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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诗人、文艺理论家，原名为陈亦门的阿垅（1907～1967）百年冥寿。

鲁迅先生1933年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时，那“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的心情而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却表达了中国历史对他们难以忘却的纪念。在此，无意将阿垅与那五位烈士相提并论，却同样有“悲愤总时时来袭击”，也想“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而又有难以忘却的纪念。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当代的年轻人，还是文学青年，乃至一些文化圈内弥漫颓废、堕落的文化、道德气氛中，对阿垅也存在不该有的疏远和陌生，在此，也确实有份“为了忘却的纪念”。

阿垅，生前留下不少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其中包括抗战时曾获“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征文一等奖的《南京血祭》。但，他首先是位诗人，是抗战时，胡风先生及文学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那些公式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某些以“唯物”为名的庸俗社会学严重妨害抗战文艺深入发展而痛，以通过刊物的文学创作，实践其“时代精神的特质要规定诗的情绪状态和诗的风格”；在诗的创造过程中，诗的表现能力必然是人生的战斗能力（思想力、感觉力、追求力——）的一个表现，只有首先成了人生战斗能力的东西才能够被提升为诗的表现能力而取得艺术生命”等主张，培养新兴的文学新人而主编的《七月》，并以围绕它的一批较稳定的新诗作者群所形成“五四”后的一支重要艺术流派——“七月诗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诗人。他涉及文艺创作的体裁多面，留下的旧体诗词也很多，但新诗的创作并不多产，却不乏精品，不上百首，却怒放着题材、艺术色彩的丰富多样；高昂信仰所坚韧语言的张力，同时流淌着感情真挚的细腻；胸怀广博汹涌热情的粗笔重彩，又不失其艺术的精致；诗人的热情常常是浪漫主义的张扬；在他笔下则凝为冷峻的严谨和哲思；他吹号角，唱小夜曲，都统一于自个艺术的个性而相当于题材准确到位的精细；是“五四”后新诗大军中不可多得的一位奇才。仅以一首《无题》，也是新诗的经典；它本是写给新婚妻子张瑞的，不想竟成了他人生的谶语，“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的“白色花”也成了“七月”诗人共通命运的写照。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选进他的壮歌长调，仅从这几首短诗，也能看到他诗的一些基本特征。对于他那获得更高评价的文论，也多是诗论，这也因为他首先是诗人，不会流于某种说文解字式的诗评之浅薄和对诗的庸俗化，或故作高深，以新名词大轰炸，触及不到诗质而又以“诗”为招摇所作的“秀”。他那八十多万字的《诗是什么》所表现的他对艺术的真诚，对艺术感觉之敏锐，和他的理论修养，包括他写下这些文论的文体、文风，都蕴藉深厚的诗质。但是，都为他划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本人关进大墙，与他相依为命的，仅十岁的儿子陈沛则由派出所托管，他的书也自然遭禁。它不可能完美无缺，历史也不允许它只埋葬于批判的境墓。今日重读，感慨万千，一组《散章》，同样为篇幅所限，几篇千字文的纪念意义，胜于它的学术价值。但多是他生前未曾发表的书信、遗稿、遗言，对研究者，也是一份难得的资料。今日看来，它哪是“反革命”所写？有的真是太“革命”了。如《技巧》中对待传统还有点“五四”时简单化地“打倒孔家店”所对传统的虚无主义色彩。仅这点的不足、遗憾，也掩盖不了它对今日仍有现实意义的，反对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光彩。在此，不能不为作者命运的悲剧长叹。

作为诗人的文品，作为大写的人之人品，都是一代楷模！为阿垅的百年祭，这里以他本人的一束诗文，为祭奠的美酒、花圈！

诗是不灭的；阿垅永在！

是不幸，也是幸福，我在血的时代。

血的世界，是一个屠场一样的悲惨而恐怖的世界。

血的世界，是一个朝霞满天的有清新的光辉的世界。

在血的世界，任何人，都用血表现自己，也只有用血表现他自己，从臭虫到食肉兽，从寒光四射的剑锋到革命和胜利的大旗。

古旧的国土，是需要青年们的血的，洗刷一切污辱和黑暗，灌溉三度以上的空间使它发酵作肥沃和丰富、自由和和平。

血是澎湃于天地间的涨潮，血是震撼山岳的暴风雨，血是从千刀古藤的绝壁咆哮而下的瀑布，血是粗暴，血是疯狂，血不是平静和悠闲，因为血是力量，不受约束而又不可违抗的力量。

而我，我是这样平静，平静到近于悠闲呢，现在。

平静的血，尤其是悠闲的血，是可耻的一种。像罂粟花是花中的可耻的一种。

但是，涨潮的澎湃，暴风雨的震撼，瀑布的咆哮，完全归结于大海的平静，甚至是美于悠闲的平静。

我的血的平静，是这样的么。

其实，我何尝平静，大海何尝平静。

真理的颜色是红的，所以血的颜色是红的。幸福的颜色是红的，所以血的颜色是红的，战斗的颜色是红的，所以血的颜色是红的，花和宝石底颜色是红的，所以血的颜色是红的。

在太阳灯光的直照里，朋友梁的血绿于春波，而我的，在手掌里现出了的一种紫罗兰花瓣那样的斑驳。

我的血是这样的颜色：是太阳沉落黄昏来了的颜色，是黯然褪色了的金霞的颜色。

但是，当我流血的时候，我所看见的，却是十月的盛开的芙蓉花的颜色，鲜明的红色，娇艳的红色，坚强的红色，希望的红色。在今天，任何颜色有民族的圣战作证，也只有从民族的圣战得证。

而血又像温泉，像熔岩，温暖，或者狂熟。

自然，我的血是温暖的，是狂热的。所以我不属于昆虫类、爬虫类或者两栖类。

因为我有爱，我有无所不包而又专一的爱。我以血爱着！

点了灯，从窗外飞进来一些蛾，它们，开始以灯焰作为圆心回旋飞舞，接着殒星一样纷乱地扑入金红的烈火，一次以后又是一次，有的给烧灼成焦焰的残骸，有的跌倒在桌角上，有的振奋著负伤的翼子仍旧飞起。

“可怜的愚虫啊！”窗外发出一种空洞的歇息。

但是室内立刻有一种壮人的声音给它回答，近于咆哮：

“自己沉落在无光和热的生活里，而耻笑光和热的追求，是可怜的愚虫！”

“很好，这是光和热的追求！但是光给了你什么？热又给了你什么？它们，毁掉你的翼子以后，毁掉你的梦想和自由以外？”

“翼子为光和热而有。纵然刈割了光和热，翼子不再存在也好，纵然刈割了金黄肥稻，镰刀放下也好。梦想是‘有’，不是一无所有，而‘有’是不朽。光和热又不会毁掉梦想，因为光和热就是梦想。海不会淹掉海，太阳不会烧掉太阳；海不会淹掉湖，或是淹掉溪涧，不是淹掉，是融合。只有光和热，只有梦，是自由。只有献出自由才可能得到自由。黑夜里没有容纳梦想之处，石板上种不成花。吝惜自由，没有自由，而黑夜里更不会有自由。我的梦想和自由，不要你解释。你的，而我也一点不要！”

“好的。”声音更隐沉，仿佛给埋在地下怕冷的蝼蛄在叫。“但是你的光和热却给你们毁灭！……”

“你不懂！——怎么是毁灭，一点也不是。这是使自己，使自己的梦想和能力，也变作光，也变熟！”

窗外，是深沉的夜黑，而室内，蛾更多了，它们，有的孩子们向日出把臂联成一个舞蹈的圆的一术包围了灯焰，有的有新信仰的人物一样慷慨地自己走入烈火。

取消个性——不可能。

个人主义，那当然是集体主义的对立物。

但却不能把个人主义和个性全然混同起来。

个性，如同多面的晶体上的那各个形式的面，那从各个方面探取着光线的面，那从各个角度上表现着它们自己也表现着这晶体的面。这些面，它们当中的任何的一个，都和这晶体的中心本质地不可分，并且和其他的面存在着内部的联系。而且，这晶体，正由于面的多样性，在统一性上的多样性，那它所放射的光彩，才是丰富的，流动的，奇丽的，辉映的。

集体不是桎梏而是统一。

个性丰富集体；当它被解放出来，从必然里获得了自由的时候。

集体发展个性；当它解放了个性，而又统一着一切，它就是发展的动力，好像太阳带着行星前进。

一个女生的现象点滴——

一个女生，对一个语文教员谈到她在一个学期中的作文的时候，痛苦地说：“我没有说过一句真话。”

一个女生，留了两条辫子，同学们给她提出了严重的意见，说是“非集体主义”。

教员L谈：学生们被教育成了“小干部”似的。汇报的时候，完全是公务式的，机械式的。没有青春的东西，“没有孩子的东西”。对于教员的关系，只有事务的关系，没有亲切的东西。

教员M谈：学生在课余的时候，不许读古典的文学作品，读了就要受批评。可以读苏联的（但不包括古典的）作品，不过也不许读长篇的，如果从图书馆借了来，那也就要受批评。

L又谈：C.D到苏联考察教育曾经参观一个学校。他听课的时候，教员问一个学生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问题。关于这位苏联诗人的生平事迹、年代、诗等，这个学生都回答得好。后来C.D问那教员：“像这样的学生给他几分呢？”“四分，”教员回答。“为什么不是五分呢？”“因为他的回答，用的语言不是他自己的思想的形式。”

那么，思想是不能“机械化”的，人格是不能“机械化”的，个性是不能“机械化”的，人是不能“机械化”的，文化是不能“机械化”的——只有武装部队应该机械化，生产过程应该机械化。

集体化不是“一般化”。

在战斗的土地上，宣传，一般是煽动的形式。艺术，也同样。

而我们，普遍的形式，却是哭泣如控诉会，某些戏剧的场面等。

在理念上，我也了解那化悲痛为力量的作用或过程。而感觉和情感上，则总沉闷地感到那是一团气压似的，或是低调的情绪，或是反驳的思想；甚至哀伤得感到了一种类似被缴械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在偶然谈到了的时候，是N指了出来：煽动，是斗争的内容；哭泣，则是被压迫的内容。这是由于：我们的人民，千年以来，解放以前，无论在对内或对外的关系，本来只是被压迫者，本来就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的。不同的形式，是不同的内容，两个现象，是两个本质。

那么，这里就是斗争性的问题；这里就是自觉性的问题；这里就是从被动地位到主动地位的发展的问题；这里就是把斗争推进到更高的高度的问题了。

只有马列主义的方法；

没有马列主义的“技巧”。

关于民族传统的一个说法的、关于这传统之如何继承的问题的备忘录。

如果说，所继承的乃是——传统思想；那么，这个人即使不算发疯，也是必定发昏了。大家听了，也就不妨哑口无言，或则摇头而走的。

但除掉这一点的内容之外，可以或应该被我们继承的，那又到底是什么呢？曰：传统——“民族”形式（这里是“传统”形式等于民族形式！）；什么，以及怎样，继承这“形式”呢？曰：“技巧”！

但技巧崇拜——那就成为“空头文学家”，或者，“无产”理论家！

“大匠只能语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

万岁“技巧”！

呜呼“技巧”！

没有思想的美，“艺术”何用？

没有灵魂之美，“艺术”何用？

但技术熟，却正是使人们沉没到无思想的境界去，沉没到无感动的世界去的一支渡船：一支彩舟——但都是一支漏船！

技巧之神秘性。

因为“巧”——就是神秘；那当然神秘。

但问题是：最初，是愈神秘愈崇拜；现在，则愈崇拜愈神秘了！

关于“技术观点”。

虽然说，要做技术的主人；

但结束，常常是做了技术的奴隶；

当丧失了战斗力或战斗意志，而被技术俘虏了的时候；

当自由向技术出卖了自己的自由，或宣告了人格之破产的时候。

钱——这就是巴尔扎克（H.Balzac）的总主题！

这钱，是那社会关系的基石，枢纽，神经系统，脊椎骨；

这钱，是那现实生活的镜子：那凸透镜，那三棱镜，那X光，那红内线；这钱，是那上等的阶级的霸权，的铁腕，是那没落的阶级的挽歌，的恶梦，是那形形色色的男女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宗教、法律、道德，形形色色的思想和感情、欢乐和痛苦、情人和冤家、灵魂和血肉，是一切人物的化身，是那所有的人物的主人。……

在这样一个前提上，或这样一个本质上，巴尔扎克，他那世界感，那历史——现实运动的感觉，就不得不矛盾地和他那世界观对立起来，而压迫着和排斥着那原有的观念世界的内容，吸收著和扩展著那现实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内容了。于是他，发展了那现实主义，创造了他那《人简喜剧》。

《资本论》也是从货币的分析开始。在这一点，似乎颇有巧合之处——但足够说明的是，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喜爱巴尔扎克，绝不是什么偶然的事。

其实，话在你来时已经谈到。你可以写信给丁玲试试。一、最多，或许会复信，给你以鼓励或安慰，如此而已。调工作，并不简单。二、她也得同样通过领导或组织。以上是我的看法。我以为，你是在这样的矛盾中，热情高而现实认识弱。热情，如同火，容易化为灰烬，容易引起爆炸。这当然是年轻的一般特征，在你也一样；不是过于乐观，就是过于悲观，而你以身世之感，却显著地表现着后者。

我以为：你得以你切身之痛来处理历史与现实，从而取得力量和进行斗争，否则，你的热情反而成为对立物，首先伤害自己，首先离开了历史与现实。痛苦只有一个可贵之点，即换得对于现实的理解，而在生活中逐渐达到清醒和务实。乐观是飘浮于现实之上，悲观则沉沦于现实之中——如果它们不能或不是从血肉中正常生畏起来的话。正是历史与现实，你就是达到调工作的愿望，但历史与现实在那一个部门中基本上还是一个样子的，不同的不是本质而是现象。因此，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是会陷于同样的苦闷——只有使自己坚强，只有使自己面向（而不是背向）历史与现实，才能够战胜苦闷，从而战胜历史与现实中所存在的旧时代的残片。

我希望你走得稳，跳，不是正常的行军方法。祝好！

红鹅为林希同志本名。此信是他为新诗的形式问题向丁玲主编的《文艺报》投稿而未被编辑部理会。为此林希求教阿垅，故有此信。在批判阿垅时，信中“你得以你切身之痛来处理历史与现实，从而取得力量和进行斗争——”之词，竟然视为向林希“发展特务组织”的无稽之谈。

接信。不要多牵挂吧。我应该承受历史的考验。而历史，也总有退潮和来潮的激荡的。向前看要紧。对于自己，也同样得正面问题的。无愧于心，就是这样。

你可以去京一次。在我的感觉里，去也不能有结果的。去的话，要坚持原则，但自己态度一定要好。如果几时回津，你可以把稿子带给我看看。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风先生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时任副院长的黎辛同志在进一步落实“胡风案”的有关政策，接触了不少办理此案的有关公安部门的负责干部及相关档案。以下三则有关阿垅的资料，均为黎辛同志当时的工作记录。其一，还是保留原信的原件；其二，是阿垅准备留下的《遗言》，与某些版本不尽相同。如阿垅的最后所言：“我看不到真相大白的一天。”死者临终之憾，生者有青公诸于此，后人千万不要忘记。

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从一九三八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详的“案件”。

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是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又期望着，能够像一九四二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要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信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从根本上说，“胡案”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说谎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是自己崩溃了。所以，最后，我唯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的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的利益，我才写这封信——“磨刀”信。

“磨刀”是指国民党要发动内战。此处显然是回答审问他写给胡风的信中所提到“磨刀”之具体所指。黎辛同志所看到的这份《遗言》当是他写的草稿或初稿，才在签名后又将准备加进去的内容写在签名后。——编注

我不久于人世了，我看不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很痛苦——我是革命者，不是反革命，我是冤屈的。但我还要说，党是伟大的，革命事业是伟大的，我个人的委屈，不算啥，只希望以后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阿垅因骨髓炎，病逝于天津“新生医院”。在他奄奄一息时，要求见到狱中负责人，留下以上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