越过鸭绿江距平壤只有三十里的九路雄兵，以及从海路登陆进兵至距平壤只有六十里的江淮水师，也全部兵败，狼狈不堪。自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兴兵至七月兵败，半年之间百万雄师折损及半，军需物资损失殆尽，仅渡辽九个军的三十万五千人，就只剩下两千七百人，而军需物资器械等以巨万计也都“失亡荡尽”。炀帝大怒，面对惨重失败他既不反思，更不自责，而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属下，大诛将帅。当时刘士龙以尚书右丞任慰抚使，他“斩刘士龙以谢天下”；把大将军于仲文等一批将领全部解职，除名为民。诸将也上行下效，把责任推给于仲文，于是炀帝把他投入监狱，不久忧愤发病而死。

隋炀帝未能按预定计划扫平高丽，反而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心中恨恨不平，以为堂堂天朝大国受辱于番邦小夷，天子之威风扫地，他愤愤然对侍臣道：“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第二年又准备二次东伐。左光禄大夫郭荣劝谏说：“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小家鼠）发机。”刚愎自用的隋炀帝拒绝接受。第二年又亲征高丽，再一次大战于辽东城，还是持久而不能拔，因杨玄感之乱中途旋师，二次东伐又无功而返。

第三年平定杨玄感之乱以后，又征兵天下，准备第三次伐高丽。然而当时已是民怨沸腾，义军四起，遍地烽火，征兵不能如期到达，而士卒又多半道逃亡，只能勉强作战。不过高丽也因连年战争，疲惫不堪，国力不支，在大兵压境逼近平壤时，惧而乞降，于是炀帝乘势收兵。第三次伐高丽总算有了一次奏凯而归的“辉煌”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