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自古以来，开国皇帝由于事业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备受鼓舞，因此建国之后总是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治理国家的活动中去。然而他们的治国方略却大相径庭，除了受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之外，性格特征与处世哲学以及在夺权过程中的思想变化等主观因素常起决定性作用。隋文帝天性中的两个方面即勤俭朴实与苛刻寡恩、多疑猜忌，以及特殊的取国经历和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心理状态，使他在治国方法上独具特色。

隋文帝得天下带有某种偶然和侥幸成分，假使周宣帝多活三年两载的话，说不定他就要成为刀下之鬼，岂能有今日的成就与辉煌，因此他格外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成果，更加罄心竭力地去治理自己的国家。他十分敬业，热情高昂地全身心投入到治国活动中去，真正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每天从清晨上朝直至太阳偏西，始终孜孜不倦忘我地处理朝政。他像一个农夫，勤勤恳恳地挥锄耕耘，精心地侍弄属于自己的那几亩田地。大臣见他过于操劳，心疼他们这位新主人，同时见他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虽繁碎庶务亦必躬亲，亲自处理认真批复，作为一国之君确实也无此必要，出于关心和爱护，以各种方式提出劝告。治书侍御史柳彧上疏说，“（主上）留心治道，无惮疲劳”，像营建之类和支出轻微之物这样细微的事务都要一一过问，酬答百司，遂致“日旰（太阳偏西）忘食，夜分（夜半）未寝”，过于辛劳，因此建议除了臣下不能裁决的经国大事要由主上亲自决策之外，其余细务可责成专职机构处理。礼部尚书杨尚希也劝他要把主要精力用在抓军国大事上，至于繁碎的事务性工作，应当交与宰相去做，劝他效周武王以安乐延年。他们说得非常诚恳而且在理，然而文帝“善之而不能从”。他在治国活动中取得成效，得到欢乐。又有洛阳男子高德上书，劝他传位于皇太子，退居太上皇，他就更不能接纳了。他说他应天受命抚育苍生，宵衣旰食（天不亮起床穿衣开始工作，天黑才进食），孜孜不倦，犹恐时间不足，岂有效前代帝王传位于子，自己去享清福的道理。

隋文帝如此勤劳国事，虽说也能为国家和民众带来一些好处，使国家富强，百姓安乐，但这只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在某个历史时期达成暂时的统一而已。自古帝王公开宣称，他们打天下是为了“化家为国”，得天下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国家之后，他们就视国为家，把天下看做是他的家天下，把百姓看成自己的子民。既然国就是家，那么治国就是治家，勤劳政务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的家天下，有时能使百姓得到一些实惠，也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家天下能够长治久安。既然国就是家，那么除了自己的子侄和皇亲国戚这些有血缘关系的人以外，其他包括朝臣在内的所有人，实际上只能是皇家的家奴或奴隶，任其驱役，生杀予夺决其唇吻。一切国君，包括那些贤君仁主，概莫能外，当然隋文帝也不能例外，只是他具有许多独有的特色而已。

在治国活动中，帝王的天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渗透到各个阶段以及各项政策和决策中。隋文帝把勤俭而吝啬以及苛酷寡恩的天性和帝王的强烈的私欲结合得天衣无缝。他提倡和鼓励各级官吏廉洁奉公、勤劳政事的目的，是为了使百姓的生活过得富裕一点，从而使他的国家尽快安定下来，进入稳定发展的轨道，使他的家天下长治久安。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梁彦光“有惠政”，隋文帝把他树为典型，颁诏天下表彰他的政绩，并“赐束帛及御伞”；相州（辖河北邢台、邯郸等地区）刺史房叔略“有异政”，他亲笔赐书褒扬其政绩，也同样“颁示天下”，并把他提拔为司农卿，让他掌管农业；新丰（今西安临漳）县令房恭懿政绩斐然，“政为三辅（指京都长安及其区边的京畿地区）之最”，隋文帝“赐以粟帛”，各县县令入朝觐见时，还特意把他“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术”，又提拔他为德州（山东西北）司马，后来又在各州官面前夸奖他“志存体国，爱养我民”，要他们向他学习，又把他提拔为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刺史。隋文帝廉政惠民的干部政策很快收到良好效果，“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

隋文帝以身作则厉行节俭，把勤俭之风推广天下。他与一般帝王不同，生活十分俭朴，从不奢侈浪费，所用衣物和车辆都要等到破旧损坏才酌情更新，后宫妃嫔的衣饰也十分朴素；文帝的饮食也非常节俭，除宴会以外，平常“所食不过一肉”。榜样就是力量，于是天下为之移风易俗，质朴之风吹遍全国，当时男子“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

为了发展生产，使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隋文帝还采用一般明君治国的普遍措施：“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同时革除先朝弊政，实行轻刑减罚，“去前世枭（处斩后悬首高杆）（车裂）”等酷刑，“除前世

囚酷法”，下令“自非谋反以上无收族（灭族）之罪，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等等。

隋文帝建国之后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像一个意志坚定的拓荒者，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因此十数年之后天下大治，物阜民丰，家给人足，仓库盈溢，人丁兴旺。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相关部门禀奏：“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走廊及仓库周围的小屋）。”对此隋文帝还感到很吃惊，说他少收赋税多行封赏，为何还有如此结果？给他的回答是，这些年来“入者常多于出”。于是他下诏：“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减免田租，少收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