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之死

隋文帝自以为是，自命不凡，他自矜其能、自负其才，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后期的失政，也没有参悟到自己业已将艰辛创下的基业亲手置于累卵之上，更不可能觉察到他废长立次的决策业已铸成大错，而对自己重新确立的接班人十分欣赏，深信不疑。杨广始终是他和皇后的“特别钟爱”，是他们的骄傲。相士说他“贵不可言”；儿媳说有神托梦，“（晋）王必有天下”；自己亲临视察，也确信他“不好声色”、朴实无华；宫廷内外又众口一词，“称其仁孝”；其文韬武略，雄冠诸兄弟，有平陈之功……他为自己的英明决策所陶醉。

隋文帝对尚书左仆射（宰相）杨素也十分满意。苏威因结党罢官，高颎以谋反除名，李德林以忤逆贬逐，刘昉以叛逆诛，郑译以巫蛊黜……唯独杨素始终对自己忠心不二，又有助成废立之功，在许多重大决策上也屡立大功，故而对杨素备加宠信，因此当大理卿梁毗不识时务地上书指控杨素专权误国时，他万难接受。梁毗说，朝臣之“枯荣决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说杨素之“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并提出警告说，假如“天下无事，容息异图”，一旦“四海有虞，必为祸始”。隋文帝看了梁毗的奏章大怒，他始终怀有一种病态心理，认为对宠臣的恶意指控旨在指责自己有眼无珠，任非其人，他怎能不深感受辱，于是必予严惩。当初有人上告高颎谋反，被他处斩；后来贺若弼攻击高颎和杨素二相只会“啖饭”，是个饭桶，也几乎被处死；如今梁毗竟然又恶语中伤杨素，文帝岂能宽恕，遂将他下狱。梁毗不屈，依然坚持己见，冒死“极言素擅宠弄权，杀戮无道”。又揭露道：“太子、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悚，唯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梁毗的长篇奏章，只有这几句话隋文帝听得进去，他本来也担心杨素位高权重而阴蓄异图，有不轨之心，如今见梁毗说得有理有据，方才有所警惕，遂稍夺杨素之权，梁毗也因之捡了一条命。

可悲的是隋文帝作为一个父亲，他没有看透儿子的庐山真面目；作为一个君主，他也未能识破宠臣奸佞的本性，因此不得不自食恶果。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危机终于爆发了。当时旁有宠妃陈夫人和蔡夫人侍奉，宰相杨素、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也“入阁侍疾”，又“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隋文帝已是六十一岁高龄，既已重病，杨广估计恐难再起，自己虽是储君，皇位已是囊中之物，但这毕竟是靠阴谋所得，因此心中总不托底，唯恐节外生枝，况且废太子尚囚于东宫，始终是个隐患，他怎能高枕无忧。他生怕在此关键时刻节外生枝，生出什么意外，因此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一方面暗中布防以备不测，另一方面特别关注文帝的病情发展，以便随时做应急处理。杨素是他的心腹死党与智囊，所以他用手书时时与其联系，靠杨素传递信息并出谋划策，每次杨素总是“录事状以报”，如实向他汇报情况。事出偶然，宫人竟将杨广写给杨素的书札“误送上所”，文帝看了十分震怒，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精心遴选而且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竟然如此居心叵测，遂生怨恨，并开始反悔。再者杨广有幸得见陈夫人，为夫人之美色所迷，一见钟情，心生爱慕，而至淫心暴起，他抑制不住美色的诱惑和激情的冲动，因文帝重病在床而无所忌惮，于是撕下谦谦君子的面纱，将礼仪伦常抛向九霄云外，乘她“平旦出更衣”之机，像一只春情发动的野兽，扑将过去，欲行非礼，夫人“拒之得免”，仓惶逃归。文帝见陈夫人“神色有异”，诘问其故，夫人深受欺辱委屈万端，控制不住激愤之情，泫然泪落道：“太子无礼。”文帝心疼爱妾受欺，深恨“爱子”兽行，怒不可遏，使他无法容忍的是，他精选出来的储君竟然是一个禽兽不如的畜生，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痛苦不堪、痛悔莫名地高声骂道：“畜生何足付大事。”随即令柳述和元岩写敕召废太子杨勇，想重行废立。杨素大惊急忙奔告。杨广见文帝已改初衷，要下手废了自己，他岂能容其反悔而使多年来惨淡经营的事业功亏一篑，形势万分危急，间不容发，他当机立断，遂与杨素导演了一出弑父窃国的惊天惨剧。他们一方面用伪诏抓捕柳述和元岩，“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一方面更换宿卫，遣出宫人，而后“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张衡受命杀文帝于寝殿之内。据说“张衡拉杀帝，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其死状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隋文帝临死方知易嗣之误，但却至死不悟，以为是误信皇后之言始有今日之祸，他心怨皇后，遂呼出“独孤误我”之言。他始终没能意识到正是由于自己猜忌信谗，故屡为谮辞所乘；也由于自己苛酷寡恩，致使诸子相继被废，而畜生才得以衣冠入嗣，自己最终也难逃枭獍之毒手（枭食母，獍食父）。即使如此，他还是不得不备受易嗣舛误、父遭子毒的折磨。他自酿毒酒，自食苦果，在极度痛苦中饮恨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