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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人互不相识，从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任何书信来往，更没有任何间接的联系，可是却因为卷入了同一个案子，被设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致死。

那时候，死人的事变得那么司空见惯；那时候我14岁，面对周围人的死亡，我似乎并不吃惊，甚至对自己父亲的死亡，也显得很理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都变得坚强起来。直到有一天，我去了美国，在那里生活过以后，看见了别人的生存状态，我刚刚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的价值，意识到家庭、父亲对我生命的意义。回想往事，我被自己曾经有过的“坚强”，感觉到一份恐惧，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就被教化成这样？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变得这么无足轻重？于是，一切都需要我从头想起。

我没有读过阿垅先生多少诗歌，我也没有听自己的父母说起过他的名字。可是，在了解胡风案子的过程中，我一直记得阿垅先生的诗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无罪！这首诗歌是他1944年写的，作为一个诗人，他不相信上帝，他不把原罪压在自己的身上，他坦荡地对上帝宣告他的存在。

可是，直到今天，我才认识到这简单的三个字，体现出一个人的精神力量的价值。我总是会忍不住看一看他的照片，那个有时候是穿着军装的男人，但是再如何威武的军装，也压不住他身上和眉宇之间透出的书卷气。他总是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这让我想起我的父亲，同样是一个浑身书卷气的军人，他的敏感常常被我母亲描述成一个不够坚强的人。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他们这些读书人，在动荡的年代，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依然保持了一份做人的诚实？又是什么，让他们凭着一个人的良心，珍惜一个人的个体价值？特别是阿垅先生，那么一个癯弱的书生模样的人，一个诗人，竟然在白色恐怖的时候，出生入死，眼睛里还留着日本人的弹皮；更不敢相信的是，在红色恐怖的时候，他还是站立在法庭上，用他的沉默向世人宣告“我无罪”！

用何满子先生的话讲，六亿人中仅一人。

这一个人就是阿垅先生！

他在监狱里，在1965年6月23日最后写给审讯员的信里还是坚持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这时候，阿垅先生是否知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编者按语，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材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各省人民出版社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从1955年6月至7月，重印8次之多，达60万册！全国的数量就无从计算了）

阿垅先生是否知道这些呢？他理性地分析了案件的实质。这是他在判刑之前，1965年6月23日写的东西。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说：“我希望得到喜剧的收场。”这句话是最大的讽刺，那时候，已经接近“文革”，监狱外面，布下了天罗地网，红色恐怖开始从形式上席卷了街头和巷子，红海洋淹没了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都置于一个声音的控制之下。

那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空间，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愿望。可是阿垅先生在那样的年代，在监狱里，怎么会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思想？他怎么有勇气，用生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他逐条逐句，有理有节用事实批驳了已被认定了十年的“反革命集团”案子。

可是，今天我们认真地审视这个事件的时候，荒诞却出现了。原来，阿垅先生不是在一个同等的对话条件下争论一个事实。陷害是一上来就确定的，这完全是超越了法律之外的认定。更有意思的是，这样违反法律的事情，却又用法律的形式来解决。阿垅先生被送上法庭，被判决有期徒刑12年。可是，在判刑之前，阿垅先生已经被监狱关押了11年。在这之后才正式开庭，依然出示证人，而证人的供词是被事先审查过，并且指定证人必须背诵证词。然后，是法官走上审判庭，郑重地宣告：阿垅是反革命！

法是不会有错的。

谁也不敢质问，什么是法，这法又是由谁制定，又有谁来执行？法的意义又在何处？法的内部和外部，是依据了什么样的东西来判刑的？最高法庭可望而不可即，真正的法官是可闻而不可见，文牍周转，程序冗长。交代、自我批判、逼供信，摧残是在11年中没有间断过，诉讼过程讳莫如深。

不明白的是，这个由一个人确定的判决，又为什么要和群众再玩一次法的游戏？法庭依然权力无边，阿垅先生这样一个诗人，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完全丧失，他作为一个生命，开始从肉体上将被消灭，他变得那么无不足道，他只是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棋子，他现在被放在处于极刑的棋盘上，那就没有法律可言，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这就是法！于是，最终又以法律的名义制裁，将阿垅先生重新投入监狱。

岁月是如此荒谬和无理可言，阿垅先生却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真理。我不能不痛心地面对这个现实，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在这样的时代，去探求真理，去澄清事实的真相，有任何可能吗？真理的价值是什么？追求真理的本身，变得荒谬起来。陷害从头就是违背真理的，真理从头开始就是被遏制的，你把真理说得越清晰，就被遏制得越深，因为独裁的目的就是毁灭真理，谁说出了真理，就必然加速你和真理的死亡。于是对阿垅先生的陷害变得更加残酷，捍卫失去了他本身的意义。

那么，不捍卫就会变得好一些吗？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几乎对自己的生存产生了置疑，当你诞生在一个无理可言的生存环境的时候，生命的意义何在？事实上不捍卫真理，也并不比阿垅先生更好。生是矣生具来，别无选择的。

在翻阅1955年的旧报纸的时候，我看见2月份的上海文汇报上，刊登着我父亲的讲话，批判胡风的反党集团。我当时觉得脑子都要炸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做。我回去问我的母亲，她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你父亲当时是上海的宣传部长，上面压下来，你能不跟着上面说话吗？什么叫上面，法律的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从来就是不会提问的，我们的脑子已经被“上面”洗干净了。母亲说，父亲批的是反党集团，没有把问题说得那么严重。

还有什么是更严重的？

父亲没有指出这是反革命集团。

这之中还有区别吗？

有，反党还是人们内部矛盾，反革命就是敌我矛盾。你父亲是想把问题淡化。

父亲在这些文字里做游戏，他一步一步退却，但是最终也救不了任何人。

问题没有被淡化，父亲自己也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被捕入狱。

就是在文汇报刊登了父亲的文章不久，在被捕之前，父亲把胡风先生写给他的全部信件烧毁了。那些信，曾经跟随父亲渡过了战争年代，他在四处转移战场的时候，依然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着，随身带着；他可以扔掉很多生活必需品，但是，他紧紧地保存着胡风先生写给他的信，对父亲来说就是这些至关重要的信笺，一份精神的依托，一个朋友的关注，让生命变得绚丽和丰富起来。战争年代做得到的事情，到了和平年代却不能做了，他必须亲手把信笺烧毁。

再沿用母亲的话说，父亲在政治上脑子一直是非常清楚的。

这才让我回到现实中，我明白了红色恐怖的含意，我明白了父亲的选择。我明白了，母亲说的这个政治上的清楚，就是对捍卫真理的选择。父亲，是软弱的，他没有像阿垅先生那样向世界宣告，我无罪！他没有站出来捍卫真理，他的有脑子，就是体现出，他知道这里没有真理可言。

父亲只是用良心在保护朋友，他退缩到做人的最后底线。

即使这样，他生命的结果依然是和阿垅先生一样的。

回头看去，我们面对着一个生存环境，那里没有真理生存的土壤，于是捍卫真理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可是，对于阿垅先生和父亲来说，做人的原则，是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这才是生命最后的意义！意义是在于选择的本身。

阿垅先生，是用他的生命选择了捍卫真理，用自己的选择证实了真理的存在，也证实了这个存在的荒谬，但是他永远可以坦然地向世界宣告：我无罪！

阿垅先生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写完了他最后的诗歌，简单，纯净，达到了诗歌的最高境界。如果可能的话，我多么希望，多么希望阿垅先生能写出一些平淡、更温馨的诗歌，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需要英雄的，更不需要这么伟大的诗人！

阿垅先生诗歌的纯净中，染满了鲜血，在这里我们更无法承受的是他的简单。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变得那么复杂和龌龊，如果，如果还有可能的话，阿垅先生在天堂里继续写诗吧，不知道那里是否会有他的一片天空，更不知道阿垅先生高贵的精神基因，是否会遗留给我们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