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垅书信
(22封)
■袁伯康(整理)
小 记
少年时,家贫失学。皖南事变后,不满15岁,进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当店员,认识了阿垅和几位七月派的作家和诗人,受到了思想影响,走上了漫长而艰险,备受苦难的爱好文学之路。真诚的阿垅尤其是我敬重的对我要求严格的毕生难忘的师友。1955年,在劫难逃,付出了人生最美好的25年的青春年华。2002年10月,我参加了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见了几位青少年时代的知己好友,也深深思念已经离别了人世的阿垅、路翎、曾卓诸师友。昔日种种情景,如在眼前,感慨万千。最近,我在整理平反以后公安部门退还给我的残缺不全的部分资料中,拣出几封经我抄录和摘录并经公安部门核对、编号,由我逐页签字捺手印认账的阿垅50余年前写给我的书信。当年,因要交出这些“密信”,便选择了一些抄录下来,以备后用,也因此都安全地奇迹地保存了下来。原件都报到了公安部,却阴错阳差地漏下了两封,夹在这堆材料中退还给了我。据我所知,路翎写给我的书信,退给了路翎,而阿垅的来信,是仍保存在公安部还是退到了什么地方,也是否有人整理,不得而知。希望有朝一日,找到原件,逐件核对、补足、补全,成为一个完整的史料。这些信件都曾对我的做人和习作有过极大的影响,对研究阿垅,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根据现有的条件和资料,初步整理出来,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一九四四年×月十九日的来信
伯康:
首先,你的字使我白费了许多力气来看,比从前更不容易看清楚——这不好的。
我对你建议如此:能读书就读书,否则,照老样子找个工作做做。否则,你真会“飘”起来,而且“飘”得根也生不起来的。那对你是危险的。
还是要笃实些,要有重量些,要自己负担和开辟一切。文章是小事,生活倒是大得多的,而且在你,文章并不是难事,生活倒不太容易的。
音乐,我是门外汉。但是从我看,在你身上找不出音乐的东西来的。你的欢喜,怕是从一时的陶醉吧!
云天好么?问候他!
祝好!
梅
×月十九日
▲梅,陈守梅,即阿垅。云天,本名刘家树,中共地下党员,七月派诗人,曾在重庆《诗垦地》诗刊发表作品。作品有《春天来了》等。曾参加新中国剧社当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四川省涪陵县任县委书记,后调中央组织部任科长。
当时,我在书店,安排我读书后的第二年,跳级考上了重庆精益中学高中一年级,却被训育主任认出曾是书店店员,而被迫失学,回到书店,补习功课,准备另行报考其他学校。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四日的来信
伯康:
从徐那里,拿了一些你的诗来。他要我看一看。过去的那一些,他一时没有能够找出来。
照他的说法:“情绪是有的。”是的,这,过去我也从你的诗感到了的。他认为:这中间有一些东西;但是你没有好好地写出来。如同山城断章,就没有更为完全地写出来。
我现在所看的,是山城断章、姊妹啊、问、生活的海洋、我们的农民、无题、催眠、中国土地上的火等。
过去我有这个印象和感觉:写诗的才能,你有。一切的关键在你的生活,特别在所谓生活态度;可以在真实的生活中得到你的成长,也可以在生活的某些因素里使你溃败。
这次我看了,而且稍稍改动了一点。打算再看一看,选一些,看可用否。附带说一句:错字还是多,例如催眠写成了“摧”眠。如果文学是文字的工作,首先得征服文字;这是表现的工具,而表现必须正确和明朗,首先也得使文字正确和明朗,要减少和改正错误。例如“底”字和“的”字的用法,也颇混乱。“底”字,如果用在所有格,就不可以同时再用作形容词语尾。“你的眼睛”是所有格,“亲近了你的时候”又是形容词语尾,应该改正为“亲近了你的时候”,如同“依然的绿”的“的”字的用法一样。
主要的,从这些诗,我感到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这种悲惨的心境,是一个危机。或者说,绿原的诗也如此;但是那是他的恋战,他有战斗要求。而你的,往往只有个人的抒情的成分,不能够同一说法,和同一看法的。因为,偏向个人抒情的悲惨的心境,它的强,是绝望的强;它不是战斗力,或者,至少不是健康的战斗力。愈悲惨愈战斗,和愈战斗愈悲惨,好像一回事,其实大不相同。愈悲惨,只有愈寂寞。你寂寞。不要寂寞,不要沉在那里面,冲出来,多看人,少自我怜惜。绿原就多看人。要使悲惨成为我们的力量,而我们不可以被悲惨所屈服。绿原就不屈服,而悲惨,也就成为他的激战和奋战的力量。
我不是说现在你就是虚无主义了。而是说,你有了这个倾向和危机。如果老是如此发展下去,不但诗,人也将溃败。但是,如果能理解这一点,如果能够化悲惨为力量,这悲惨的过程,却又是你的力量的源泉之一。
请理解我的说法。
例如,姊姊啊一首,只是个人的,失恋的那种情绪而已,虽然很真实而动人。
所以,我认为:山城断章倒要好得多,因为那是多看了看人的缘故——即使那也是从你的看法来看人,却显出了人的形象,求生的和可能行动的人的形象。那么,你可以反省一下,迫使自己向这个方向发展。
有的用语和章法,在写的时候,——在写成后,还是需要再看一遍,斟酌一下。
还有,我要说到做人。因为做人是第一义的,而做诗,到底是第二义的。好的人才有好的诗,健康的人才有健康的诗。
首先,不要寂寞。如果多看人,人就不会寂寞。因为在他的内心中,就拥抱着这个世界。
其次,在重庆时,那时你更年轻,在那商业生活中,是容易感染了商业的浮薄性和利益性的;由于你年青,是在不稳定的状态,我不应该说,也不能够说。那么,现在必须从那里摆脱出了来,多实在些,多沉着些。
在这几次的会见中,我有些避闪,因为隔了几年,不知道你到底如何了;而且,自己,由于近几年的遭遇,在热情上也有些衰老和疲惫。但是,在几次会见中,我有这样的印象和感觉:或者,你还是一个孩子似的有着依赖性似的;或者,如果并非如此,那就是有了你的若干虚饰了。这都不好。如果不是我看错了,恕我说这样心中所感的话,可以借此思考一下;如果我说错了,那就是我受了某些影响,也恕我率直。因为,如果不是为了友谊,不是为了你的诗和才能,我是可以不说的,而且实在我也是踟踌了颇久的。
不过,你的诗,无论如何,那都是真实的。但是是要好的真实,健硕的真实,需要如此的真实。
那么,握你的手!
龙
九月十四日
▲龙,即阿垅(下同)。徐,指徐嗣兴,即路翎。本信是根据原件整理的。
十月十日的来信
伯康:
十月四日信收到。
上次忘记告诉你了。我已离开气象局。信寄红庙。摆脱苦恼,每一个人都不容易。但是这却必须摆脱,我们能否战胜痛苦,首先在能否战胜自己。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溺爱自己,甚至也溺爱自己的痛苦;因为这里面我们支付过我们的血肉,因此这类痛苦就无疑是我们自己的血肉,但是往往却成为我们的弱点。控制它,使它成为自己的力量;通过它来看世界,所谓“推己及人”。也因为是我们的生命的根须和它纠结着,我们就溺爱了。为了健康,要如同割肉医疮,忍住疼痛,排去脓血,然后那里可以有新的血球新的细胞。并不是“忘本”。有创痕在,那一切好的还是在,创痕已经健康,而纪念还是并不消失。这不容易,但是总要慢慢战胜。
方,似乎是一个好人,只怕是“中庸之道”。大致地说,人,还可以亲近的吧。
祝好!
龙
十月十日
这些日子没有什么书看。有时,可以寄你。
▲方,指方敬,时任重庆相辉学院外文系主任。当时我在该院文史系学习。本信是根据原件整理的。
×月廿九日的来信
信收到。
一个要点是:诗,多多地和事件结合;人,多多地和人结合。一切关键,我以为全在此。而且,我也相信你不是不能够。记事的散文,倒是好的。
那孙,我知道,是个龟孙。不要看他那文弱的样子。十五年以前,我和他见过,那时候,他正在签卖身契,或者当义勇军,和法西斯们。虽然十五年来,对他我一无所知,可能变。但是他的得意,正是那个本色。不要上当了。
▲那孙,指孙阆工,时任重庆相辉学院文史系教授。
当时,我在该院文史系学习。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的来信
接到信和稿。已刊的一篇退还。现在我参加天津文艺的编辑工作,这稿用在第二期,下月初出,刊和稿费他们直接寄你。还可以写来,文以三千至五千字为好,诗不可太长。还有,字还写得端正些,我看得很吃力。
人参,你能够从人物和生活来写,这就是对的,而且它就不一般化。写人,写生活,这是文字的特质,也是文学的特质,也是生命。你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还得深入下去,发掘下去,多体验、考察和表现。这一篇,人物的深度底,生活的内容的深度,还是看不到的。不过有了一些初步的东西,而且也很生动,因为带着这个老人的若干生活色彩。
文字上,有些重复,如“柔和”、“异常”等。柔和,不是每一次都用“柔和’,这个字来说话的,是要从人物的特殊的状态、行为、姿态等等描写出来,而且描绘得好像从灵魂里发出光彩来,而且描写得要把生活色彩在一种特质上表现出来。“异常”,在文字上说异常,重复地说,就无力量。也得写出一种状态的特点,一个形动的力量来。
▲当时我在贵州省贵定县参加土改。那“人参”,发表在《天津文艺》第二期,标题改为《挖麦冬的老人》。
五月九日的来信
伯康:
接到诗和信,又好久没有复。
“火热的记忆”,这里用。但“记录”的字样,很奇怪,想来还是通过作者的感受和创作,不至于完全如实而已的吧!那么,还是用你的名字,把副题改成“记录诗:为李荫池同志写给施明同志”,如何?
热情是强的。但你感到痛闷的,是否热情膨胀而苦于不善于把握那一特定的对象么?在热情膨胀时,容易自我扩张,失去对象,问题是:具体化,个别地,特征地,这样感受对象,饱和于对象,把握对象和表现对象。
写信总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你的具体情况,还很朦胧。而对你那种哀痛的心情,我也不全然了解,只觉得不好。
蛇鸟,写得不好。没有写出东西来。应该特殊的,都成为一般的了,应该有光彩的,都陷于平面了。退回给你。
祝好!
亦 门
五月九日
稿费及杂志收到否?
可写些散文来。上海也有地方要。
▲亦门,即阿垅(下同)。
六月二十一日的来信
“火热的记忆”交出去,但上期被压下了。这一期,不知刊得出否?
“蛇鸟”得重写,不能从它感到那特有的色彩。“春天”也单薄。都没有“火热的记忆”好。“悼念”,由于最近为武训而忙,一时未细看,过几天再给你信。
六月三十日的来信
伯康:
接到信和诗。片论尚未出。天津文艺未寄你么?稿费,由于诗未发表(这一期也被压下了)所以并没有寄来。因为不是一个人在搞,还有别人。有的时候要生气。杂志可补寄。
悼念和蛇鸟,如果要再写,得完全把它们打烂了,然后再组织。没有给我什么感受。悼念中,那同志被杀,到底是怎样一回事?那杀人犯是怎样的人?都不清楚。但不是要你写事实,记录。而是说,得写出斗争的形势来,得写出斗争的本质来,得通过若干本质的现象描出人物,写出内容。口号或近于口号,辞藻,单有这些不行的。
攻击的前夕是一首好诗。
但首先有一点,这样的诗,以后可以编入集子,在目前发表却不会有人接受。因为时间效果之故。
其次,主要的,我想和你谈谈这诗的内容和形式。
内容是强力的,激情的。
形式方面,主要是表现内容的语言问题。有些地方,由于不够而矛盾,有些地方是错乱而不明确的。
例如:眼睛像两支“幽暗”的绿焰,“幽暗”是不明亮,但实际上所要表现的,却是“幽暗”而又明亮,在“幽暗”中明亮。这是语言不够,得加些字补足它。声音像“电子”似的“摩擦”着,这两行,比喻不太适合。我们知道摩擦生电,但电子是无声的,除非爆炸而成雷霆。不能以无声的事物比喻声音。譬如,可以改为坦克履带的滚动,钢铁摩擦和震荡,发声出来而震荡了空气和大地。——这不过是一个提示,合用与否得斟酌。
而军车“隆隆地”“陷进泥土”,“隆隆”是行动,“陷进”是不能行动了。应该用一个破折号才可以把两者连起来。“而军车隆隆地,载着子弹——而陷进泥土。”
又,一个事物,在一个句子中,不能同时用两个不相干的比喻。例如:螺丝钉又是“破碎的尸骨”,又是“缤纷的花朵”。
呼吸因为尘土与火药而离别肺脏——说法欠明朗。
弱点是不大的。但总是弱点,而且也总得去掉弱点。
写些散文来好么?紧紧地抓住生活现象写。如果写得好和多,这里用不完,或通不过,我可以为你寄到上海文汇报去,我认识编者梅林。
暂时说到这里。
敬礼
亦 门
六月三十日
七月四日的来信
有一件事:你愿不愿调到天津文联工作?如果我们来调,组织上有可能放你来否?这两点,请考虑一下,并且就回答我。
七月三十一日的来信
为了整干,诗,只匆匆读过一遍。怕等久了吧!
有不少好东西。虽然阴冷些。但由于这个缘故,一、目前不能发表也没有发表的必要;二、得由一个完整的集子来处理,分量不够,质量也得提高些——好好修改一下;三、但这也得留给以后来刊,目前书店也不能接受;四、因此,这个集子,得作为历史的面影和点滴来处理,重视它,而不急于处理它。
火热的记忆,这里不同意刊。因此,寄给了上海的梅林。但他一直不复我信。这家伙真头痛,我得去摧。
八月五日的来信
接到信。
但这里最近情形起了变化。前几天的情况,阿英将调华北文联。因此,这里文联由谁主持,目前,虽尚未宣布,但当由别人来接替阿英是必然的了;你的事,不得不受这一影响。暂时等一下,看调动后的情况如何,我再给你信。如有调的可能,我是仍旧希望能调你来北方工作的。
九月二十日的来信
最近和不久这里人事以至机构可能都有所变动。阿英已调华北文联,这里的朋友中有可能调去的人。接阿英的人还未宣布,措施和风格要看哪个来主持而定。
也因此,我的工作也可能有变动。也许可能离津。一切看条件和情况而定。如果有新的决定,当告诉你。
但这样,你的事,不但是“等”的问题,而且最近已经失去了可能性。本想你能来此,做些能下厂生活,彼此可有帮助和进步。这个主观愿望现在不行了。
嗣兴仍在青年剧院,工作没有变动。不过最近几个月他是在大连,参加了赴朝慰问团文艺组,本月底大概可回京。他的剧本并未上演,有许多困难。
▲嗣兴,即徐嗣兴、路翎。
九月二十一日的来信
……
怀念母亲,人之常情。只要不影响工作,我以为倒不必扣帽子给自己。但目前,每一个人都只能自己好好工作和生活,没有力量帮助家庭也是事实,一切只有尽力而行,以至尽心而已。作为一个革命者,并没有和家属对立起来的一定的必要——如果那不是坏家属。我个人的想法,如果不能爱血肉相连的人,而能爱血肉不相连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这还是看那是怎样的家庭而定。当然,真诚,不矫情,也不偏爱,这是我们的风格,人的义务。革命者是一个在生活中也是纯洁的人,也在家属的生活中。
……
诗——
母亲,情感是沉重的。但太沉重了。
铁路,有些特彩。但还是一团热气而未凝为晶体似的。
你的诗,一般地有着强的情绪。但过去的,调子的低沉——是真实,但这得激起某些斗争的激情来,而在这一方面,都有些像悲叹似的。解放后的,都由于一团热情,匆促的,不能满足自己的那么一团热情,这就使得没有深入到对象内部去而具体地取得那特彩,这得把一个有限的对象首先把握起来,然后从这个别的,特殊的而达到那更高的一般的。
前接梅林信,说稿费已寄。未收到么?下次去信,我将催问。他不会马虎的。可能交通不便,路途遥远,难免有所迟缓。还有,他来信中,称赞那首诗,并且惋惜不能再发表和多发表这一类的诗。因为那副刊也停掉了。
由于这样的情况,你寄来的信,这里没有刊物,别的地方也无法介绍了。
我和小孩都还好。
十月六日的来信
我到底能否离津,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组织分配是必须服从的。上级调得成,则是另一件事。我自己也想走,因为文艺团体,不如在实际工作中更能生活和写作。这希望却不容易。最近以来,没有写东西,只是零碎地看了些书。
而没有了刊物,写了的东西也就无从发表了。这是所以没有写。但也研究一些问题,思考一些东西。
而你的诗,也就介绍不出去了。看以后,上海是否办刊物。
诗“控诉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陈启文”,“土地改革纪事诗”,都看了看。
但感到,不知道是感受还不够深切,还是写得匆忙和草率了?记事是不够的,不能等于诗。现象,但现象的特色不多,被一些叙述笼罩而黯弱不鲜丽了。就是从语言,也感到这点,叙述的,一般的,那样的语言,近于报道;而诗,语言却必须带有浓烈的思想和感情,情感要集中而洗练。——在这些地方说,这样写,并不更好;反而比过去抒情的东西薄弱了。
现象,必须以感觉抓住那彩色,那特征。通过这,即使以一点一滴的具体的事象或人物作为对象,也可以反映土改这一历史运动的。更深入些。是否有以为轻易之处呢?或者,多孕育一个时期再写更好些。譬如几个贫雇,如果以形象而论,并不能够表现从而使人感到那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一种通向整个历史运动而又带有这些人物个人自己的生活色彩的内容。
记事、叙述,不能是诗,因为它们不能把诗的东西直接拿出来的,作为诗而表现出来的。
虽然如此,那些感印的断片,却是很好的。这些是可贵的。把这些以体温和心血孕育一下,反刍一下,慢慢地写;而且可以把它们类别而概括到一些东西上面。
你以为怎样呢?
如果有关于青年的短散文,请写些,我可以介绍到上海青年报。
一九五二年
七月十五日的来信
……
胖子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但我却无法详告你。人只有忠实于历史和
人民,真理本身将会解决问题。
▲胖子,指胡风。当时我已转业,分配在贵州省财委工作。
十月八日的来信
……
你信中所谈的我不明确。事情的内容,也不易在一信中为你谈到。但简单说,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不但自信没有,而且向来是以之作为斗争对象之一的。如果有,则我们早不是今天的我们了。至于人们底说明,相反,是他们混合了黑白。
举一些例子,看看他们底本质。
秦策底论形象,其实是非阶级论的。例如他说《红楼梦》中人物写得好,晴雯是黛玉的影子。根本不对,黛玉是小姐,晴雯是丫头,是两个阶级。那么,把两个阶级等于一个影子,是非马列主义的理论。
又如方管,他歪曲了许多。伪造了许多。他伪造历史。例如他说,我们读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多,而读马列少。完全伪造。在重庆时期的情形,你也明白。那时候,马列主义出版的不多,但我们是多少看了的。就我个人说,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就都没有看过,到今天也才看了“历史哲学”一种。费尔巴哈,中国有没有译本?我不知道。但好像并没有介绍,好像到今天也还没有译本。在重庆,出版情况你多少是知道的。你想一想,到底有否?恐怕没有。那么,这样的伪造历史的理论,完全是非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而是政客手段。并且,就是看了,也不要紧。相反,列宁说过,不懂得全部黑格尔,是不能懂得马克思的(大意)。并且,也如果真读了,那也要看如何读法,读了如何等等。不读反而不行,我恨一直到现在还无力通读一切。并且,费尔巴哈,我们是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马克思的“论纲”中读的,就是说,读的是马列。
只能举极简单的一二个例子谈。别的不可能。你看看和想想吧。
所以,错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方管,即舒芜。
十一月十四日的来信
现在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某些人事问题。因此,表态是无用的,无效的。进一步说,态度,是什么?还不是人底斗争和行动么?如果是,那我们底一切行为,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大家都可以考察的。难道,应该相信的,应该考察的,不是凭行动,而是凭嘴巴么?光唱好听的歌,而不看斗争和行为,行么?不行的。
我不想多谈什么。我们服膺鲁迅先生。那么,他就说过:傻子,闯将,和沉默的工作者——就是说,一切,首先让我们自己沉默地工作吧!
一九五三年
四月一日的来信
是的,好几个月未写信了。不是热情衰退。不是友情淡薄。这些年月来,我是疲乏得很。
情绪。不能无风雨。但可以说,对于现实,年来是感受得更深,从而,一方面,战斗得应该更有分量,一方面也就颇为平静。对自己的严格,一向是,而且将来也是如此。
因此,常常写。但未能发表。这没有什么。
胖子事,不在理论与思想,人事上,却难说得很。台上热闹,台下呢,却很冷。而且就说台上吧,也不过如此。这一方面,你可以相信,放心,我们决无愧于人民和无愧于己。
你可以从现象中了解这一点。例如,反官僚和贯彻婚姻法。如果你连根带底地询问,为什么得“反”和贯彻?一句话:历史的负荷。这是一个本质上产生的一系列的社会现象。那么,文艺也正是这现象之一。要看本质。革命并不简单。否则,何以官僚可能产生,存在?而且,非革命或反革命本质的官僚,何以能够在革命队伍中以“革命”的姿态出现?这说明了:革命,应该是一部历史斗争。对自己严格,正为了对一切不利于人民和历史的东西要求有这样一种严格。在解放之初,我也有一种单纯的热情,这不行,因为,这热情恰好蒙蔽了深远的斗争。
路远,话长,片纸只字无法谈,只有谈得如此抽象。
读了诗和文。有诗的情绪、感觉。但老实说,“婚姻法”的内容太轻,因为没有剥到“不负责任”的社会根源。“纪念斯大林”,则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各一节的写法,①没有特征地写出本质,②有些外部的东西,如技巧——你不自觉吧。“签署”,颇俏皮,但那女郎,却美而看不到苦恼,①这不能起讽刺的辛辣效果,②因为那带有知识者的心情。但总之,比时下流行的东西,你却显露了才能。尊重才能。也尊重对象。写得更苦些,使自己和对象搏击,而又使自己服从对象吧。因为对象,那是现实,那现实底现象之一。
无发表机关。沪刊,也很难。我倒试一下,看如何。
▲胖子,指胡风。
六月十一日的来信
关于少数民族的艺术,由于无所知,这方面不能谈。
但就你的文章看,一般地,是对的。不过感到草率些。必须把握各个民族底生活内容(历史的、社会的),然后能表现那艺术特色,这难道不对么。
文艺组,“滑稽诗人”在主持。看那回信,一、矛盾,既说“过多”于谈“生活”,又如何“很空洞”?难道离开生活才“充实”?二、是避免接触问题,是只准叫好拍掌,不准严肃地讨论问题。三、“形式主义”(艺术上),命令主义(口吻上)的答复。
搜集民歌,像你,从历史和生活来考察,是好的。我感到,你文章中所引的,可能是非精选的。多搜集而精选。
▲“滑稽诗人”,指袁水拍。
六月三十日的来信
接信。原来如此。但重庆的喧哗,我已知道了些,不过没有如此详尽而已。
这简直是政治伤害。但那仍然是过去的小人物本质,和恶劣作风而已。伤害不了什么。所痛心的,是“沉渣的浮起”而已。
何,过去以为胡偏爱宁,而压制他。后来(解放前,复员前)就有了分裂。他不反省他自己。其实,当时我们是“爱”他而认为是有某些才能的。他要分裂,现又报复,那是他底事。但这样,却又使我们认识了一个人,不过也想不到如此之恶劣的,简直像流氓了。
洪钟,过去我打击过,现在大概“得意”了。
丁东——如果名为“丁东”,我不但不认识,不但未见过,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个存在,怎样个货色。如果是化名,那么是毫无勇气和毫不负责。一群贼中之贼而已。他说到来看过我,也有过那么一回事,即我当时在陆大,到成都见习时,孙耀冬突然带来了一群青年“诗人”,我也不知道,也不记得名姓。当时我是不愿意他们到那种地方来的,既来了也就无可奈何,应酬了事。后来还到少城会园喝过茶。但这群人也无仇无怨,但“成都作风”,我却是讨厌的。我底性格,我底情况,当时你都是知道的,我实讨厌和害怕所谓“文坛”。那么,如果是孙耀冬?如果是杜谷(也在西南)?……好的,没有什么。总之,是这些小人物的大聚会,可以唱出好戏了。但我愿他们能够多多地唱下去。
实际上,伤害不了,污蔑不了的。你不必忧愁,和为此难过吧。不过使人不愉快,和感到新生的东西所遭的困难而痛楚的了。
▲何,指何剑薰。胡,指胡风。宁,指路翎。我曾寄了一本当年的《西南文艺》给他,有感而发。
十月二十九日的来信
胖子事,云雾而已。人们自感对他做得不对。但还是以为他不对。于是,现在,来个表面“光彩”或赏个面子。但骨子里呢?
说到诗——
从现象来说是一般的,正像到处的鸟都有嘴一样。你也抓住了一些现象底特质。但你没有抓得更紧,漫画化了,密度也不大,有一种飘了过去的感觉。
这不是说,你不憎恨。你底憎恨,我感到是重的。但憎恨必须具体化,也就是把憎恨从对象底特征中表现出来,还要焦点一样集中地表现出来。即使再重的憎恨,如果不能本质地对象化的话,读者是不能深刻地实感着。读者,对于现象不是毫不知道。他们要知道的,是诗人把形象底特征如实而生动地浮现出来,把那些背后的本质,更无情地揭露出来。
评断是可以的。但评判多了时,一、是诗人自己说话,不是让形象说话了,二、当诗人说话时,读者被弄得不能答话了。这正是热情(憎恨)还没有更好地对象化的缘故。因而,不集中,不能凸出那形象底特色。
说到讽刺,和马林科夫底提示。我想你一定知道的。我只要补充一句:诗,就是斗争。
▲胖子,指胡风。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的来信
两信和稿子都收到。
思想的真实度,和热情的强烈度,是不能由于“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而就此被削弱的。因为否则,艺术生命就受了伤害,而思想斗争也就消溶了去。无苦恼者是有闲者。但这苦恼,却得战胜它(即战胜自己);却不能被俘虏(不论是压抑热情的形式,或思想模糊化的形式)。
诗,读时,感到没有强的特质的东西,即不能使人感到那应有的可感受之物。这就是说,题材太大,而你又泛写了。这就一般了。大的题材,必须有特征地具体的细胞,一个或一系列,都必须这样,于是才能把可感受性生动地放在读者的面前,侵入到心中。不可感,是艺术底致命的病。
“批评”,不够,而又漫画化。不够的是深度。漫画化是无深度的表面化,而且使作者和读者轻松,不是愤怒。要挖掘和集中。要具体化(例证,事实等)。要避免的尤其是漫画化。漫画化不是讽刺。
“打字”,有些具体东西。但还是轻轻地跳了过去。比方,几个错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要分析,要鞭挞,以暴露那危害性,和官僚主义,不是由作者这样简单地下个判断就算。这里,可以从现实得到丰富而生动的材料,可以从想象和概括凸出那本质。
我暂时只能这样简单地说。
那刊物,“权”不在胖子;尤其,诗是由滑稽诗人之类看;他不过被“尊重”而已。
但看起来,文艺上的情况是开始在发展了,即使一时未必百病消除,总可以做一点事情的了。
▲胖子,指胡风。
▲书信说明:阿垅书信,均未注明年份。现标明的年份是根据当年的纪录和根据内容回忆推算的,大体符合历史实际。书信中有收件人名字及无头无尾的,均系根据当年抄录和摘录的资料整理的。除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外,均保持原貌未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