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阿垅的《南京血祭》——写在阿垅诞辰百年、逝世四十年之际

■周正章

历史是一个真实。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不能够改变历史，更不需要改变真实。……真实最美丽。——阿垅

接到阿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我即从化铁先生处借得阿垅（1907～1967）所著遐迩闻名的《南京血祭》（原名《南京》，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改称《南京血祭》；2005年8月宁夏人民出版社第2版）来研读，打算南京人去说《南京》，也许称得上会议的一个“特色”。

作为一个生于兹长于兹的南京人，迟至今日才读《南京血祭》，确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慨！香港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战时战后小说作家作品录》录其书名而只字未评，未见其书则声名远扬。⁽¹⁾阿垅笔下描绘的，从艰苦卓绝的南京保卫战，到侵华日军凶残的屠城，其所展开的山川地貌、乡镇地名、城垣街道、桥梁国道、机场码头，没有不熟悉不知道的，大都有意无意间造访过，因而一股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只是因时空相隔，略带历史的苍黄罢了。

一部为南京之战雪耻的奇书

南京之战这件大事，因为教科书上不讲，故很模糊。后接触过一些零星资料，甚至请教过一些当时还留居城内的老人，也好像这仗根本没打就陷落似的，任日军肆意屠城。虽知道有一个以唐生智为司令的南京保卫战，但对其基本印象，似乎都覆盖在中国军队望风而逃、一触即溃的不抵抗主义的烟幕之中而莫名其妙。

阿垅的《南京血祭》，正如他在《后记》（本文所引阿垅的话，均见于此）里所交代的，是一部“写南京的一战，得从每一个角落写，得从每一个方面写，争取写出一只全豹来”的作品。因而，读了不仅解“渴”，而且解了“惑”。随即承宋德玲先生借阅其所藏《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8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亲历者为唐生智、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等63人）以印证，深感作者在当年资料奇缺，离事件本身又太近的条件下，《南京血祭》竟写得这么真实、形象而饱满，经受了时代的考验，实属难能可贵。现在看来，作品若以海陆空齐开火的“全豹”来衡量，尚嫌欠缺，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它毕竟是作者有待进一步加工未成，而留下的一部初稿呢？

那幅确实经历了英勇抵抗、浴血奋战，然后才是日军屠城的图景，在我头脑中才由模模糊糊而终于清晰了起来。对南京之战，很久以来，血泪控诉淹没了为国捐躯者的壮烈；或者说只有屈辱的“控诉”而没有对抵抗者的“颂歌”。即以见况为例，南京城内有许多日军屠杀遗址的勒碑凭吊，而与日军殊死搏斗的英雄阵地的缅怀瞻仰则无。现在出版社向读者推荐《南京血祭》这本书，也只称“祭”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其实不然，南京大屠杀的篇幅，该书只占十分之一。

我赞同绿原先生《南京血祭·序言》中的这个观点：《南京血祭》“为这些坚决为维护民族尊严而战的无名英雄们，留下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至今仍然令人悲愤填膺的血祭图。”（本文所引绿原先生的话，均见其所撰《南京血祭·序言》）

没有抵抗，而任人屠杀，竟至30万，这是耻辱。抵抗即使因当局指挥所犯理遭谴责的天大错误而失败了，也不该将抵抗的真相隐没，并再以耻辱误导后人。历史就是历史。以我看来，《南京血祭》正是一部为南京之战雪耻的奇书。它终于又在日本的出版物中以《南京恸哭》的译本占上应有的位置。日本关根谦译，1994年11月日本五月书屋）这不仅洗了南京的耻辱，也雪了中国的耻辱，而这正是作者在《后记》中表示的夙愿。虽然，问世很迟，但毕竟有了这雪耻，而不再是无言的空白了。

《南京血祭》有“控诉”，更有对捍卫国土而洒热血的英雄的“颂歌”与“赞美”。作为文学而言，只要通过艺术的真实，抵达了历史深处的真实，那就抓住了历史事件难以磨灭的内核，就可以经受得住任何思潮的冲击、涤荡于不倒。而阿垅为历史雪耻，以《南京血祭》作出了填补空白的独特贡献；准确地说，这正是一部为此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具开创意义的文学作品。

像这样以艺术形式展现南京陷落的过程，究竟记述了哪些内容，想必许多读者是愿意有所了解的。那么，这里据《南京血祭》所提供的战况图景，撮要如下，以免读者的举手之劳。

9月5日，99架日军轰炸机就对市区的五台山、新街口、太平路一带民用设施实施了空袭，而中国防空部队的驱逐机从空中，高射炮从地面击落了好几架来犯的日机。（第一章）中国军人在南京的东郊紫金山一带，点火焚烧松树林，并艰难动员迁走居民，以迎战日军。（第二章）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南京方圆几百里的大好河山，并分析了远近几条防线及战略要冲，蒋介石主持战前会议与唐生智受命城防司令官。（第三章）12月4日，南京城郊汤水镇一带，设防一个师兵力迎战敌军，作者墨笔重彩描写了其中一个连抗击敌军11辆坦克与数倍之敌的战斗，不屈不挠，血肉横飞，最后全连阵亡；突出塑造的重机枪排排长王煜英战斗至死的形象，令人难忘。（第四章）12月9日，敌人迂回青龙山，占领上方镇，王耀武部在淳化镇战斗至深夜，为免陷围困而突围。（第五章）弹尽肉搏，前仆后继，反复争夺，但终因缺乏迂回的空间而致兵临城下，敌军向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及紫金山发起攻击。日军炮火炸开了光华门，随后一辆辆坦克从缺口攻入：为堵住缺口，两勇士以身缚集束手榴弹与血肉之躯被碾于履带下，与敌坦克同归于尽。先期攻入光华门一带的八百日军，被守军包围全歼。（第六章）战斗在中华门金陵（晨光）兵工厂的守军，在失去通讯联络，寡不敌众的危急关头，其新兵纷纷拉响身上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12月11日，敌军攻占雨花台，钳制了中华门，由城外西侧向下关进击。（第七章）12月12日，在日机轰炸下城中到处起火，指挥陷于瘫痪，终于造成不计其数的军民混杂、相拥，争先恐后向北夺路而逃，一起阻塞在通往挹江门、下关、江边的中山北路上的混乱局面，而江边并无船只……（第八章）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不是流血的终止，却是更大流血的开始。书中写了日军在飞机场对捕获的人群，先以机枪扫射，随即再对死伤遍地的血肉人堆，以煤油浇上干柴放火，焚烧屠杀了四千人。这只是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其规模不算大的一处。（第九章）邓龙光部奉命南撤未入城内，军容整齐地沿京芜线撤去，沿途不断收容了许多士气未减的散兵游勇，并受到百姓的欢迎；将日军包抄南京而侵占的芜湖，一举失而复得。（尾声）

中国军人悲壮的爱国情怀是可歌可泣的，即使日军施以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也是要失败的，不屈的人民最终战胜敌人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就是阿垅通过这部作品要告诉世人的。

全书十五万多字，共十章。作品写了上自蒋介石（仅一段苍白的讲话）、唐生智（仅嘲讽受命城防司令官时心态之一笔），到下层士官张涵、王煜英、杨全、张刚、赵仁寿、朱方、岳正、章复光、王宏钧、巩克有、黄德美、关小陶、袁唐、严龙等众多人物形象（墨笔重彩描绘了他们的英勇杀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还有热爱和平生活而被迫陷于战争状态之形形色色市民的无奈、艰辛、绝望与挣扎，以及郊外与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激战的战场图景。

由于作者阿垅是个“带枪”的诗人，是军校毕业并参加过淞沪战役的排长。这样既有军事知识又有实战经验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成为直面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敢吃蟹者”。而这部称得上史诗的作品，是“南京陷落”两年后1939年8月至10月，作者在不断遭日机空袭的西安古城，由几个友人提供写作条件的情况下，奋笔疾书，一气呵成的。

阿垅所言“持久战”源出何处

这部千古一大奇书，是由于什么原因写成的呢？

阿垅说：“无论从军事的因素说，或者从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说，持久战，这一理论，已经金字塔一样建立了起来。它有历史的不朽……”阿垅这里所提及的“持久战”一说并未标明出于何处。

对此，绿原先生这样解释：由于作者“后来到了延安，读了《论持久战》，对南京一战从军事到政治上有了新的看法，于是着手写这部小说”。

何满子先生在《南京血祭·代跋》中说，“阿垅于1938年到了延安，从此他对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局（而且不止战局）有了全新的认识，促使他更能清醒地反思抗战初期败退的历程，特别是对早期战局关系重大的南京失陷的悲剧，那几十万军民惨遭屠杀的深重的灾难”，“于是……写下了这部《南京血祭》”。

这里，两位老先生对阿垅没有确说的“持久战”予以坐实，以助读者了解作品的背景，很好。看来如果阿垅没有“到了延安”与“读了《论持久战》”，还有“新的看法”与“全新的认识”，大概不会写出这部《南京血祭》的。说得很对，因为阿垅在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1938年5～6月）后几个月，到过延安（1938年10月～1939年4月），并在西安创作《南京血祭》（1939年8月至10月）之前，这是事实。再者，针对1949年后的五十多年来，除了一部人所皆知的《论持久战》外，对于“持久战”别无所知的情况而言，似乎也很顺理成章。

那么，阿垅创作《南京血祭》是出于“延安”与“《论持久战》”吗？

根据作者的经历与《南京血祭·后记》的表述，我却以为，“持久战，这一理论，已经金字塔一样建立了起来”之说，自另有其内涵及其源头。

对于抗战全过程亲历者的两位老先生来说，想必是因年代久远而遗忘了“持久战”的来历所致。余生也晚，此处不妨依相关资料“班门弄斧”如下。

对持久战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1882～1938），他在《国防论》等一系列抗战前著述里，最早系统地阐述了持久战理论，并提出面对东边海上强敌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国必然要实施从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方略。他这个高瞻远瞩的建言，被最高军政当局吸纳并逐步具体化为对日抗战的国策。

持久战思想，不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所发明创造的，不能一提“持久战”就说“读了《论持久战》”。历史事实是，蒋介石于1937年8月5～6日即“8．13”淞沪战役前夕，在南京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提出并通过讨论，“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即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又“会议制定的抗战方针为：日军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我之最高战略方针为持久消耗’，即‘持久消耗战略’”。又“20日，国民政府以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发了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代表与众多高层军政长官出席了这次会议。蒋介石于8月18日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一文，讲述中国应敌的五条战术，其第一条便是日本要求速战速决，中国就要持久战、消耗战”⁽²⁾。

但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敌强我弱的战争状态下，究竟如何实施此持久战，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作为参加过“八·一三”淞沪大战的一名中国军官，阿垅不可能不知道南京当局提出的这个“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而要到延安去，才获知被他称之“金字塔一样”的持久战思想的。也就是说，如上所述，阿垅在去延安之前，已知晓了持久战思想，应属无疑；毛泽东只是在蒋公开提出对日“持久战”国策后，时隔十来个月才发表《论持久战》的。遗憾的是，阿垅在《论持久战》演讲后到延安，只呆半年时间，难见其实践的具体过程；而对正面战场的战况，他却是了然的。

这绝不是妄断，而是以阿垅所言为凭。他在《南京血祭·后记》回首南京战场的价值与意义：“南京的一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南京的失陷开始，一方面又从南京的失陷完结了。而徐州的一战，使中国在军事上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潭里振作起来；武汉的一战，使中国收获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宝贵的稳定；豫南、鄂北的一战，和最近洞庭湖畔的争夺，胜利的晨光已经熹微的、照着中国的军旗了。”从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出，对于从国民党中央军校南京军校）第十期毕业并具实战经验的阿垅来说，这原创持久战理论，经过两年时间，到1939年秋天他在西安创作《南京血祭》之际，才千难万苦地显其端倪。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自古以来，面对北方入侵之敌，无不由北向南转移）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以发起以下会战：如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淞沪大战历时三个月歼敌四万（此战迫使敌军从华北抽调三十万兵力从海上抵沪，以达到减少津浦线、平汉线北端敌军压力的战略目的），1937年11月24日～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败（此战未查见歼敌数），1938年3月～5月徐州会战的台儿庄战役歼敌二万后中方顺利转移（此战阻击了津浦线南北敌军的迅速打通），1938年6月～10月武汉会战致敌死伤十万而撤退，1939年4月～5月“豫南、鄂北”的随枣会战歼敌三万，1939年9月～10月“洞庭湖畔”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三万等而完成。这里仅就阿垅提及的几次战役，历时二年共歼敌二十二万⁽³⁾。

1938年10月～1939年4月的武汉会战与随枣会战，标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期间正值阿垅待在延安，对正面战场发生的转折，或许欠缺了解的时机，因而他对“最近洞庭湖畔的争夺”特别关注。

这些会战有效打击了由华北经津浦线、平汉线南进，企图从中部将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分割之日军，致使沿海各省相对发达地区的大批工厂、机关、大学、文化团体及其人员源源不断地辗转撤入大西南。1935年开始建设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业已就绪。1937年11月开工修筑的滇缅国际运输线（全长959公里），已于1938年12月建成通车。

1937年11月19日即南京之战前夕，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指出“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设现”；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月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抵达重庆，12月1日林森宣布：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开始办公。川云贵桂四省连为一体的大后方已经巩固，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的战略目的。

这些，便是阿垅所言抗战初期的“军事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持久战，这一理论，已经金字塔一样建立了起来”的实际概况。

将阿垅所述“持久战”简要情况留有的若干“沟壑”，作上述的整理与填补，复与阿垅所述的战况相对照，读者对阿垅所言持久战的思绪就会更清晰了。阿垅密切观察并着眼的，是正面战场的重大会战；毛在《论持久战》中对正面战场却尽量回避，而着眼于在江西苏区已驾轻就熟的运动战、游击战，并提出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以期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最后的革命胜利。

两者所言的持久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视野。

阿垅所说的“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潭里振作起来”句中的“振作起来”、“宝贵的稳定”及“胜利的晨光已经熹微的、照着中国的军旗”，恐怕并不只是“反思抗战初期败退历程”，甚至也不能附会为不得不为之的所谓“曲笔”。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脱离开阿垅在《南京血祭·后记》中留下的清晰思路，对抗战初期（1937～1939）历次重大战役认真思考的战况实际，尤其是文本通过具体描写所展现的艺术形象的实际于不顾，而抓到“持久战”与“延安”两个关键词，还有来自“延安”的“新的看法”与“全新的认识”，就似是而非地去给阿垅在“世界观”上找根据了。

这是阿垅从1937年至1939年抗战的态势，重新审视南京失陷后战局的认识。他在作品“后记”中突出提“持久战”，从表面上看，公开称赞“持久战”，国共双方都能接受而并不犯忌。但在实际上，当时双方对这部反映“持久战”的作品都显示了“拒绝”：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作品写了“持久战”并未彰显的“走麦城”的“南京陷落”，而不是随后出现转机的任何会战中的一个战场；从共产党方面来说，对任何反映正面战场的作品都一律忌讳，“台儿庄”几十年间视为禁区便是事实，八十年代《台儿庄大捷》的影片上映才获开禁，令许多人大吃一惊可为例证。而作为创作严谨的作者来说，他只具备前者而不具备后者军队的作战经验，只能写出像《南京血祭》这样的作品，致使作品处于两难的境地。

即使是很快获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的获奖作品，也不能不陷入尴尬的状态。这既是《南京血祭》的尴尬，也是历史的尴尬，更是以历史真实为“摹本”的文学的尴尬。

阿垅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

是的，阿垅是接受五四新文学运动洗礼，并步入左翼作家行列之一员。但他毕竟又是长期工作于国民党军旅的一名军人，从1933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南京黄埔军校）到1948年历任：国民党军队的少尉排长（1936年，南京），上尉教练官（1938年，湖南；半年后离职，11月去延安抗大学习），少校教官（1939年，西安；4月因治病从延安到此，并于10月任此职；8～10月于此完成《南京》），少校科员、少校参谋（1941年，重庆；《南京》于此获“抗协”奖），中校（1944年成都）、中校战术教官（1946年，成都；重庆至成都时，开始为中共地下党送军事情报，并因此遭军方通缉；5月出逃重庆，又东下南京）、中校研究员、上校教官（1948年，南京，继续为中共地下党送军事情报）。

然而，阿垅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一个战士，是追随中共及其革命的一位作家，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1938年7月他往武汉，与胡风初识并经介绍，通过周恩来秘书吴奚如提供的关系，10月从湖南衡阳徒步西安，以圣洁的心朝拜了“梦想的王国”——延安，嗣后又以自己的忠诚，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常识又告诉人们，世界观不等于创作方法，创作方法与世界观有时是矛盾的，越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往往越是这样。除非作家只要“拉斐尔式”与“席勒式”而置“伦勃朗化”与“莎士比亚化”于不顾，心甘情愿地制作宣传品而非艺术品，任其随标语口号成过眼浮云；但阿垅恰恰相反，是位遵循后者而遗弃前者的创作艺术品的现实主义作家。那他就不能不忠于以“写真实”为宗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使突破了阶级论的世界观也在所不计，而在作品中不得不展示了他并不看好、甚至失望的这支军队的真实风貌。这个真实，便是面对强敌，绝不胆寒的民族大义的历史真实。也正如阿垅在后记中所强调的那样：“历史是一个真实。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不能够改变历史，更不需要改变真实。……真实最美丽。”因而这部描绘近乎历史真实的作品，不得不战胜阶级论的偏见。事实上也只有在阶级论的偏颇渐渐退隐到历史的后台，不再成为“动力”的今天，作品才能与读者见面。评论者面对这样的作品，也不必再去遮遮掩掩，而应力图道出它矛盾的实质。阿垅的《南京血祭》正是这样矛盾的产儿。

在这部写出历史真实的作品里，致使读者只能看到同一个战壕的为国捐躯的骨肉同胞，而不见同一个阵线为阶级利益的阶级弟兄，虽然作者是个阶级论者。

从这份军旅履历，不难看出阿垅的《南京血祭》，不可能不打上“到处有生活”的烙印，属于作家特有的军旅生活的烙印，而不是别的。即使后来几度修改也不可避免（遗憾的是，修改稿未能留下而散失了），充其量只能以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南京血祭》“初稿”的基础，加以充实、丰富与扩展而已。

阿垅是胡风在《七月》杂志上推出的左翼作家，而反映抗战的《南京血祭》则很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来划分，甚至也可说并不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同仁所完全认同，因为作品难避“国殇”之嫌。这“两个口号”的争论，可谓响逼云霄，但始终冲不出抽象概念的拼杀，因为双方都推不出口号下所隶属并为文学史一致公认的作品，而文学史上却只剩下争论不已并无作品的口号本身。这便是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矛盾，而理论是灰色的。

抗日之战，既是民族之战，也是国家之战，战争一旦打了起来，血流如河，尸骨如山，惨不忍睹，无论哪种高超的概念都无法分辨，哪一滴血、哪一块尸骨是民族的还是国家的。而《南京血祭》一笔插入了“国都之陷落”的“国之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作者出乎意料地写出了不是“国防文学”的“国防文学”。这似乎是《南京血祭》一露头就置入“冷藏”，属文学方面的深层原因。

阿垅说：“胜利绝不是廉价的，也绝不是直线的。何况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国家和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停滞在农村经济状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胜利是跋涉的长途，需要怎样艰困地去争取啊。中国和日本今日的战争正是这样。”

阿垅对中日国力对比的看法，与鲁迅在临终前留下关于时局的“遗台”不谋而合。鲁迅在回答奥田杏花对中日时局的发问时说：“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见《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第40页，并见北京出版社《鲁迅回忆录》）

对于当时中日国力如此悬殊的认识，其实也不必得之于鲁迅与阿垅，甚至可说老孺皆知，连《南京血祭》里的普通士兵都了然。可是，议论起抗战初期必然会出现的恶劣的退守的形势，就把这个历史的基本常识抛到一边，似乎谁都可以骂几句国民党当局的昏庸与无能。其实，历史上的拿破仑与二战的希特勒进攻莫斯科，不都是和日军进攻中国的结果完全一样吗？可是俄国并没有由此遭受责难却备受赞许。何况，中日之比的悬殊，远甚于俄法之比、苏德之比呢？

阿垅认为南京陷落是“消极影响”的“开始”和“完结”，抗战形势已从南京之战的谷底回升。尤其是1939年4～10月的“随枣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诗人已看到了持久战预期的“形势转变”，中国军队从日军手中一次次夺回阵地的新势头，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于是他不得不全身心投入了《南京血祭》的创作，并在《结尾》一章写了邓龙光部对芜湖的失而复得，昭示了抗战的光明前景。我们今天恐怕还能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心跳、呼吸、体温与激情。他是个从底层走出的“草根诗人”，他真实地体察了百姓的人心还齐，将士的士气还旺，并在笔底作了形象地描绘。他认为，中国只要从南京陷落的教训中走出来，只要高层指挥纠正南京防线置于近郊、“太平天国的打法”企图固守城池及临阵决策“迟疑和动摇”与无序撤退的三大错误，而像1938年后历次会战将防线设于更广阔的空间展开，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歼灭有生敌军为目的及组织指挥有计划地退却与迂回，那么坚持持久战的抗战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正如他所欢呼的那样：“而抗战，它和神光一样，是那样神圣，那样崇高，那样光辉，那样不朽啊！”

阿垅是死不瞑目的，他至死都要把《南京血祭》留在身边，因为他确信“真实”终究是掩盖不住的。我佩服阿垅的目光远大。因为，他真实地描写南京之战的惨败，也赞美中国军人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同时暴露日军灭绝人性的罪行的《南京血祭》，反映“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不能够改变历史”的南京血祭》，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与后人见面了。这是可以告慰阿垅的在天之灵的，他终于可以瞑目了！甚至可以预期，像《南京血祭》这样去创作真实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终将随着抗战史料的不断发掘，和阶级论偏颇的不断克服，而为文艺界的有识之士所瞩目。

以我看来，像阿垅这样具有民族大义的历史眼光者，是大有人在的。

那么，现在离全面而真实反映抗日战争规模性战场的文学时代，还要走多长的里程，可能谁都说不清，更不要说20世纪自始至终发生过许许多多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了。因为，回避真实的思维定势还在。

但是，只要聆听，历史老人的足音，总会响起。

还是阿垅说得好：“真实最美丽”！补充一句：“真实也最永远”！

《南京血祭》启示人们，“真实”是“美丽”生命力的不竭源泉。

“真实”犹如这里的：举世无双的南京城墙、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与仍旧郁郁葱葱的千古钟山。

2007．10．24　霜降日于南京寓所之深夜

【注释】

(1)该《录》“出版年月”项称“1942”，恐不确；“出版书局”项真；“‘文协’征文获奖作”，系评奖部门而非出版处所，存疑待考。

(2)据《中华民国实录》第三卷第2031、2041页，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凡资料据此者，不再标注。并参见1999年版《辞海》。

(3)参见《国民党将领传略》，中国革命博物馆编，1989年2月，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