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

隋文帝阴鸷狭隘、苛酷多疑的天性在自疑窃国的心理障碍的催化下进一步发展，使他逐渐陷入癫狂状态，当他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时候，一干功臣故旧、元勋国老就遭殃了，非杀即废，甚少获免。

他从八九岁的稚儿手里夺取天下，而后又斩草除根杀了稚儿，并诛灭宇文皇族，这是一切以禅代得国的阴谋家所惯用的规范化手段。对此他并不自责，更不会因此而心不自安，然而他却无法抑制由此而生的心理障碍。在几千年所形成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汪洋大海中，对于一个尚未完全丧失良知、泯灭人性的人来说，他怎能背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这种共同的行为准则而能心安理得，处之泰然？因此大臣们无心之言常常触动他的这块心病，使他狂躁而暴怒，谴责人家把他当做王莽而加严惩。

内史令李德林有佐命之功。杨坚辅政之初亟需大臣的支持，于是诚恳地求助于李德林：“朝廷赐令总文武事，经国重任，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李德林见大丞相如此器重，又想以此进身，遂明确表示愿鞍前马后侍奉新主，以死相报知遇之恩，他从此备受信重。隋文帝有一统天下之志，于是向李德林请教伐陈方略，德林建议他以晋王杨广为三军统帅。文帝回原籍祭祀，李德林因病未能随行，文帝急于与他商议伐陈之计，特意把他召至行所，之后许诺道：“待平陈之日，以七宝（七种或多种宝物）装严公，使自山以东无及公者。”可见李德林功劳之大，也足见隋文帝对他的器重。可是有一次李德林对隋文帝轻易废除“乡正专理辞讼”之法令持有异议，认为帝王不应“政令不一，朝成暮改”。本来只是就事论事，却不料无意中刺痛了隋文帝的伤口，于是勃然大怒，责问李德林“尔欲以我为王莽耶？”王莽篡汉之后，因变更法令导致混乱而败亡的历史人所共知，他以为李德林在旁敲侧击攻击他，遂将李德林贬出京师。李德林请求当个不参与朝政的散官留居京城，但文帝不许。李德林万万没有想到，文帝因为些许小事竟将他当初翼戴之功以及一切功劳全部一笔勾销，心中憋气，不久抑郁而终。

这种心态的进一步发展使原来就多疑的隋文帝更加多疑，于是常无端怀疑群臣对他不忠，极易信谗，当这种猜忌心理与其乖戾的性格特征糅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干佐命元勋遂相继罹难。

美阳公苏威少年时就有好名声，因此早年周室重臣宇文护就强招他为女婿，后来宇文护辅佐孝闵帝宇文觉代西魏立国之后专横跋扈，苏威知道宇文护难有善终，怕惹火烧身，遂“屏居山寺”，过起了隐居生活。周帝曾以高官厚禄聘他出山，他“皆辞疾不拜”。直到隋文帝受禅，他方才出山相佐，被封为太子少保，并追封其父苏绰为邳公，令其袭爵。他继承其父之遗志，致力于纠正“税法颇重”之弊政，建议“减赋役，务从轻简”，得到文帝的赞许，甚得信重，不断加官一直到身兼五职。苏威平步青云遭致妒者的弹劾，说他“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之心”。隋文帝却对他百般袒护，说苏威志向高远，为国操劳孜孜不倦，他离开苏威就寸步难行，就是才辩无双的杨素也无法和他相比。苏威和高颎二人“同心协赞，政刑大小，帝无不与之谋议然后行之，故革命数年，天下称平”，足见苏威功绩昭昭，在大隋朝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苏威官高爵显又名盛一时，遂遭妒毁；其子苏夔官拜太子通事舍人，也“有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因此也遭妒忌。国子博士何妥诬告苏威结党营私，说他与礼部尚书卢恺、尚书右丞王弘、考功郎李同和等人“共为朋党”，理由是“省中呼弘为世子，同和为叔”，说这两个人“如威之子弟”。如此结党营私，隋文帝岂能允许？遂下令彻查，彻查的结果是：“事颇有状。”于是罪名成立，隋文帝大怒，将苏威罢官除爵，知名人士被牵连而获罪者百余人。

高颎“明敏有器局（胸襟器量），习兵事，多计略”，因此杨坚辅政时也设法网罗他。高颎欣然受命，表示“愿受驱驰”，而且信誓旦旦地说：“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高颎又荐苏威，他与苏威二人同佐隋室，功勋卓著。隋文帝对高颎备加信重，向他请教南伐将帅，他推荐贺若弼与韩擒虎，后来二人在灭陈战争中都立下赫赫战功。隋文帝又向高颎请教取陈之策并按其计行事，遂使陈国财力俱困。隋文帝又命高颎以左仆射（宰相）为元帅长史辅佐晋王杨广伐陈，灭陈之后因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公，赐物九千叚”。后来有人上告高颎谋反，文帝不信，将上告者处斩之后慰劳他道：“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指小人）所能间（离间）也。”足见隋文帝对高颎的器重与信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高颎有翼戴之功，在治国和灭陈中又业绩斐然，遂官至丞相，爵封齐公，但他得罪了独孤皇后，故因谗遭贬。独孤后性妒，是典型的妒妇，而且手段毒辣，她千方百计不让隋文帝接近后宫妃嫔，有接近者杀无赦。有一次独孤后杀了隋文帝宠幸的宫人，文帝大怒，单骑出走。高颎等追上苦劝，文帝叹息道：“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高颎劝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皇后听说高颎竟敢将自己蔑称为“一妇人”，从此记恨在心。文帝与皇后不喜欢太子杨勇而偏爱次子晋王杨广，于是“潜有废立之志”，而且态度十分坚决。文帝对高颎道：“有神告晋王妃，言晋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颎长跪劝道：“长幼有序，岂可轻废。”因此再次得罪独孤后，隋文帝也很不高兴。独孤后抓住文帝多疑信谗的弱点屡进谗言，欲陷高颎。高颎夫人去世，文帝要为他续弦，高颎辞老谢绝，但不久高颎之爱妾生子，皇后遂借机挑拨，说当初陛下要为高颎娶妻，他心里想着爱妾，因此“面欺陛下”。文帝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心中很不高兴。文帝遣将征辽，高颎再三劝阻不听，后来征辽之师无功而返，皇后乘机又进谮词，说高颎当初就不想去，陛下一定要派他前往，当时就知道必定无功，文帝听了更不高兴。隋文帝命高颎辅佐汉王杨谅征辽，但杨谅年少，因此命高颎主抓军事，“专委军事于颎”，实际上让高颎全权主持军务。高颎秉公而行，“谅所言多不用”，杨谅因此怀恨在心，班师后他向皇后哭诉，无中生有地诬告：“儿幸免为高颎所杀”。文帝听说之后不辨真伪，心中“弥不平”，遂倾动杀机。近臣妒忌高颎之功，知帝后对其不满，欲借机扳倒他，并借此邀功，故诬告高颎想借请兵击突厥之机图谋反叛；又值王世积以谋反罪伏诛，于是又诬告高颎及大将军元旻、元胄皆与王世积交通。高颎面临死罪，虽有众大臣力保申辩，“（说）明颎无罪”，还是无济于事。趋炎附势之徒于是请斩高颎，只是由于文帝考虑到去年才杀虞庆则，今年又刚斩王世积，如果再诛高颎，恐怕天下会有异论，才放他一马。高颎因此才逃过一死，但被罢去上柱国和左仆射之职，“除名为民”。高颎无以自明，欲哭无泪，悲不自胜；隋文帝却毫不自责，毫不惋惜，依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对高颎说：“朕不负公，公自负也。” 刘昉和郑译是发起并伪造诏书让杨坚辅政的元谋，论佐命之功，当居第一，故文帝受禅之初分别封他们为黄公和沛公，权倾朝野。但后来隋文帝认为他们“恃功骄恣，溺于财利，不亲职务”，渐渐疏远他们，还吩咐属官不要向郑译汇报请示工作，第二年干脆命郑译“以上柱国归第”，虽赏赐丰厚，实际上已将他解职。郑译以佐命之勋遭此贬黜，心中惶惧不安，遂祈福于鬼神，欲为自己消灾，他请来道士设坛烧香作法，“呼道士醮章祈福”。却不幸为奴婢所告，说他以“巫蛊之术”诅咒并加害使他免职的人。文帝听了大怒，当时郑译又与其母分住，认为是忤逆不孝，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下诏以尖刻的言辞贬损他，说郑译“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无法处置，遂赐给他孝经让他熟读，并令其“与母共居”；郑译以元勋遭此严惩贬责，心中惶恐、忧惧，遂抑郁而死。

隋文帝也将刘昉免职，“令高颎代刘昉为司马”。刘昉是拥戴杨坚辅政的第一发起人，杨坚当初还犹豫不决，刘昉敦促道：“公若为，速为之；若不为，昉自为之。”杨坚方才从命，遂有天下。刘昉挟翼戴之首功，却遭免职，心实难平。当时上柱国郕公梁士彦平叛有功，上柱国杞公宇文忻也“善用兵，有威名”，而且与文帝“少相厚”，但他们都因为有才干声望而被隋文帝所疏忌，梁士彦被召回长安，宇文忻被罢官，二人皆为武将，心中不平，遂阴谋起兵反。刘昉与他们同病相怜，因此“闲居无事，数相往来”。梁士彦、宇文忻二人阴谋败露之后，刘昉被认为是从犯，遂将他与二人一起诛杀。

吏部尚书虞庆则、凉州总管宜阳公王世积、上柱国宋国公贺若弼、大将军卢贲、大司徒郢公王谊、乐安公元谐等佐命功臣也都相继以谋反等罪名被处死或罢官。

皇太子杨勇对其父诛杀、废黜功臣持有异议，曾提出规劝，说他们都有佐命之功，不可轻弃。隋文帝不能接受，依然坚持己见，振振有词地说，若非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人，他不能有今日，但这些人是反复无常之辈。还诬蔑他们，说在周宣帝的时候他们就“以无赖得幸”，宣帝病危时，颜之仪等人原想请赵王辅政，这些人阴谋行诈，让他辅政，然而“我将为政，又欲乱之，故昉谋大逆，译为巫蛊”。说这些人“任之则不逊，置之则怨望”，说他们自己不值得信任，并非是他舍弃他们，又说人们说他薄待功臣，其实不然，云云。

自古奸诈之君诛杀功臣，虽然各有说辞，但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该杀”，隋文帝说他们是“无赖”“反复小人”，汉高祖说他们“谋反”，等等。

隋文帝和汉高祖在对待功臣的问题上殊途同归，功臣皆被诛杀殆尽。“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是一切奸狡之君共同的行为准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