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之死

隋文帝苛酷寡恩、猜忌信谗，不仅为祸朝野，而且殃及子孙，最后还搭上自己的老命。他有五个儿子皆独孤后所生：太子杨勇、其次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隋文帝和他的五个儿子一共六人全部横死，无一善终。

秦王杨俊天性仁恕，又不想涉足政坛，而笃信神佛，想出家去当和尚，但未获许，心中郁闷不得自解，于是从另一方面发泄怨气而放纵情感，从此“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文帝天性节俭、阴私苛刻，得国之后视天地万物皆为己有，滥用一草一木如割其肌肤，悭吝至极，虽子孙亦不得滥加挥霍，违者严惩不贷。听说杨俊居然如此暴殄天物，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罢去杨俊上柱国与并州总管等官职，把他召还京师，置于自己监控之下。杨俊偏好女色，多内宠，其妻崔氏因失宠，妒而生恨，竟于瓜中下毒，使杨俊身染重疾。群臣见秦王因小过而受此严惩，如今又毒病在身，心中不忍，于是纷纷出来求情，说“秦王非有他过，因费官物、营造厩舍而已，臣谓可容”。但文帝依然坚持己见说：“法不可违。”又有人劝道：“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他还是拒不接纳，欲效周公大义灭亲。秦王因小过而遭此严惩，十分委屈，又见父皇如此薄情，更觉心寒。毒病之身怎禁得如此重挫？于是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不能朝拜，只能“遣使奉表”向他的父皇请罪。他以书面检讨谢罪，然而以小过而获重罪，检讨又怎能深刻？文帝又怎能因他的三言两语即改变冷酷无情的天性，他又怎能理解和体谅儿子的处境和感受，看到检讨极不深刻，大怒，于是予以重责，说：“戮力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汝为我子而欲败之，（尚）不知何以责汝？”杨俊听了使者的传达，又羞愧又害怕，他怕君父不能相容，在恐惧与忧虑的双重压力下，病情急速恶化，而成膏肓之疾，不久病故。虽说血浓于水，但隋文帝的亲情甚薄，儿子死了，他并不十分难过，“上哭之，数声而止”。隋文帝薄情如斯，几滴眼泪，表示他和杨俊曾经父子一场，总算亲情未泯；几声哀鸣，结束了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骨肉之情。杨俊既死，秦王府僚佐请为秦王立碑，他不许，说：“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为人作镇石耳。”不仅如此，杨俊的两个儿子也受株连，理由是：“母皆有罪，不合承嗣。”被废；其母崔氏因下毒，被赐死。

蜀王杨秀“容貌瑰伟，有胆气，好武艺”，可偏偏隋文帝对他就没有一丝好感。杨秀生性耿直放纵，不能取悦父母，隋文帝遂对他心生厌恶，隋文帝曾对独孤后说：“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虞，至兄弟，必反矣。”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有时非常玄妙，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只凭直觉，或者仅是出于偏见，他竟然断言这个儿子将来必反，从此对他暗伏杀机。

隋文帝遣将出征云南白蛮，杨秀派他的宠臣万智光从征。隋文帝认为杨秀用人不当，把他谴责了一顿，而且借题发挥，对群臣发泄心中之恶感说：“坏我法者，子孙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之，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他居然把自己比做猛虎，而把儿子比做损食猛虎之毛虫，至此杨秀已是在劫难逃了。

人之天性各不相同，天生阴险凶残的人虽处特殊环境、施以特殊手段也难以从善，天生仁恕宽和之人也很难为恶为祸。只有那些中庸之人方才能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人可使其为善，也可使其为不善，杨秀即属于这类“中人”。

自古帝王皆为他们的子孙指派一些德高望重的才学之士为辅臣，以辅导他们成才。杨秀初封内史令（即中书令，宰相）兼右领军大将军，后为益州总管。自辅臣元岩死后，杨秀没了管束，于是他逐渐奢侈起来，行为也越来越不检点，居然以天子的标准设置车马装饰，犯了隋文帝的大忌。后来长兄太子杨勇因谗被废，而晋王杨广以阴谋得立，杨秀心中愤愤不平。杨广闻听之后，把他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安。杨素前有助废太子之功，自然就成为杨广的心腹死党，因此杨广背地里命杨素捏造罪名诬陷他的同胞弟弟。于是隋文帝就听到不少对杨秀的诬陷，正好证实了他一贯认为“秀必反”与“虫食虎”的预见。杨素轻而易举地便使文帝相信杨秀有谋反之心，进而又使他相信，杨秀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谋反，于是隋文帝把杨秀召回长安。杨秀因自己行为不端怕受处罚，所以“犹豫称病不行”。其属臣司马源师苦苦相劝，说圣上有敕令召见，王却迁延不去，百姓不了解实情，恐怕会生出异议，这样内外猜疑，一旦圣上发雷霆之怒，派遣使者前来问罪，王将如何自明，愿他深思熟虑。杨秀不听。文帝见杨秀拒不应召，以为反迹已明，怕生变故，遂免去他益州总管之职，命原州总管独孤楷“驰传代之”。杨秀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至长安觐见。文帝业已断定他要谋反，因此见了面也不和他说话，对他不理不睬。第二天遣使把他谴责了一顿，并当廷宣布他的罪状，说：“前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遂将他交付执法者治罪。大臣庆整进谏规劝道：“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现子无多，何至如是？（况且）蜀王性甚耿介（耿直），今被重责，恐不自全。”庆整没有想到他的好心反而帮了倒忙，几句大实话正好击中文帝要害，触动其隐痛，无意中将杨秀推上了断头台，他自己差点也丢掉舌头。隋文帝听了这一席话怒不可遏，像一只被激怒的猛兽，要吞噬它的猎物，他恨恨地宣告：“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遂将其交付杨素等人推究审问。这实际上是把羊送入虎口。杨广乘机与杨素进一步设谋陷害。杨广命人做了个木偶，捆住双手，用钉穿心，并给它带上枷锁，上面写上文帝与汉王的姓名以及“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魂魄”等字样，然后把它埋于华山脚下，再由杨素把它挖出来。同时又伪造杨秀的“讨逆檄文”，说要讨伐“京师妖异，指期问罪”，然后把它夹在杨秀的文集里面。他们利用隋文帝猜忌的弱点，用卑劣的手段来陷害杨秀，并激怒文帝。文帝果然大怒，说：天下竟然还有这等事！在盛怒之下下诏“废秀为庶人”，把他关押起来，不让与妻儿见面，而且列出十大罪恶，最后连坐者多达百余人。治书侍御史柳彧曾得罪于杨素，也被诬陷“以内臣交通诸侯（指蜀王）”而被削职为民，流配广西戍守边镇。

杨秀被囚禁于内侍省，不得与妻儿相见，他上表乞哀告怜，希望能于一息尚存之时见爱子一面：“伏愿慈恩，赐垂矜悯，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爱子相见，令骸骨有所。”字字含泪，声声泣血，如子规夜啼。隋文帝并未杀杨秀，只是将他囚禁起来。隋炀帝时他也始终被囚，后来宇文化及杀炀帝，他一并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