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谷明志

末代衰朝，纷纷乱世，是王者奋起问鼎逐鹿的历史舞台，也是才人智士驰鹜相随建功立业的用武天地。帝王赖将相而成帝业，将相因帝王而取功名，历朝如此，概莫能外。

自古赤县神州人杰地灵，英豪辈出，尤其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关头，高贤俊彦总是泉涌而出，他们凭借超群的才能与智慧以及敏锐的政治嗅觉择明主而事，目的在于乘乱世之秋建一番功业，其深层思想或者是为了求得封侯之赏，或者志在展才。前者是萧何、韩信、陈平等人的精神支柱，后者是张良的主流思想。

张良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身居相位，辅弼韩国国君韩昭侯、宣惠王等五世。秦始皇灭韩国，张良发誓要报亡国之仇。当时父亲早已去世，留下万贯家财，但他“不爱万金之资，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乘秦始皇东游之时，与刺客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用铁椎狙击秦始皇，遗憾的是竟“误中副车”，刺杀未遂。秦始皇受到惊吓，大怒，下令“大索天下”，搜捕张良。张良于是更名换姓亡命天涯，逃到下邳（今江苏瞧宁北），有幸得遇世外高人黄石公。老者通过一系列考验之后，认为“孺子可教矣”，遂赠送《太公兵法》，临别叮嘱他“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张良如获至宝，潜心研读，“常习诵读之”，凭借过人的天赋，可以运用自如。

十年之后陈涉举义，张良也聚少年百余人起兵响应，在势单力孤的情况下他率众前往陈留（河南开封东南），投奔新立的楚王景驹。当时刘邦也正投景驹，要借兵攻打丰邑以报雍齿叛反之仇，张良遂有幸得以“道遇沛公”，遂改投在其麾下，拜为厩将。张良常给刘邦讲解《太公兵法》，并为其策划，“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刘邦对张良总是言听计从，张良从此跟随刘邦，为刘邦运筹帷幄。秦亡之后他依然跟随刘邦打天下，欲以旷世之才助成帝业，遂平生之夙志，建万世之功业，成为刘邦的第一谋士。楚汉争霸期间他屡出奇谋，帮助刘邦逐渐摆脱困境由弱转强，最后使诸侯会兵垓下，击败项羽夺取天下。刘邦对张良的智慧与功绩心悦诚服，大加褒奖，把他与萧何、韩信并列誉为三杰。张良对刘邦的秉性、为人了如指掌，洞悉他深藏不露的心机，刘邦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瞒不过他锐利的眼睛。张良知道刘邦得天下之后必定要剪灭功臣，清除隐患，自己并列三杰，功盖群臣，他当然知道“功盖天下者不赏”的至理名言，自然知道自己也是刘邦的隐患，而应在铲除之列。在此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他不得不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适时抽身以求自保。首先他断然拒绝接受刘邦的厚赏，当时有万户侯之封，即用食邑万户的侯爵封功臣，刘邦因张良有“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奇功，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张良推辞说：“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即陈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遂封留侯。其次是适时引退，刘邦决定由洛阳迁都长安，张良随入关后，随即以“素多病”为由，从此杜门谢客潜心修道，并声明当初舍弃万贯家财只是为了报强秦灭韩之仇，而后“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有此封赏他已心满意足，因此“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赤松子是传说中的仙人，后为道家所信奉。张良以此为由，从此“杜门不出”，坚持辟谷，即不食五谷，只服用药物，并敷以导引之术，用导气引体的方法强身（“张良素多病，从入关，即导引不食谷”）。张良之所为不仅是为了自保，实际上也是通过辟谷明志宣告他从此退出政坛，不为虎作伥，不参与刘邦诛杀功臣的不义之举，他助刘邦亡秦灭楚屡献奇计，却不为他杀戮功臣而设一谋。功成名就之后，全身而退，保持晚节。

张良的后半生只为刘邦和吕后各设一谋。项羽刚被消灭，刘邦就急不可待地“驰入齐王壁（营垒）”，褫夺韩信兵权。汉五年二月即位之后，随即又将韩信改封楚王调离齐地；同年九月亲征燕，“虏（燕王）臧荼”；十二月抓捕韩信，废去王爵降封淮阴侯。这一件件一桩桩，都说明刘邦已经举起屠刀杀向功臣。张良还想尽力阻止这一行动，遂利用刘邦“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这一有利时机提出忠告。当刘邦问到诸将在议论什么时，他故意夸大其词耸人听闻地说他们正在议论谋反呢。刘邦果然心惊，并充满疑惑。他不解地问：“天下已定，何故而反？”张良遂乘势说出早已准备好的说辞：“陛下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刘邦听了心中忧虑，问张良该怎么办。张良于是建议他把平生最憎恨而又是人所共知的人赶紧封侯以安定人心，刘邦遂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明明只是在议论封赏，张良却硬说是在预谋造反。假如真有人怀不轨之心，也只能策划于密室，怎可能大张旗鼓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皇帝的眼皮底下议论谋反？张良正是利用刘邦的多疑来实施他的计谋，其用心之良苦可谓极矣。可惜他的良苦用心只能解救像雍齿这样一批二三等的功臣，却不能终止对韩信等大功臣的诛杀。

刘邦宠幸戚姬，因此“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能够摆上桌面的理由是 “如意类我”，而太子仁弱，“不类我”。吕后害怕自己唯一的儿子被废，经人指点而求助于张良。张良推辞不过，只好勉强从命。他献策以重金礼聘刘邦十分敬重却又屡求而不得的四位隐士。这四位都是世外高人，只因刘邦“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张良告诉吕后说：“诚能无爱金玉璧帛，奉太子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吕后照办请到此四人，把他们安置到建成侯吕泽府中。刘邦在讨伐英布时中箭，新旧箭伤并发，病势沉重，更急于了却心愿，改立太子，群臣力争却不能改变他废立之志。太子遂乘宫宴之机带领四贤士入侍。刘邦见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四人自报名姓为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与夏黄公。刘邦听了十分震惊，这不正是他数年来屡求不得的四位贤人吗，于是禁不住脱口而出：“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交往）？”四人如实回答道：“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太子为人仁孝，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刘邦果然为此而取消改立太子的念头，他指着四人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遂了心愿，刘邦死后，太子即位为惠帝，吕后由此对张良感恩戴德。她听说张良依然坚持“学辟谷，导引轻身”，于是规劝他道：“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张良不得已，遂“强听而食”。刘邦已死，吕后对他感恩，危机解除，他也没必要再坚持辟谷自苦了。

张良的智慧在于他以谋略助成刘邦的千秋帝业，在于他适时引退不助纣为虐，自始至终保持高风亮节。张良的智慧与节操在中国历代贤臣中除诸葛外，无人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