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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阿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取得了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他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和天才创造，代表着40年代乃至中国现代新诗的艺术高度。他的报告文学是抗战初期的忠实记录，《南京血祭》具有填补文学空白的重要意义。他的诗论文论深透独到，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文论有着积极的反思和建造作用。阿垅是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标本式人物，他的个性化创造及其与时代政治的复杂关系，他的精神痛苦和悲剧命运，引发我们深入地认识和反思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质和文学问题。

阿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他是一位文学的多面手，在所涉及到的领域都表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和理论才华。阿垅历经人生磨难，在极左政治的构陷和迫害下过早离开人世，使得他无法最终完成自己正在构建中的宏伟艺术大厦。但综观阿垅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依然可见其成就的厚重、其建树的卓越，阿垅以他创造的独特的文学世界昭示着自己的存在，阿垅其人其文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以及阿垅现象所透视出的一个时代的文学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是非曲直，成败得失，仍然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和继续评说。

从诗创作的角度来看，阿垅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派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准确地说，是后期七月派的第一诗人。新中国成立前后阿垅出版的诗集有《无弦琴》《无题》，新时期《无题》再版，不少代表性诗作，如《无题》《纤夫》《琴的献祭》《去国》等，为多种重要新诗选集收选，200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阿垅诗文集》，是阿垅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中数量可观的旧体诗词大多是第一次发表，让人们领略到了阿垅诗歌世界中另一道奇异的光彩。何满子认为：“阿垅旧体诗词极是精彩，词尤佳，其风格直逼辛弃疾，当代无人能及”⁽¹⁾。显然，阿垅诗创作的总体内容和艺术质量，足以构成作为诗人的阿垅的研究价值。

阿垅的诗歌创作集中在抗战爆发以后的三四十年代，“热血和红火”的抗战时代，造就了以胡风为盟主的史称“七月派”的文学群体，也造就了赤诚与悲壮的诗人阿垅。阿垅和他的同伴们受命于时代的特殊要求，带着对民族国家的满腔忧患和深情关怀，在“拿枪”和“拿笔”的两个战场上冲锋陷阵。阿垅的诗作，正应和着胡风和“七月派”的那种既胶着于战斗生活，而又焕发主观战斗精神的文学思想，他“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责任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²⁾。他的诗，书写了时代与诗人共有的激情与痛苦，呈现出崇高与悲郁的复合文风。

阿垅属于时代，阿垅也属于阿垅自己，他的诗有着天才诗人的不可复制的个人印记。阿垅是一个具有悲剧气质的诗人，如牛汉所言，“是诗人之中心灵最本质的”⁽³⁾。他的性格赤诚而激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和“否”，“全”和“无”之间是决然相对的，没有缓冲和过渡，他信念执著，百死无悔，不向别人让步，也不宽饶自己。阿垅的行为经常是极端的，年少时信奉革命，曾一意要去搞谋杀，抗战烽火中，他亲赴战场，用鲜血沐浴自己的信仰。他的《再生的日子》中这样写他在闸北战斗中负伤的感受：“沐着血，我和世界再见/我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他写政治诗的时候，要求自己的诗是刺向敌人的利剑，是焚烧黑暗王国的火焰，于是，他的政治诗“写得严峻而又雄辩，辛辣而又充满诗的激情。对于敌人，他使用的是剑；对于黑暗王国，他放的是火”⁽⁴⁾。阿垅不满足于诗歌仅仅是热情的讴歌和响亮的呐喊，他说：“诗句，不是有响亮的节奏诱导万人的队伍前进的号声，而是一个战士从事白刃战以打击敌人在那生死的一瞬从巨大的胸中吼出的洪怒的一声‘杀！——’声”⁽⁵⁾。他的诗是最有力度的，而且这力度不会轻易在痛快淋漓的宣泄中释放，而是在持续的受难和压抑中蓄势，进而爆破。“由于抑压太久的痛苦，他的诗才成为更有喷发力的泉水。”⁽⁶⁾一首《纤夫》，已成为七月诗人崇尚“力之美”的经典之作。

胡风所谓“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用在阿垅身上也是同样的恰切，阿垅是“持枪的诗人、流血的诗人、求真的诗人”⁽⁷⁾，他自己也一贯强调：“诗人不能没有赤子之心，不能没有战士的爱憎。”⁽⁸⁾他的政治诗、抒情诗都以强调战斗的力量而著称。尤为重要的，阿垅的所谓战斗，并不仅仅指外在的敌我抗衡，而是潜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力的对抗。《纤夫》中，我们看到国家危难之际民众抗争的恒心与信心，更深层的体悟却在于我们对民族自身精神负重的反省和超越，这是一种内在的对抗与搏击。这使得《纤夫》越过表层意义，具有了深厚广博的思想内涵，“纤夫”也成为我们民族的象征性意象。阿垅有一句名言，叫“为爱而战”，一方面指战斗与爱情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指诗人陷于爱情当中痛苦的心灵体验。在对爱人、对自己的爱情拷问中，阿垅经历了灵魂的挣扎和搏斗。所以，我们读阿垅的爱情诗，那感受“不是香甜如蜜、柔情似水的，而是在残酷激烈的人生战斗中撞击出来的火花”⁽⁹⁾。这与诗人不同寻常的爱情经历有关，但更缘于诗人对人生对爱情的独特态度。在阿垅理解中的人生和爱情，本身就是一场战争，诗人奉献了全部的自己，他忘我地爱着：

诗人搏击于其中，受难与其中，牺牲于其中，在爱的升华中坚守着人格精神的不屈、圣洁和高贵，这多少有些宿命的味道，但却让我们看到阿垅独有的人格魅力。路翎说：“在S.M的诗里显露的诗人的精神，或者说人格的特色，是对于人生的高度的诚实和善良，以及一种道德上面的高贵、仁爱和勇敢。”⁽¹⁰⁾他执守着他异常单纯的“深切的人生要求”，将他的人格精神流露在每一句诗歌当中。甚至他的政治诗，也是从他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出发的，阿垅说过“诗是宣战”，“诗是口号”，“诗，正是政治”等偏激的言论，但阿垅并没有用生硬的政治概念去营构政治诗，对待诗中的政治，阿垅不是隔靴搔痒，空喊口号，他同样是毫不保留地投注自己的爱憎情感，阿垅交付出自己，获取了诗歌和政治的水乳交融。阿垅的诗就是阿垅自己，是阿垅“人格的声音”，他的悲哀他的郁愤凝结为单纯而坚韧的诗的形象，给人以悲剧的美感和震撼：

阿垅不仅个性敏感坚执，而且心灵中积郁着其他诗人少有的原罪意识和苦难意识，这与他受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有关，也与他痛苦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有关。所以，阿垅诗歌的意蕴结构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多层次的，他在社会历史政治意义的表达之外，蕴含着超社会的人性展示和超现实的终极叩问，他始终不放弃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探索，他借用诗的翅膀，从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出发，飞越人生的千山万水，最终抵达读者的生命和灵魂的深处，这使得阿垅的诗歌在激烈之外，又有了一种宗教般的宁静和超达。“无罪”而后“凋谢”的“白色花”，是他和友人们不屈人格的写照，也成为印证生命终极苦难的谶语。

阿垅以其创作中独树一帜的赤诚情感、奇特想象、坚执遒劲和沉郁哲理，成为40年代诗坛上的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已有论者看到了阿垅在40年代诗坛乃至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及其价值意义，“由于诗人受到浓重的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显示人性深度以及诗的美感表达上，都鲜明地凸现在一般诗人之首。从诗本身的意义来看，他的才华有时超越了胡风、艾青及其他同仁”⁽¹¹⁾。对所属流派的超越，应该是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的必然趋向，这也说明阿垅具备了成为文学大师的艺术潜质，如果没有政治运动的人为中断，阿垅或许还有不可限量的创作前景。诗歌研究界经常将40年代两大诗歌流派——“七月派”和“九叶派”进行对比，也可视为评估阿垅诗歌成就的另一个角度，阿垅与穆旦分别成为两个诗歌流派创作浪峰上的人物，他们各自保持着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立性，但他们对诗的“思辩性与象征性”的共同追求，又显示出伟大诗人创作中的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共同组成40年代“诗的新生代”⁽¹²⁾，共同代表着40年代乃至中国现代新诗的艺术高度。

阿垅的叙事文学作品也在现代文学史上呈现着独到的艺术风貌。

抗战爆发后，阿垅用S.M的笔名连续在《七月》上发表了《在雨中走着》《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等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后结集为报告文学集《第一击》。阿垅和七月派的另一位叙事文学作家丘东平，均因报告文学创作在抗战文坛上颇负盛名，这时的阿垅与东平一样，也是一位带枪的战士，他亲自参加了“八·一三”上海会战，并从战争第一线得来素材，《闸北打了起来》就是关于上海大战的宝贵记录。在阿垅的笔下，战争的真相得到毫无修饰的揭示，“他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使读者一同受到严酷的考验。”在《从攻击到防御》里，“他从这样的严重的教训里对国民党的错误的战略和战术提出了含蓄的，但却是痛裂的批判。”所以，胡风说，阿垅的报告文学，“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¹³⁾

阿垅的报告文学同样体现了七月派以主观突入现实、并深刻展示人物心灵世界的审美特征，他也特别地将笔墨倾注到处于战争和心灵双重困境的官兵身上，讴歌他们血性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抨击当局和军事阵营的黑暗内幕和丑恶行径。相对于东平作品中相当程度的悲剧内敛性，阿垅的作品更具热烈和狂暴的性格，“如郁闷的云层里逼出了暴风雨”（《闸北打了起来》）。作品中，战争是激烈的，行动是迅捷的，作家热诚的赞颂和愤怒的控诉，像“雷霆的说话，如末日的审判大声辩护着正义，又大声斥叱着黑暗与腐烂”，作家拿了枪的矫健的身影，也在战争中“受了洗礼了”（《在雨中走着》）。

在战争的暴风雨中，阿垅经历了纠缠着不解、忧伤和痛苦的精神洗礼，这种复杂的情绪和精神蜕变的过程，与他的特殊身份和敏感个性不无相关。阿垅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其后间断地在国民党党部任职，1933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步兵科，1936年军校结业，任国民党第88师少尉排长，次年投入“八·一三”淞沪战役。阿垅的走入部队，固然也是迫于生计，但更是他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种积极选择，正是对国民党抱有期待，他入得其中后才会对目睹到的黑暗丑陋产生逆反，加之他曾结识地下党朋友并受其影响，以及一直以来崇尚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精神，这一切，动摇了阿垅原有的信念，促发了他思想的转变。对于阿垅来说，期待的落空和信念的轰毁，一定伴随着巨大思想矛盾和心灵痛楚，这是每一个叛逆旧营垒寻求新方向的人所必然经历的心路历程，对于诗人性格的阿垅，尤其是这样。所以，阿垅报告中所有的揭露和批判，都是和阿垅内省的撕裂感共生的，我们在阿垅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读出了诗人的激情、诗人的盛怒和诗人的困惑，这就使得原本应该倾重客观化叙述的报告文学，成了浓重的情绪化的产物。而且，阿垅的报告文学全部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在叙述战争进程的时候，不断地抒发作家的主观感受和思考，叙述语言几乎全部是主观讲述和人物对话构成，郁积着情绪，或者压抑着的冷静，造成阿垅报告文学鲜明的诗性特征。

阿垅叙事文学的诗性特征一直持续到1939年创作的报告文学体长篇战争小说《南京血祭》（原名《南京》）中。阿垅于“三·一八”战争负伤撤退后方，认识胡风并由胡风介绍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辗转到了延安，在延安抗大的军事演习中眼球受伤，转至西安治疗后因交通封锁而不能再回延安，这时候他开始写《南京血祭》，小说曾获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评奖的一等奖酬，但因故（据说是太真实了）未能出版⁽¹⁴⁾，后来的修改稿遗失，直到1987年才重新整理初稿出版面世。正如何满子先生在《南京血祭》代跋中所论述的：“带着对这场他所亲历的战争的巨大困惑，阿垅于1938年到了延安，从此他对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局（而且不止战局）有了全新的认识，促使他更能清醒地反思抗战初期败退的历程，特别是对早期战局关系重大的南京失陷的悲剧，那几十万军民惨遭屠杀的深重的灾难。于是，他带着激情，带着亢奋，尤其带着怨愤，写下了这部《南京血祭》。”⁽¹⁵⁾

之前在短篇报告文学中表现的对战争的反思在《南京血祭》中更加深化更加有力度了，作家笔下的战争叙述是急促的激昂的，同时也不乏冷静和理性的思考，除了政治体制、经济状态和人事作风方面的揭示和批判，作家更从军事战术的考量出发，探讨这场战争的思想策略和发展态势。作者在后记中说：

无论从军事的因素说，或者从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说，持久战，这一理论，已经金字塔一样建立了起来。他有历史的不朽，他有prometheus的伟大。失败主义是残雾，而这一理论是日光；失败主义是望月而喘的牛，而这一理论则把握了客观的、存在的必然性。⁽¹⁶⁾

这一战略思想固然来自阿垅实际的战场经验，但能从战略眼光的高度对战争进行全局把握，则不能不说与阿垅的延安生活经历和学习《论持久战》密切相关，他是“对南京一战从军事上到政治上有了新的看法”⁽¹⁷⁾后，着手营构这部长篇小说的，具备了宏观的战略思想格局，也大大扩展了作家的创作视野，使作家有可能向着史诗性的“伟大的作品”的目标进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阿垅的思想倾向和革命立场变化，较前更为清醒和自觉，短暂的延安之行显然对阿垅以后的人生选择以及革命追求起到了一种催化性的推进作用。

《南京血祭》中大量的出自于训练有素的军人笔下的战事描绘和战术布局，既能给人切近的现场感，同时作家又没有陷入具体的战场事务，而是从中提升出自己对战争历史的真实看法。面对那场惨烈的战争，阿垅不可能摆脱激愤和悲痛的情绪，但他探究惨败教训的时候，表现得又异常清醒，他说：而失败的原因和错误的事实，那也是历史的存在着的，铁一样的。让我们勇敢的承认这失败的原因和错误的事实吧！因为这等于勇敢的把经验和教训接过手来。”⁽¹⁸⁾在南京失陷刚刚过去两年，在抗战烽火燃起不久，作家能有这样的反省，不可谓不深刻。但阿垅是作家是诗人，他的所有思考一定是与激情相伴：

作家歌颂、谴责和批判的主体情绪依然非常浓重。绿原在《南京血祭》序中谈到作品的风格及其缺点时指出：“至少它令人感到，不像小说，不像报告，而是一个愤怒的诗人在奋笔疾书——也就是说，个人的主观情绪多少压抑了小说不可或缺的现实主义精神。当年，胡风先生读完本书的初稿，曾经指出过这一点。然而，作者主观上倒是力图通过个人情绪写出真实来，他把自己放在作为本书主人公的普通士兵中间，以浓墨重彩涂抹一些和他们一起经历的冲锋或扼守、负伤或阵亡、退却或溃散等等酷烈场面，毕竟为这些坚决为维护民族尊严而战的无名英雄们，留下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至今仍然令人悲愤填膺的血祭图。”⁽²⁰⁾虽然作为纪实性的小说却有很浓厚的主观色彩，《南京血祭》对战争历史呈现的真实性程度却也是其后同类作品无法比及的，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有时并不在于笔法的客观或者主观，而在于书写者面对历史的态度，有时候书写者的主观真实往往起着决定作用，应该说，阿垅正是以他独特的书写方式尊重了历史。

《南京血祭》是第一部纪实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保卫战的史诗作品，在我们今天更为清醒和理性地反观那场战争悲剧的时候，阿垅这位亲历者的战争叙述，提供了直击历史现场的珍贵资料，其认识价值不可低估。从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南京血祭》也有填补文学空白的重要意义。作为战争小说或者报告文学，阿垅所表现出的现代战争意识以及现代战争的描绘手法，都是其后的战争叙事文学所缺乏的，针对我们现当代文学中战争小说的不发达和不成熟状态，阿垅所提供的创作经验也是有重要借鉴和研究价值的。

阿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他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阿垅，在他所属的七月派中，同样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可以说他的理论成就仅次于胡风。阿垅留下的理论文字中最具光彩的是他的诗论，他在动荡的战乱岁月中写出了140余万字的新诗评论，曾有《人与诗》《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等诗论作品出版。他是一位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也是一位紧贴创作“实感”的诗评家，他在现代诗评方面不仅高产，而且也像他的诗歌一样个性鲜明，他的诗论不仅见解深透，而且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自成一格的理论体系。胡风晚年曾评议说：“他在文学方面造诣很深。他不仅写小说、报告，还能写理论文章，尤其是诗论方面。关于诗的各种美学观点，他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当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他作了从实际出发的恳切的分析，其中，对于某些和人民性无缘以至敌对的东西，他作了不可调和但也决不夸大的批判。他就从这一条道路上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不倦的追求。”⁽²¹⁾

阿垅的文论也独具一格，曾出版文论集《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解放后发表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在多有限制的文化环境中，极尽可能地阐发自己的独立见解，引起文坛争议进而演化为政治批判，被认为是反胡风运动的前奏，阿垅由此成为反胡风运动的祭旗人物。

从胡风为代表的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构建出发，对阿垅诗论和文论的思想内涵可以进行相应的总体阐发。

首先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即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血肉关系。阿垅将真实性”精神贯穿于他的诗论当中，他说：“所谓诗的境界，乃是人的生活所达到的。一切在生活。”“作为艺术现象，境界似乎是一个‘虚构’，但作为生活的升华现象，则它又必然是一个真实。”“无论如何，生活总是境界的母体、的产地。”⁽²²⁾在解放后写就的文论批评中，他继续坚持“艺术，首先的条件是真”⁽²³⁾的观点，提出：“为了如实地反映现实，其他阶级还是同样可以作为主角的。”写人物，就要“深入人物的私生活”⁽²⁴⁾等等，从全面和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出发，他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以“歌颂”与“暴露”、“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二元对立观来过滤与净化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认为全部而非局部的生活，才能真正代表现实主义的“真实”。

进一步，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一定又是呈现着感性的状态，充满了活动的气息，而绝不是冷漠的客观再现和僵硬的教条演义。阿垅和胡风一样坚持摒弃这种创作上的不良风气，反对“推崇‘理性’的片面现象”，认为它“往往代替了活生生的生活逻辑，往往抹杀了活生生的生活现象，往往排斥了艺术的可感性，艺术没有了，但‘理性’也没有了”⁽²⁵⁾。可见，阿垅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不仅包括客体的物质的真实，还包括作家主体的精神力量的真实，并在二者的动态融合过程中落实为感性的真实显现。而在这一独特的对主客观真实关系的体认中，阿垅也显然更重视作家主体的能动作用，于是他在诗论中反复强调着诗人主观感受的重要性，认为：“诗是自内而外的，不是自外而内的。”“诗人是火种，他是从燃烧自己开始来燃烧世界的。”⁽²⁶⁾

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阿垅既认同时代思潮，又有所保留，表现出与主流意识有合又有分的独特认识。在《诗与现实》第一册“引论”《箭头指向——》中，集战士与诗人于一身的阿垅激烈地表明，诗的箭头要指向法西斯、准汉奸和第五纵队，喊出“诗是宣战！”“诗是口号！”的时代强音。阿垅在解放后引起争议的《论倾向性》一文的中心论点是“艺术即政治”，继续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阿垅是特定时代将文学结合于政治的观念的极端表现者，我们可以从突出政治功用的角度来理解阿垅的“艺术即政治”，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而另一方面，阿垅把政治包容于艺术之中的观点，又隐含着对艺术规律的强调，他认为艺术应该曲折地长远地体现政治的要求，从而反对直接书写现时政策的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倾向。阿垅的文论与其诗论的思想内核是一致的，他对文学政治内涵与美学追求关系的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凝结为“艺术即政治”的经典论断，他的曲径通幽式的理论思维，意在挑战新中国成立后极端政治化的主流文艺思想。阿垅的理论表述可能不尽科学和严密，但内含的合理见解，以及针对文坛弊端的反拨纠偏的良苦用心，都是可以明鉴的。

阿垅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处理在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中很具代表性，艺术地为政治服务，要以不违背生活真实为前提，艺术的教化功能要与艺术的审美功能相并行。阿垅在一个较为宽泛的长远的格局中理解政治，即如列宁所概括的：“政治是千百万人的命运”，那么，政治与艺术就有着同样的远景目标。这一理论正统一于胡风的关于文学切近地配合抗战和长远地完成启蒙的思路。也正是这种政治与现实人生一体化思想，导引出政治与艺术一体化观点。在特定历史时期，这种理论最大限度地与庸俗社会学划清了界限，其创作也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公式化概念化错误。阿垅在迎合时代的总体要求和规范之下，为文学自身争取一席之地，但即便就是这样折中的观点，还是招致“左”的势力的压制和批判，可见当时文化环境的严酷程度。

阿垅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就丰硕的诗论家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阿垅和他的诗论沉寂多年，几乎被人们遗忘。这是一座广博深厚而又丰富复杂的宝贵精神矿藏，有待于我们进行专门的更为深入细致的挖掘、梳理和研究。胡风特别欣赏阿垅的三卷诗论集《诗与现实》，他认为：“现在以及将来的诗论应该而且一定能够从他的劳动成果中汲取到从别人汲取不到的经验和教训。”⁽²⁷⁾这里指的是阿垅诗论的时代特色和个性原则，以及人们对其存有的争议。阿垅诗论中内含的与时代艺术风气相关的“经验和教训”，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的开掘和认识，阿垅文论中的相关学术问题至今还在探讨之中，这对于我们反思和重建中国现代文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两年来，阿垅的旧作、遗作陆续出版，使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丰产的厚重的作家和理论家阿垅，他的不容忽视的文学成就和他在文艺运动中的卓越表现，呼唤着阿垅研究全面和深入的推进，学术界亟待系统化的阿垅研究的出现。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重估阿垅以及所属社团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给予这位20世纪40年代特立独行的作家以应有的文学史地位。

阿垅一生命运坎坷多舛，他是一个具有悲剧气质的作家，有着知识分子赤诚和激烈的性格，他是唯一一位深陷牢狱敢于抗争敢于直抒诤言的“胡风分子”，他曾斩钉截铁地声明：“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当我们反思这场“共和国第一冤案”时，也断然离不开对阿垅这位仅次于胡风的关键人物的研究。

阿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存在，具有超越阿垅自身的意义。他是20世纪中国作家的一种代表，是认识特定时代中国文学的标本式人物，阿垅所呈现出的作家主体与外在客体的严重矛盾冲突，和由此造成的惨烈人生悲剧，浓缩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际、共同的矛盾痛苦，所以，阿垅研究也是走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入口，由此也可以进入对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和文学特质的思考。此外，阿垅的文学人生与时代政治的关系，阿垅的人格精神与文学个性的关系，阿垅的悲剧命运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独有的抗争姿态，乃至于阿垅身上透射出的时代和个人局限，等等，都是与整个时代的文学问题息息相关的命题。通过对阿垅的正名和重估，我们能够更迫近更深入地认识和反思一个文学时代。

阿垅是一个丰富、复杂而又沉重的话题，如果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绕不过胡风，同样，也不应该绕过阿垅。

(1)转引自林希：《编纂说明》，《阿垅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2页。

(3)牛汉：《感受阿垅》，《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5)亦门：《诗与现实》（第一分册），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第12页。

(7)胡风：《〈七月诗丛〉介绍十一则》，《胡风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8)亦门：《诗是什么·关于感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276页。

(10)路翎：《两个诗人》，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11)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页。

(14)绿原：《南京血祭·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4)阿垅：《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起点》1950年第2期。

(25)亦门：《人和诗》，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