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谋

韩信破齐，立为齐王，又杀楚枭将龙且，项羽非常害怕，遂遣说客武涉前往说降韩信。武涉从刘邦为人入手劝说韩信反汉归楚，他说：“（汉王）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背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王之？”项羽此举确实愚蠢至极，韩信既已弃楚奔汉，怎能又背汉联楚？足见项羽业已黔驴技穷。韩信回绝道：“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我得以至于此。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武涉说降失败，无功而返。

蒯通是秦汉期间知名的贤才，却始终默默无闻，他知道韩信的才能及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像砝码，加在哪边哪边获胜，于是想出奇策以建奇功，扬名天下。他也想说服韩信自立，与刘、项争天下，遂假托相面用隐语点拨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不知所指，问他什么意思。蒯通只有直言了。他说，项羽势强“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汉有十万之众，据巩（巩县在洛阳东）洛（洛阳），倚仗山河之险，也“无尺寸之功”，真可谓“智勇俱困也”。因此他认为，当此之时必须要有“贤圣”之人出世，方能“息天下之祸”。他幻想激出韩信的豪情壮志，而不惜用危言耸听之说辞：“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接着提出自己的高见，说不如让楚、汉俱存，而与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蒯通悬河之口滔滔不绝，继续鼓励韩信，说他拥强兵、据强齐，为民请命，定能得到天下的响应。削强扶弱而立诸侯，也将得到诸侯的拥戴。最后他敦促韩信下定决心切莫错失良机：“天与而不取，反受其咎；时至而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蒯通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韩信还是不能接受，他始终不忘刘邦知遇之恩，在他的人生辞典里找不到“以怨报德”一词，所以任凭蒯通说得天花乱坠，他都无法接受，用拒绝武涉的说辞回敬蒯通，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岂可以向利背义？”蒯通对韩信的为人知之甚详，韩信不是见利忘义之徒，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很难挣脱感情的羁绊，但他还不想放弃，因此从另一角度入手，引古说今提出告诫：“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张耳）与成安君（陈余）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二人相怨。常山王归于汉王，借兵攻赵，杀成安君。此二人相与而卒相擒者，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接着又举文种助勾践复国，最后为勾践所杀的例子，引范蠡告诫文种之言告诫韩信，说：“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足下）则不如张耳之于陈余；以忠信言之，（足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勾践也。愿足下深思之。”最后他对韩信敲起警钟说：“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蒯通长篇大论，言之凿凿，句句是理，韩信无可辩驳，却始终难断恩义、不改初衷，他说让他再想一想，以此推托。

数日后，韩信始终未有回音，蒯通还想作最后努力，经过一番议论之后他又恳切地提出忠告，要他当机立断，不要错失时机，他说：“功难成而易败，时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可是韩信依然“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

蒯通已经把话说尽说绝，还是无法说服韩信，他知道韩信是君子，慈仁笃厚，不肯背德，不肯做忘恩负义的小人。他更了解刘邦的为人和一切帝王之通性，他断定刘邦灭项之后必杀韩信无疑，想到这里他不禁为之心惊，觉得后怕，唯恐招来杀身之祸，于是急速离去，假装疯癫，为卜巫行走江湖。蒯通之误在于他虽知道韩信有才有志，却不知道那只是将帅之才，王佐之才，而非帝王之才；他志在辅佐帝王成就功业，以求得王侯之赏，封妻荫子，根本就没有争当万乘之君的奢望。蒯通急功近利，成名心切，幻想出现奇迹，欲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韩信改变人生哲学，背弃终生坚持的做人原则，险些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刘邦听了韩信临终之言遂下诏缉捕蒯通。蒯通被捕，自知凶多吉少，怨恨自己急功近利欲出奇谋以建万世之功，遂有今日之祸；怨自己无识人之明，竟然欲辅佐那个不堪扶持的韩信，竟为此断送性命，可惜了自己这满腹经纶、五车才学。怨恨无益，只有听天由命了。刘邦见了蒯通，怒斥道：“若（你）教淮阴侯反乎？”蒯通心知申辩和抵赖都无济于事，只好承认是他教的，并说：“竖子不用臣之计，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刘邦大怒，想烹杀他，但蒯通急中生智，发挥其辩才，明理自救，他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才疾足者先得焉。”又说跖之狗吠尧，并非是尧不仁，而是因为尧不是它的主人。况且参与争天下的大有人在，只是力不能及而已，陛下岂能把他们全部烹杀？刘邦见蒯通将他比为尧帝，将韩信比为盗跖，他只知忠于其主，吠非其主的一切外人，这和他所提倡的“忠君”相合，其他的也说得入情入理，于是“乃释通之罪”。蒯通和茅焦说秦王一样，凭借机智和辩才使刘邦回心转意，总算为自己捡回了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