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勇者——阿垅印象

■冯　异

诗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诗人的声音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发酵，诗的情绪的花是人民的情绪的花，得循着社会的或历史气候；开了的要谢，要结果，而新的要发芽，要含苞，要开放，而它们也要谢，要结果……。这说明了诗人的生命要随着时代的生命前进，时代精神的特质要规定诗的情绪状态和诗的风格。”（胡风：《四年读诗小记》）因此，“诗人和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就成为在战争中形成和壮大的七月派诗学的理论基石。

七月派的诗人们，并不是在读了胡风的诗学理论之后，才走上既是诗人又是战士的道路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原已集诗人和战士于一身，然后才聚集到胡风的大旗下，在接受了胡风的人格和诗学理论的熏陶之后，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的。

阿垅就是这样走近胡风，成为七月诗派坚强的一员的。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抗战初期，他就在凇沪前线指挥一个排与敌军作殊死的搏斗。在敌机的轰炸中，他的右面颊及牙齿负伤，被送至南昌医院再转长沙医院治疗。他于1938年创作的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2月）、《闸北打了起来》（4月），并连同一些诗作发表于在汉口出版的《七月》半月刊。同年7月，他在武汉与胡风初次见面，并由胡风介绍，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吴奚如的关系，由衡阳步行至西安，经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后，转赴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庆阳四分校、延安抗大学习。翌年牙床溃疡糜烂，发烧时仍坚持野战演习，于跃进中摔倒，右眼球被地面杂草蒺藜刺破，经组织同意至西安医治，后因交通线被国民党封锁而未能返回延安。1941年他到重庆。1944年他考入陆军大学第二十期，并去成都实习，同时晋升中校。在重庆、成都期间，他多次收集包括国民党军队编制和部署情况在内的军事材料托友人带交胡风转送延安。1947年，因其收集军事情报一事被发觉而逃往重庆。同时，以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关麟征署名的通缉令亦到达重庆，他又不得不东下南京。翌年他先后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第十六期任中校研究员、国民党陆军参谋学校任上校军官，并继续多次向中共地下组织提供军事情报。

以上是根据《阿垅年表简编》再加以简化的他的青年时代的经历。就从这简单的叙述看，对阿垅来说，诗人和战士这两个身份并不是并列的，而是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诗人。诗（也包括报告文学、小说以及诗歌评论等），对他来说，是一个战士的抒怀，是一个战士的呐喊。

且看他在淞沪战场负伤后写的《再生的日子》。他已经“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他却视此为他的“第二次诞生”：“从母亲/从天、地间的大的爱/从母亲体现的大的爱我第一次诞生了/沐着血，吐出第一声捍厉的男孩子的啼声//从敌人/从生、死间的大的战斗/从一团风暴那样猛烈的/灾煌那样厚密的/那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火和铁/我/第二次诞生了/沐着血，我和世界再见……”，而且，战士是没有眼泪的：“当有血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一个兵是没有一滴眼泪的/一滴朝露那样小小的也没有啊/流血的人不是流泪的人”，而且，他还要“向世界说话”：“只要我活着/我仍旧有力量向世界说话的/我用我的愤怒的笔疾书”。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阿垅是个大勇者！

阿垅将他的青春和生命全部献给了民族解放战争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不幸却在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而锒铛入狱，12年后（1967年3月17日）瘐死狱中。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已平反，1982年6月23日，天津市文联已为阿垅、芦甸举行了追悼会，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逝去的岁月和生命已无法追回。

现在，阿垅的新诗、散文诗、旧体诗词、小说、报告文学、文论和部分诗论已陆续出版，这是甚堪告慰阿垅的亡魂的。但他的近八十万字的三卷本诗论集《诗与现实》在新中国成立初出版后，旋即遭到“批判”而被禁，原因是其中涉及一些革命阵营的诗人。其实，文学批评只是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分析和评价，和作者的政治身份并无多大关系。阿垅对七月派诗人的评论，也是有褒有贬的。但当时的文艺界将“团结自己，打击敌人”的政治原则简单地移植于文学批评，阿垅对同一政治阵营中诗人的缺陷的批评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后来更上升为反革命罪行了。这是把文学批评等同于政治宣传，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文学批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其影响流布至今。在重建文学批评的今天，《诗与现实》是应该出版的。其中即使有待商榷之处，也应该交付学术界自由讨论。毕竟是文艺思想问题，只有通过批评与反批评，反复的商讨和切磋，方可逐渐求得解决。而且，文艺思想问题，即使多种见解并存，也是无妨大局的，甚至可说是有利于学术的发展的——各种思想的激荡，正是学术发展的必要的契机。

《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发表了阿垅在1965年6月23日应狱中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申诉材料。阿垅在“材料”中说：“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为假无产阶级政党了！”“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说这是“申诉”是不够的，阿垅在这里实际上是在控诉——控诉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当时是1965年，是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十多年之前，阿垅的控诉可说是十年后大规模批判极左路线的先导——而且，这又是何等痛切、何等彻底的批判！

由此也可见出，即使在监狱中，阿垅也从未停止过思考，故尔他的思想能达到如此的高度。

谈完阿垅的“申诉材料”，自然就会联想到左拉的《我控诉》。1898年法国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无端被指控把秘密军事文件出卖给德国，因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左拉在《震旦报》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为德雷福斯辩诬，并一一指名控诉冤案的制造者。当天的《震旦报》在巴黎销行三十万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不久左拉也因屡遭迫害，不得不流亡英国。

左拉是勇敢的。面对反犹浪潮，他竟然为一个犹太籍军官辩护，为他洗去莫须有的罪名，并为此控诉了一些将军和司令官，甚至国防机关和军事法庭。这是他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他当时毕竟还是自由之身，周围有支持他的朋友，为了躲过牢狱之灾，他听从律师和朋友们的劝告，毕竟还能远避英伦。而阿垅写“申诉材料”时已入狱十年，和外界已断绝一切关系，甚至和家人也无联系，完全处于孤绝状态，生杀予夺，悉操他人之手。而且他身患骨髓炎，两年后就离世而去。如果不是将生死利害置之度外，他如何能写这一份名为“申诉”实为“控诉”的“材料”？如果不是对革命事业抱有极大的责任感，他如何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写这一份名为“申诉”实为“控诉”的“材料”？

所以我说，他是大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