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

秦始皇之暴虐至焚书坑儒达到顶峰。后人往往将“焚书”之罪责归咎于丞相李斯，其实并不尽然。诚然，秦始皇确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才进行焚书禁学的，但他绝不是低能弱智、浑浑噩噩的庸懦之主，岂能听任别人随意摆布。当年茅焦之所以能以寥寥数语就使得秦始皇终止枉杀，重续母子之情，李斯之所以能以洋洋千言使秦始皇收回逐客之成命，都是因为他们能深入到秦始皇的内心世界，揣透他的心思，说出他想做却一时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如今李斯又一次想到了秦始皇的前头。

焚书禁学是这样开场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大宴群臣，那些习惯于阿谀奉承的人照例歌功颂德，一片悦耳之言，唯独不识时务的博士淳于越突发逆声，他引殷周之史实劝秦始皇效法前代贤王，以子弟功臣为枝辅，裂土封王侯，并郑重地告诫说，从来未听说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同时强烈抨击周青臣等人“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遂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实际上是八年前建国之初那场争论的重演与延续。当年丞相绾等人就主张分封子弟功臣，说：“诸侯初破，燕、齐、荆（楚）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于是“请立诸子”。而当时任廷尉的李斯则持异议，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此乃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李斯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他以前朝的历史为鉴，以免重蹈东周诸侯争霸之覆辙。秦始皇素有专制之心，并六国后，他欲集权中央、专制天下。李斯揣透了他的心思，因此一言中的，他的论断与主张和秦始皇相合，君臣心意相通，遂得到秦始皇的首肯和赞许，连连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国中）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主张裂土封王侯、国中立国的观点被否定了！

秦始皇一贯认为不封子弟功臣是他的英明决策，是他克服前代弊政的一项革命性创举，如今淳于越竟然又旧调重弹，而且居然以为这是“陛下之过”，名为谴责谀臣，实是要纠正他当年决策的错误。对此秦始皇心中作何感想，李斯自然心知肚明，况且他亲身经历了平息嫪毐之乱，亲眼看到嫪毐族灭和吕不韦的下场，对主子的身世了然于心。他又目睹了秦始皇邯郸屠仇和太子丹的覆灭，对秦始皇心中的隐忧自然也一清二楚。因此他决定再次奋起捍卫主上的英明决策，遂上书痛斥“愚儒”们的陈词滥调，说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而且“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因此提出“焚书禁学”的建议：“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人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私语）《诗》《书》者弃市（暴尸街头），以古非今者族（灭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黥刑）为城旦（强制筑城）。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李斯的这番论断与倡议正中秦始皇之下怀，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致力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便将皇位世代相袭“传之无穷”，他最担心的就是百姓起来造反和他的隐私流传于世，李斯焚书禁学的倡议既能愚弄百姓，使他们安于现状不思反抗，从而巩固其统治，同时又可有效地防止他的隐私谬种流传，根绝后患。因此他再一次采纳李斯的建议，令焚天下书。

“坑儒”和“焚书”是并生在秦始皇暴政之茎上的一对并蒂莲，是他治理天下的一支双刃剑。在确定“焚书”决策之前的大辩论中，李斯就已将“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率群下以造谤”等罪名加之于“愚儒”的头上，无形之中就已宣判了儒生们的死刑，只待秦始皇一声令下，就将他们推上断头台。如今“书”既已焚，“儒”当然也应当坑了。

其实秦始皇对儒生方士早生恶感，远在立国之初，秦始皇东游泰山时，曾经“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议论封禅（祭祀天地，筑坛祭天谓之‘封’，辟基祭地谓之‘禅’）之事”，当时儒生们七嘴八舌地说，古时封禅怕伤及山上的土石草木，车轮要用蒲草包裹捆扎，扫地而祭时要用麻秸做席等等，秦始皇觉得他们的意见“乖异，难施用”，心生反感，遂“绌（黜退）儒生”，不采纳他们的建议，下令破土开山修车道，登泰山之巅。

不仅如此，那些为他求取仙药的儒生方士也使他十分恼火。秦始皇尝到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大权在握生杀予夺任其所恣的甜头，总想多活几年，因此幻想长生不老。齐国人徐福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个仙山，山上有仙人居住，可以求得长生不老之药，请以“童男女求之”。秦始皇信以为真，遂“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但一去不复返。后来他又“使韩终、侯生、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也是杳无音信。燕国人卢生对秦始皇说，他们求仙人不死之药之所以屡求不得，实际上是犯了忌讳，说人主所居之处若为人臣所知，则有害于神，真人就不来了。他所说的“真人”就是“入水不濡（沾湿），入火不爇（点燃），与天地共久长”的人。如若主上所居宫室不令人知晓，这样不死之药才能得到。秦始皇又信以为真，求仙之情更切，于是自称“真人”，不称“朕”，从此将自己的行踪隐秘起来，并下令：“有言其居处者，罪死。”到了“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终因儒生攻击秦始皇暴政而引发了“坑儒”之举。

十年暴政，秦始皇已是恶迹昭昭，而“焚书”之举更使其暴虐弥彰，因此遭到天下人的反对，尤其激起广大儒生的强烈不满。曾经热衷于为秦始皇求取仙药的侯生和卢生私下议论道：“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莫敢尽忠；不闻己过而日骄，良士不敢端言其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逃离咸阳。秦始皇前因求仙药屡屡不得，已对诸生心怀不满，以为在敷衍他、欺骗他，如今又听说卢生和侯生竟敢在背后议论他、诽谤他，新仇旧怨使他怒不可遏，愤愤然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但）奸利相告（者）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我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查访、考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命御史严加追查审问，将“犯禁”的儒生方士共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于咸阳，并公诸天下，以惩戒后者，演出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惨剧。

有些史料还记载秦始皇于次年又进行第二次坑儒，他把各地的儒生共七百人诓到咸阳，用封官来迷惑他们，然后把他们诱骗到“骊山陵谷中温处”去看预先秘密种好的瓜。儒生们只顾看瓜、发表议论，全无戒备，“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可怜这些儒生没能识破暴君的诡计，被全部活埋在瓜棚里面。

“焚书坑儒”是对千年古国文明的亵渎，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反动，是一次历史性的灾难。至此秦始皇的无道达到顶点，其暴虐登上顶峰，于是建国未满十年的秦王朝未及步入辉煌即已接近了它生命的终点，面临覆巢之祸。

人有七情六欲，兽有怒吼悲鸣。人的一生难却爱恨情仇，秦始皇的人生轨迹始终交织着恩与怨、情与仇。他天性刚烈而暴戾，加之先有诱因，后握极权，于是施横纵暴，荼毒天下。儿时遭劫，其恨绵绵，复仇之火初次点燃就已势不可收，嫪毐族诛，邯郸仇灭，依然难平宿怨，燕丹授首，列国覆亡，犹不能熄灭其复仇之火，于是焚天下诗书、坑儒生方士以报复天下，将怨毒倾泻人间，谱写并最后完成他复仇人生的生命乐章。正是秦始皇自己将他亲手缔造的秦王朝置于累卵之上，将它推到崩溃的边缘。两年之后当他最后一次出游时，病死在归途之中，在沙丘平台（在今河北南部广宗县境内），独夫民贼结束了他功勋卓著而罪恶昭彰的一生。临死前他或许还沉迷于“继之万世，传之无穷”的美梦之中，只可惜他未能亲自品尝美梦破灭的苦果，未能领受秦王朝覆灭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