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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智慧:十三位煊赫帝王
1.5.8 太子之死

太子之死

太子杨勇之死是因为他挡了二弟杨广的道,所以杨广设计把他杀死。隋文帝猜忌信谗以及对子女的偏爱使杨广得以顺利地实现其政治图谋。

杨广容貌俊秀、仪表堂堂,是公认的美男子,其智慧也远胜于他的四个兄弟。他机灵乖巧、能言善辩,懂得如何讨父母的欢心,遂博得父母的特别钟爱。隋文帝和独孤后在五个儿子当中唯独对他“特所钟爱”,并寄以厚望,从少年时起就给予特殊的信任和重用。隋文帝受禅时,他年仅十三岁,即被封为晋王,官拜柱国(最高武官),被委以重任,为并州(今太原市一带)总管,镇守最重要的边关要塞,以防突厥。接着又加封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以及河北道行台尚书令。隋文帝曾请人秘密为他的几个儿子相面,相者告诉他:“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他听了更加高兴,对杨广益加宠爱。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杨广备受父母的宠爱,上天却没有给他更多的恩宠与眷顾,却做了错位的安排,让他屈居次子,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皇位继承人,而让那个懦弱无能的长兄杨勇按照嫡长继承的传统成为储君。对此不仅杨广觉得憋屈,心中愤愤不平,隋文帝也深感遗憾,觉得这样对他的爱子太不公平。平庸怯懦的储君和强劲的藩王就注定了一场夺嗣之争不可避免,而他们那个能够逆转乾坤改变他们命运的严父的苛刻寡恩、多疑信谗又自以为是,决定了这场斗争将以太子的失败而告终。自古以来宫廷内部夺位之争总是刀光剑影残酷异常。龙争虎斗,骨肉相残,而且常被演绎得惊天动地、撼人心魄。杨广的多智和善变却为这场宫廷惨变和家庭悲剧,平添了几分戏剧成分和传奇色彩。

过人的才智与炽烈的权欲使杨广不甘于现状,他下决心要和命运做一番抗争和拼搏,要坚决搬掉挡在他面前的这块绊脚石。他知道废立是国家大事中之大事,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如愿以偿,必须做一番艰苦的努力和细致的工作。他也知道其决策权操于皇帝一人手中,而皇后枕边之言也至关重要,故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父母对他的宠爱,进一步博取他们的好感与欢心。于是他像变色龙那样根据需要而改变颜色。他知道父母都十分勤俭,生活工作各方面也非常严谨,而自己恰恰相反,天性侈靡而好色,因此在父母面前就把他这些嗜好严严实实地包藏起来,故意作出质朴节俭、不好声色、不近妃嫔的假象,欺世盗名以骗取父母的垂爱与朝臣的敬重。父母前往他的王府探望,他预先做了精心的安排,把美女藏起来只留一些又老又丑的,宫内饰物也全部换成素色的,给人留下不好女色质朴无华的印象,又“故(意断)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文帝看了心中高兴,以为爱子真的不好声色,回宫后还得意洋洋地向左右近臣夸耀杨广,“意甚喜”。杨广为了笼络人心,朝中凡有权势的命官“广皆倾心与交”,即便是帝后身边的近侍奴仆,他也不失时机地尽力施恩施惠。每有近侍前来传达旨意,不论高低贵贱,夫妻二人一定毕恭毕敬地亲自出门迎接,好酒好菜款待,临走还要送上厚礼。于是朝廷上下无不称贤,宫闱内外,“无不称其仁孝”,杨广的良苦用心奏效了!

与此相反,太子杨勇“性宽厚”,但和聪明伶俐的杨广相比就显得格外笨拙,又不善取悦父母,更不懂得伪装自己,因此逐渐失爱于父母。他根本不知道父母的好恶,行为又很不检点,蜀人所制铠甲做工已十分精巧,买来后他又再行修饰,遂招来一贯厉行节俭的文帝训斥:“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储君),当以俭约为先。”为了教导他节俭,又赐给他旧时的佩刀一柄和腌菜一盒,叮嘱他不要忘本:“存记前事,应知我心。”自此父子感情开始有了隔阂。文帝始终认为诛杀贬黜功臣是对的,因为他们该杀该贬,天性宽厚的杨勇不会随声附和,反而口出逆声,说:“此辈并有佐命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文帝听了十分反感,他坚持己见,用话把他顶回去,说他们“皆反复子也,以无赖得幸(于周帝)”,坚决不予采纳。他们之间的政见不同,遂使矛盾加剧,导致感情的进一步歧离。

杨勇对生父的性情品行更是一无所知,他的不检点行为进一步触犯了父亲的禁忌。他是储君,就是未来的皇帝,群臣哪敢怠慢。时值冬至,按照惯例百官纷纷前往东宫向他祝贺,杨勇未加细酌竟“张乐受贺”。他未想到这种轻率之举竟无意中又触犯了父亲的禁忌。心胸狭窄的文帝看到百官心向太子,深受刺激,他把儿子头上那一点点暗淡的萤光视之为一个炫目的光环,心里十分难受,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快,于是诘问群臣说:“近闻(冬)至日,内外百官相帅朝东宫,此何礼也?”主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卿辩解说,对于东宫只是说祝贺,并不是朝拜。文帝很不高兴地驳斥说,“一时(百官)普集,太子法服(穿规定的礼仪服饰),设乐以待。可乎?”他质问说,如此排场,合适吗?因此下诏明令禁止,说皇太子虽为嗣君,但又是臣子,而各职官之长正冬前往东宫朝贺,进献贡礼,不合臣子之礼,应当全部停止。

隋文帝因妒而生猜忌,嫌隙既生,对太子的恩宠就一去不再复返,又有聪明伶俐善解人意而且才华横溢的杨广在侧,自然而然地就萌生废黜之念。又值太子妃元氏突发心脏病而死,遂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元妃本来就不得宠,其暴毙自然会引起猜疑,独孤后怀疑是太子所害。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有时十分奇妙,有的偏爱有加,有的厌恶特甚,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春秋时期,郑庄公寤生出世时脚先下,使他母亲受到惊吓,从此对他十分厌恶,而对其弟共叔段则百般宠爱,甚至怂恿他谋反,鼓动他从庄公手里夺取政权。庄公平叛之后,心怨其母之绝情,于是立下重誓, “除非九泉,不再相逢”。但母子之情实属天性,庄公后来觉得自己的言行鲁莽而过分,故常为情所苦,想重续母子之情又违背重誓,进退两难。后经高人指点,掘地见母,与生母相见于“九泉”;其母亦悔恨不已,从此母子和好。

然而杨勇就没有郑庄公那样幸运了。独孤后从自身地位出发去理解太子妃暴死,以及太子之宠姬云氏独专内政这件事,认定太子妃是杨勇所害,于是令人暗中窥视,寻找杨勇的过失,足见母子之情已恩断义绝。她和郑庄公之母一样如中邪祟,一心想废长立幼而不惜采取卑劣的手段。

隋文帝和独孤后的这种心迹早被聪明绝顶的杨广看穿,于是进一步施展阴谋来加速废立的进程。他身兼扬州总管,遂借辞行之机向母亲哭诉,他很会演戏,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伏地流涕”,诉说委屈与忧惧,说他一贯恪守孝悌,善事长兄,但不知何罪失爱于太子,竟欲加害。他无中生有地说他“每恐鸩毒遇于杯勺”,说怕太子向他投毒。他的戏演得十分逼真,皇后先见爱子伏地哭诉,已经心疼得“泫然泣下”,而当她听到孽子竟然设计加害爱子之后转为恼怒,她愤愤然说:“(孽子)渐不可耐。我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妇礼待之,专宠阿云。新妇(元氏)遇毒而夭,何故复于汝发如此意。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 于是皇后废立之志乃决。杨广见阴谋奏效,心中暗喜,于是又进一步策划,他求助于“能移上意”的权臣杨素。杨素当然求之不得,他本是趋炎附势之徒,帝后废立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如能于此时助成旧主新君的心愿,肯定会永葆恩宠与爵禄,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应诺。杨素在利欲的驱策下开始行动了,他在皇后面前吹捧杨广“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同时攻击杨勇,“盛言太子不才”,遂得到皇后的信任。独孤后为了促成文帝的决策,居然赠给杨素许多金宝,让他助成废立。杨素既受命于皇后,于是放胆而行,设计构陷太子。

阴谋在悄悄地进行,像幽灵逐渐逼近太子。懦弱无能的杨勇听说之后,“忧惧,计无所出”。他像黑暗中孤身一人置身于旷野荒郊,穿行于坟丘墓地,听远方传来的鬼哭猿啼,心中充满恐惧和无助。他寡能鲜智,无计可施,无法力挽狂澜,身边又无一人能为他出谋划策,只好求助于鬼神来为自己消灾免祸,于是请来巫师设坛作法,想借巫术驱赶灾祸、挡住邪祟。可怜堂堂一国储君居然“于后园作庶人村,室屋卑陋,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希望)以挡之”。隋文帝听说儿子如此狼狈,“知勇心不自安”,却无半点悯恤之情,反而令杨素暗中监视,“观勇所为”。文帝的这种乖张做法正中杨素下怀,于是他故意激怒太子,然后诬告:“勇怨望,恐有他变,愿深防察。”文帝听说之后更加起疑,遂派人暗中窥视,细微末节的小事都令禀奏。杨广又收买文帝左右的人,令他们诬陷太子。最后擅于见风使舵的太史令又落井下石,奏称:“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至此,隋文帝废立之志乃决,他回应说,“玄象”早就有了,只是群臣不敢说破而已。杨广又以重赂收买太子身边的幸臣,令他们寻隙诬陷,于是“内外喧谤,(太子)过失日闻”。皇太子成了一只孤独无助的羔羊,面对群狼的围攻怎能幸免?他无谋反之心而坐成谋反之罪,他无罪而罪名成立。最后隋文帝当众表示自己的决心:“此儿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劝我废之,我以布衣时所生,地复居长,望其渐改,隐忍至今。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孝子。”又煞有介事地说自己“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最后宣布:“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当时有忠直之士劝谏说:“废立大事,诏旨若行,后悔无及。”又说“谗言罔极”,愿他明察。但是像这样的肺腑之言也难以动摇文帝之决心,他命人宣布“太子罪恶”,被杨广收买的东宫幸臣姬威于是历数太子“罪状”,说太子着意骄奢,而且扬言说若有敢劝谏者斩,杀他百十来人自然没有人敢吱声了,又说太子请人占卜,测皇上的死期,结果是“至尊忌在十八年”。文帝惊闻此言信以为真,遂感触万端潸然泪下道:“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遂宣诏废太子及其子女。杨勇浑身是嘴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只好逆受。他悲不自胜,满肚冤屈还得顿首再拜,乞哀告怜谢不杀之恩。言毕,泪如雨下,而后用臣子朝见皇帝时的传统礼节“舞蹈而去”。当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深表同情与怜悯。一大批东宫幸臣属官以及太子亲属因受牵连而被处斩,其妻妾子孙皆被没官,沦为奴仆宫婢。

晋王杨广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

杨勇被囚于东宫,交付太子杨广掌管。杨勇始终认为废非其罪,觉得冤屈,总想向父皇申诉。东宫离大殿很近,他于是爬上高树大呼,想求见父皇,声音传到殿中,杨素怕引起文帝注意坏了大事,遂扯谎说:“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附,不可复为太子。”后来杨广即皇帝位之后,当天立杀杨勇,他“矫称高祖之诏,赐故太子勇死,缢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