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乘之才

唐太宗把夺取天下使自己成为万乘之君的才能叫做万乘之才，它至少应当涵盖如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有坚定的信心和必胜的信念。

只有怀超常才能的人方才能够对自己所确定的目标始终坚定不移，在任何艰难恶劣的条件下都充满必胜的信念。汉高祖刘邦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只有数十人的情况下，他就敢于接受萧何等人的拥戴，挑头造反，以沛公微渺之尊起兵反秦。受封汉王之后，项羽只允许他带三万人前赴封国，想把他困死于巴、蜀、汉中险恶之地。事业低迷，将士纷纷逃归，遂陷入空前的困境，但他并未丧失信心，四个月后采纳韩信之谋从故道还关中，入定三秦。第二年刘邦乘项羽北伐齐国，都城空虚之机，率五诸侯奔袭彭城，大获全胜，遂有轻敌之心，连日设宴庆功不思防备，以致在项羽三万精兵的袭击下，五十六万兵马溃不成军，在谷、泗水被杀十余万人，在睢水又损失十余万，刘邦借狂风扬沙之机率几十骑侥幸逃脱，其家属也被俘虏，狼狈不堪，从征诸侯又都纷纷叛离重新附楚，事业又一次跌入低谷。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丧失信心，采纳张良利诱之谋，联络韩信、彭越，收买英布。他派使者随何前往说降英布，对他说，如能令英布叛楚，拖住项羽几个月，他就必定能夺取天下，“公能令布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唐太宗李世民只有十九岁时就对夺取天下充满信心，他到监狱探访因和参与叛乱的李密联姻被囚的晋阳令刘文静，听取他对时局的看法，并请教取天下之策，太宗说：“我来相省，非儿女之情，欲与君议大事也，计将安出？”刘文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乘隋炀帝南巡、李密率瓦岗义军围逼东都之机“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李世民笑着说：“君言正合吾意。”成吉思汗崛起漠北，击败札木合纠集的十三路联军的进攻之后，就有了取天下之心，他对左右说：“有奇尔固岱之力、哈萨尔之射，可以取天下矣。”此时蒙古高原尚未统一，可见其信心之足。努尔哈赤青年时期就有灭明之志，二十五岁时突遭家难，祖父、父亲以及众多亲属都被明朝戍边将领、辽东总兵李成梁杀害，只剩下他和弟弟与追随者共十二人以及十三副遗甲，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信心百倍地断然起兵反明。

其二，有正确的方针策略，才能确保在敌强我弱而且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夺取最后的胜利。

明太祖在郭子兴死后完全有条件称王，然而在义军首领纷纷称王称帝的一片鼓噪声中，他始终坚持“缓称王”的策略，一直到八年之后陈友谅被消灭，张士诚败亡在即的时候，方才在群臣的一再恳请下即吴王位；在三雄并争夺取天下的情况下，他采取“先灭陈友谅，后灭张士诚”的战略，夺取最后的胜利。刘邦在彭城兵败的困境中采取笼络韩信、彭越，说降英布的策略，方才逐渐摆脱困境由弱转强，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接受项羽请和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之后，采纳张良等谋臣的计策，抓住战机乘胜追击项羽，夺取了最后的胜利。李世民采纳刘文静的计谋，说服李渊太原起兵，并采取夺取关中作为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刘武周依仗突厥为援引兵南寇，兵锋甚锐不可一世，李渊惊慌失措决定放弃河东，李世民认为太原是“王业所基，国之根本”，不可轻言放弃，坚决反对，他请缨灭寇，大败刘武周；李世民攻打王世充兵围洛阳，窦建德率师千里驰援气势汹汹，有人主张退保新安，据险观变相机而行，李世民坚决反对，采取抢占虎牢，先消灭窦建德，防止窦、王合兵的策略，结果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天下大局遂定。成吉思汗称帝之后确定了“先灭金，后灭宋，联宋灭金”的战略，临终还把联宋灭金的战略思想和具体方案面授给子孙们，他儿子元太宗窝阔台执行这一方案，遂灭金王朝；他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根据先祖“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弊病，用“变通”的策略改变治国方针，实行文治，最后灭了南宋统一中国。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遂采取瞒天过海的战略对明政府假意称臣纳贡、屈尊示弱以迷惑敌人，等到完成女真内部统一之后方才宣布“以七大恨告天伐明”；他儿子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之后，根据李自成起义军奋起西北战场战斗正酣的情况制订了“黄雀战略”，只对明政权采取频繁骚扰以削弱其有生力量，等到李自成灭了明朝之后方才出兵灭了李自成。

其三，招贤纳士，从谏如流。

成功的帝王都懂得“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都懂得任贤用能，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夺取天下，于是招贤纳士，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与此同时，那些梦想建功立业的有识之士，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也纷纷走出蛰居跨出田垄，相继投向王者麾下，相佐而成帝业。周文王访贤才于渭水之阳，吕尚（姜太公）于是以八十高龄佐周文、武成就八百年基业。秦王有吞天下之志，李斯“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于是拜别恩师荀卿弃楚奔秦，辅佐秦王成就帝业。秦始皇重用李斯，几乎是言听计从，甚至宁肯放弃尊严，收回已经下达的“逐客令”，停止驱逐一切外国人，打开已然被关闭的人才之门。秦末，人才流向刘邦，刘邦擅长用人，善纳忠谏，因此当时的贤才名流如张良、韩信、陈平等人都汇集到他麾下，为他效劳，鸿门宴时他采纳张良向项羽屈尊示卑之计，两次粉碎项羽击杀他的阴谋；刘邦从未见过韩信，单凭萧何的推荐和介绍就拜韩信为大将，令他统帅全军，并采纳他的计策还定三秦；采纳张良之计入蜀到汉中后烧毁栈道，“示天下无还心”，成功地迷惑了项羽；彭城兵败之后用张良笼络韩信、彭越，收买英布之谋，遂使项羽逐渐陷入被动；与项羽达成协议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之后，采纳张良、陈平之谋乘胜追击项羽，又采纳张良割地之谋，令韩信和彭越会兵垓下；采纳陈平离间项羽君臣之谋，使范增被逐怨愤而死，使项羽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隋末，人才流向李世民，唐太宗求贤若渴、从谏如流更是古今称颂，他到监狱拜访刘文静向他请教取天下之策，遂定太原起兵西取长安以作为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前朝小官，他委以重任，令他们跟随征伐，“参谋帷幄”，和他们一起决策玄武门之变，登基后把他们都封为丞相，二人负责制定典章律令，助成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相；魏徵的经历更是曲折，归唐之后曾在太子建成府内任职，而且曾劝建成及早诛杀李世民，太宗不计前愆用为谏臣，并把他当做一面镜子时时引照，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以刚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称誉后世。成吉思汗也求贤辅政，听说亡辽皇室后裔耶律楚材甚有才学，遂召用他留置左右，深得信重，随从西征时耶律楚材规劝成吉思汗戒妄杀，在他的劝说下遂终止西征；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命他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与礼仪，他又请废屠城旧制，建议尊孔，重用文臣，开科取士，释放被俘沦为奴隶的汉族儒士，等等，最后官至中书令。忽必烈还是亲王时就派人四出招聘贤才，虚心向他们请教治国之道，“延藩府（王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得到许多汉族名儒窦默、姚枢、刘侃（僧子聪）等，这些人对他讲述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贤君如何治国平天下，要他尊孔，“远佞人”，坚持三纲五常，要他戒妄杀，说 “王者之师不可嗜杀”“宋太祖遣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等等。他很想像唐太宗那样得到魏徵这样的人，礼聘亡金旧臣李冶，问他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李冶告诉他说，当今侧媚成风，这样的人很难找到，但天下原本不缺人才，就在于如何使用。他又让窦默推荐“魏徵”，说：“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窦默向他推荐许衡，得到重用。明太祖也求贤若渴，道遇李善长，向他请教如何平息战乱，李善长建议他效法汉高祖起而争天下；陶安建议他兴正义之师，吊民伐罪，“拨乱救民安天下”；他想夺取金陵（南京），请教陶安这种想法是否可行，陶安建议他以金陵为根据地，可以倚仗长江天险，兵临四方夺取天下；向唐仲实请教，问他：“汉高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能平一天下，其原因何在？”回答说 “此数君都因不嗜杀人故能一统天下”；请教朱升，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重礼聘请刘基（刘伯温）、章溢等江南名儒，请教取天下之道，章溢引孟子之名言告诉他：“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一统天下）。”刘基则分析当前局势，提出“先灭汉（陈友谅），后灭吴（张士诚）”的战略，朱元璋都一一照办，遂有天下。皇太极召汉族儒士王文奎、孙应时、江云等人，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他们建议“布施仁义，用贤养民，乘时吊伐以应天心”。

其四，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爱护百姓的军队，以仁义之师吊民伐罪讨伐无道。

夏桀无道，商汤致力于修德施仁，得到诸侯的拥护，遂率诸侯以正义之师伐桀灭夏。商纣王无道，周武王会八百诸侯于孟津伐商，纣王兵败，鹿台自焚，商亡。刘邦见项羽暴戾嗜杀，“诸所过无不残灭”，很不得人心，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于是下令：“所过毋得掳掠。”得到关中百姓的拥护，“秦民皆喜”，遂先于项羽破咸阳，定关中，按照楚怀王之约定 “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封王）”，他应当为关中王，遂使项羽陷入被动。唐太宗始终有严明的军纪，“军令严肃，秋毫无所犯”，得到百姓的拥护，起兵之初西取长安时，“关中豪杰争先赴义”；至长安，百姓纷纷以牛酒劳军，他都“劳而遣之，一无所受”；降王世充入洛阳时，他首先命萧禹、窦轨等人封存府库 ，对财物“一无所取”，令房玄龄“收隋图籍”，得到百姓的拥护，天下归心。宋太祖派遣曹彬伐南唐时谆谆告诫他 “切勿暴掠生民”，又屡次派使者至军中叮嘱他：“勿伤城中人，若犹困斗，（南唐国主）李煜一门切勿加害。”曹彬不辱使命，先采取围城的方法逼其投降，半年之后方才攻城，但事先与将士立约：“破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元世祖还是亲王的时候受命征大理，姚枢对他说：“宋太祖遣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他回答说，我能做到。徐世隆也对他说：“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为人君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元世祖诚心受教，于是军纪严明绝不妄杀，遇到据守破城时“只杀守将，不及其民”。受命伐宋时，僧子聪和张文谦对他说：“王者之师不可嗜杀。”他回答说：“愿与卿共守此言。”于是再次下达禁令：“勿妄杀，勿焚人庐室，所获生口全部遣纵。”即位之后伐南宋，他谆谆训诫率师南伐的丞相伯颜说：“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杀，吾之曹彬也。”明太祖一贯注重军风军纪，在郭子兴手下为将时受命总督诸军，“乃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拔太平后立即张榜禁剽掠，违者斩首示众，于是“军中肃然”；取浙东时告诫诸将要“以不妄杀为英武”；讨张士诚时叮嘱徐达，要他饬令士卒：不得肆意劫掠，不得妄行杀戮，不得焚毁庐舍，不得乱掘坟丘；又说，听说张士诚之母葬于姑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北伐元都时告诫徐达说，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因此要“拯民于水火”；又说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虽然如此，克城之日“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皆善待之”。皇太极克服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弊政，一再向部属申明：“天以明之土地与人民予我，其民即我民，宜戒饬军士勿加侵害，违者治罪。”颁布军令：“勿私出劫掠，违抗者诛，勿毁庙宇，勿杀行人，勿夺人衣服，勿离人夫妇，勿淫人妇女。”敕令诸贝勒大臣“不得科敛民间财物，犯者治罪”，“不得妄杀降人，违者科罚”，“要厚抚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