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军之败

历代帝王之兴势在必然，农民起义之败也绝非偶然。然而作为新王朝诞生的先导，农民起义军及其首领功不可没，后世当为他们的不朽业绩讴歌。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义军首领不谙争王之道。猎者不懂得狩猎方法与技巧，最后反被猎物所噬，身膏虎吻；争王而不谙争王之道，最终也难免以失败而告终。最先举义的义军首领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或为形势所逼，不得已才铤而走险，踏上反叛朝廷的不归之路。他们往往在一股激情的冲击下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开始并无争王逐鹿之心，然而当他们所驾驭的战车不得不沿着社会为他们设定的轨道奔驰的时候，他们也不由自主地争先称王称帝，加入逐鹿中原问鼎末朝的行列，但又往往不能把握复杂多变的时局，制订切实可行的方针策略而把斗争引向胜利，相反却屡屡举措失当，酿成无法挽回的恶果，最终走向败亡。

陈胜在蕲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西南）起义，义军迅速发展至数万人，他率兵北进很快攻占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当时“陈中豪杰父老请立为楚王”，陈胜心动，但贤士张耳、陈余二人极力劝止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豪杰父老请立为王，是出于对陈胜的敬慕与推崇，同时也表达了民众希望通过称王张扬和鼓舞民众反秦的声威与士气的殷切期望，希望他能为百姓带来好处。而张耳、陈余的劝阻，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即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因为急切称王将说明他率众起义的目的不是为穷苦百姓争取生存权利，是为自己求得王侯富贵，将不利于反秦大业。陈胜难却王者的诱惑，还是拒绝了张、陈二人的规劝，自立为王。陈胜的第二个失误也是最致命的失误，是他慢待长者而且错杀故旧。陈胜称王天下震动，反秦烽火迅速燃遍全国，家乡父老和乡邻故友们都深以为荣、争相传颂，并纷纷前来祝贺、探视，畅叙故情。他的岳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也不远数百里兴冲冲地跑来看望这个当上王爷的女婿，他终于可以人前示尊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得到女婿的“礼遇”竟然是“陈王以众宾待之，长揖不拜”，没把他岳丈大人当做至亲长辈，而作为一般宾客看待。如此慢待宛如冷水浇头，老人无法忍受晚辈至亲如此无礼与轻慢，他以为这是小人得志所表露出来的傲慢与张狂，于是怒不可遏地说：“怙乱僭号，而傲长者，不能久矣。”说完不辞而别，陈王至此方才意识到自己的不恭与不情，赶忙出门“跪谢”，老人不屑一顾，头也不回地悻悻而去。有昔日一起佣耕的田头故友来访，他豪放而不拘小节，见人就讲往事，诉说当年和陈王之间的故交以表达其自豪的心情。阿谀之人遂进谗言蛊惑道：这个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言乱语，存心蔑视大王的尊严和权威。陈王也以为揭了他的短，有损王者的威严，竟将那故友处斩。于是所有的乡邻故友都纷纷离去，没有人再敢亲近他了。加之治军无方，将卒也相继离去，因此他很快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最后兵败为车夫庄贾所杀。

窦建德在高士达死后继任义军首领，拥兵十余万，称长乐王、夏王。他体恤将士，善待士人，“（征伐）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他生活非常俭朴，常年所食粗茶淡饭而已，他妻子不穿绫罗绸缎；又不近女色，灭宇文化及后所得宫人上千，皆遣返回家；在所辖区域内劝课农桑，发展生产，于是“境内无盗，商旅野宿”，甚得军心民心，得到辖区百姓的拥护。然而他不懂得要想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推翻腐朽的隋王朝，因此起义数年东征西杀，竟不知道他的主要敌人究竟是谁，也不懂得逐鹿中原争王天下必须高举吊民伐罪的大旗，这样才能顺民心收众望，因此在轰轰烈烈的反隋斗争中居然只吊民而不伐罪，甚至对隋炀帝及其宗亲情有独钟。宇文化及杀炀帝自立，隋臣为炀帝发丧，在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他竟然化敌为友，遣使前往吊唁，并对其部属慷慨陈词说，宇文化及杀隋炀帝是“大逆不道”，是他的仇敌，要“与诸公讨之”，即日引兵讨宇文化及。杀了宇文化及之后，将他的首级辗转千里献给远嫁突厥的隋炀帝之女义成公主，同时护送萧皇后入蕃，“追谥隋炀帝为闵帝”。他在驰援王世充时兵败被李世民俘虏，这个糊涂首领一代雄杰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被斩于长安，结束了他富于传奇的一生。

瓦岗军毁在李密手里。李密是将门之后，颇以才识自负，先与杨玄感叛乱，充当谋主为其出谋划策；兵败杨玄感被杀，他被投入监狱侥幸逃脱，如丧家之犬亡命天涯历尽艰辛，乃至削树皮充饥；后经王伯当引荐投瓦岗军，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受到头领翟让的器重，翟让自知寡能鲜智而无志远图，于是让贤推立他为主，号魏公。然而李密竟恩将仇报，杀害翟让兄弟及其亲信，因此上下离心，最后为王世充所败，几十万大军溃散，不得已率剩余两万人投唐；又自以为投唐有功，不堪慢待而率部叛离，中途被追杀。

刘福通起义始终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他先拥戴韩山童起义，山童自称是“弥勒佛下生”，他又说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八代子孙，应当成为天下之主；兵败山童牺牲，他又立其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以杜遵道为丞相；但不久却“阴命甲士挝杀杜遵道，自为丞相加太保”。他的起义军迅速发展，深入西北和东北。然而韩林儿平庸无大志，始终听命于刘福通，实际上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而刘福通又不善治军，其部将领兵在外从不遵守纪律，服从约束，所到之处劫掠财货、焚毁庐舍，刘福通也不能禁止，因此“兵虽盛而威令不行”，终于在争王逐鹿的斗争中兵败，被张士诚部将吕珍所杀。

徐寿辉更没什么才能，被拥立为帝之后，始终为其部将所挟，先“为其丞相倪文俊所制”，后来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遂，陈友谅乘机杀倪文俊之后，他又为陈友谅所挟，最后被陈友谅所杀。

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懂得打天下推翻旧王朝首先必须要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高举吊民伐罪的大旗，征战十数载从未见有一纸戒妄杀之令和半句禁剽掠之辞。义军将士大多是极端贫困的农民，世世代代饱受饥寒与欺凌之苦，有强烈的复仇思想，若无戒杀禁掠的明令约束，任由复仇之火滋长和蔓延，就等于默许甚至是有意纵其杀掠，于是军中频繁出现烧杀劫掠的过激行为。后期河南举人李信（即李严、李岩）投李自成，劝他说：“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李自成十分敬重他，杀掠遂有所收敛，但已无法根绝：陷西安，“自成大掠三日，下令禁止”；攻陷北京之后，施肉刑于官吏贵族以征收钱财供给军需，将明朝的皇亲贵戚、文武群臣共八百人送刘宗敏等将领营中，严刑拷打追逼勒索钱财，乃至皮开肉绽骨断筋折……为复仇而战的军队不可能有真正的战斗力，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形同乌合之众，因此十数年东征西讨，义军始终不能稳定地发展，而是呈现大起大落：九年，犯南阳，“自成精锐几尽”；十一年，“自成（兵败）奔白水，食尽”，士卒逃散殆尽；官军克宝丰，至郏县，“自成率万骑还战，复大败，几被擒”……每次战败，义军死伤逃散殆尽几乎溃灭，全靠饥民不断补充方才得以复振。面对腐朽不堪的明王朝，尚且屡次面临覆灭的危境，而当面对雄踞关外的清王朝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劲军时，他的百万大军遂一触即溃，而且不复重振，以致胜利果实得而复失，从明王朝手里夺得的天下不得不拱让他人，风靡一时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也从此长眠于湖北九宫山下，为后人留下了深深的缺憾和发人深省的反思。第二年张献忠也兵败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