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殿杀

隋文帝的勤奋与节俭使他在建国初期俨然是一位有道明君，与一切贤君明主相比毫不逊色，然而当国家安定之后，他天性的另一面开始膨胀，并起了主导作用，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暴虐之主，前后判若两人。隋文帝为人苛刻寡恩，而且多疑猜忌，在治国取得巨大成果以及平灭南朝陈统一中国之后，事业上的成功使他忘乎所以，这种天性遂恶性膨胀，最后竟达到丧失理智的程度，完全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他阴私晦暗，虽富有四海，却像一个连一个铜板都不愿意舍出的守财奴。他生性多疑，却又自命不凡，以为能明察秋毫，他侥幸得国，因此总是怀疑朝臣对他心存不敬，不愿尽忠。他天生吝啬，像一只铁公鸡，一毛不拔，官吏贪污，如同伸手到他的口袋里掏钱，像是在割他的肉，感受到切肤之痛。因此他治国施政所采取的方法与众不同，他视群臣如家贼，总是怀疑他们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于是“恒令左右觇视（窥视），内外有过失，则加重罪”。为了考核测验官吏是否贪赃受贿，他不惜采用下三滥的卑劣手段，私下令人以钱帛假意贿赂官吏，“得犯者立斩”。

隋文帝自疑窃国，因此始终跳不出那个逻辑思维的怪圈，喜怒无常，常因小事而暴怒，于殿廷置杖，动辄打人，甚至当廷杀人。他每日临朝听奏时常无端发怒、寻隙打人，“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甚至怪罪施杖的人“问事挥楚（古时的刑杖）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颎和治书侍御史柳彧提出劝止说：“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他不接受，还问左右道：“吾杖重乎？”答道：“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听到如此回答，他心里很不高兴，但也不得不“令殿内去杖”。然而没过多久，参议李军才上奏，批评他“宠高颎过甚”，他觉得受到属下的指责很伤自尊，怒不可遏，又想杀人，但殿内已无杖，于是“遂以马鞭捶杀之”。从此殿内又重新置杖，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坚决劝阻，他一怒之下，“竟于殿廷杀之”。随后略有悔意，却又责怪群臣不予劝阻。他完全忘记冯基是怎样被他杀死的了。

殿廷置杖，对官吏施“廷杖”之刑不是隋文帝的专利，他那个女婿北周宣帝对官吏乃至后妃就常施杖刑，“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挞，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谓之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幸亦多杖背”。虽未指明行杖地点，不过皇帝发怒而命施杖打人，总不会命人拖到大街上去或宫廷之外再打吧。“廷杖”未必是隋文帝的发明，而朝堂杀人绝对是他的首创。

隋文帝还把“廷杖”的做法向府州推广，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为，下级官吏如果“不敬惮其上”，就会使上级官吏很难开展工作，于是下诏指示各级官吏，在给属官定罪时可以在刑律之外“斟酌决杖”。在他的言传身教和政策鼓励下，“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当时一片捶打之声震彻朝野，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