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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时下有的刊物谈及阿垅的文章，不禁引起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

“阿垅”这个人，又名陈守梅、陈亦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就颇有知名度。新中国建立不到一年，党报《人民日报》上就有人署名“史笃”，指控他“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到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阿垅被钦定为国民党反动军官”；他的这个“反动”身份，又成为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的重要依据之一。于是“反动军官”与其他“胡风分子”统统被关起来，在社会上销声匿迹。10年之后，“胡风案件”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了审判，胡风被判14年徒刑，阿垅和贾植芳被判12年徒刑。这时，关了10年的胡风，余下4年的徒刑改为监外执行。而阿垅似乎也将从“监内”走到“监外”，中国却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等到浩劫过去，一层层的冤假错案平反过来，知道“阿垅”这个名字的人们，才听说他去世已久：1967年就瘐死狱中。

在“胡风案件”的平反过程中，阿垅身上被浇泼的“反动军官”污水虽然得到洗刷，但是他在解放初是否“歪曲和伪造过马列主义”，为众多人平反的中央文件却管不了那么细，自然没有提及。此后多年，关于阿垅的详细介绍材料在社会上也不多见，直到2001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上才刊登出几篇有关内容较有分量的文章。

其中有阿垅的朋友耿庸、罗洛为他写的生平介绍：1907年阿垅出生于杭州一个平民的家庭，在学徒生涯中自学不辍。民族危亡之时，进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他向往光明，1938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后因到国统区治病，交通线被封锁，就一直留在国统区从事抗战文化工作与军事情报传递工作。

一位在公安部工作过的王增铎同志，在《还阿垅以真实面目》的文章中，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说明：阿垅既不是反动军官，更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相反，在国统区时期，他虽处国民党军事机关，但仍心系革命，千方百计地向党提供情报。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阿垅这段历史在他被捕审查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安机关就基本查清了。

阿垅在监狱里的情况，社会上虽然很少人知道，但他1965年在狱中写的一份书面陈述材料却流传开来。在材料中，他大义凛然地指出：“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他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他坦率而真诚地说：把胡风及其朋友打成“反革命集团”，“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任何没有成见的人，只要读过这几篇真实材料，都会被阿垅对真理的坚贞立场和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人们绝不可能相信：像阿垅这样爱国家、爱民众，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会去“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像阿垅这样追求光明并与民族、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人，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反社会行为。人的社会行为，与他的人生追求和人生经历相关，对任何个人的思想行为进行分析，只能从与他相关的事实本身出发。“实事求是”，按照陈云老前辈的说法，“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阿垅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论倾向性》，在天津的《文艺学习》上发表；另一篇是《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在上海的《起点》上发表。后一篇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阿垅就遭到公开的严厉的有组织的批判，为此他给《人民日报》写过一封“检讨信”。这些情节在现代文学史上当有记载，被有的学者称为“公案”；而“公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释义为“疑难案件，泛指有纠纷的或离奇的事情”。因而，对于阿垅当年写的文章及其检讨，今天的读者自然也会去思考，这桩“公案”存在着怎样的纠纷或“离奇”的情节？恐怕至少有两个问题人们需要搞清楚：“阿垅为什么要检讨”，以及“他检讨了什么”。

如果说，因为阿垅自己写过“检讨信”，今日的学者就断定他承认自己“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史笃文章用语），这种推论方式未免过于简单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自然清楚：说一个人“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并不是普通的文化思想批评，它与“文革”中说一个人“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往往是一个人将从政治上被否定的先兆。而史笃在1950年给阿垅头上强扣的那顶“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的帽子，事实上正是5年后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先声，1955年公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版）第95页的注解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篇批评文章】指一九五〇年三月《人民日报》上史笃同志对于阿垅的《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的批评。阿垅在他那篇文章里，歪曲和伪造马克思的著作，把特务文学作为“范例”和“方向”来向读者推荐。史笃同志指出了这一罪恶勾当，使阿垅和胡风集团的人大为狼狈。

《材料》注解称史笃1950年对阿垅的批判，是“指出”了阿垅的“罪恶勾当”，同时马上联系到“胡风集团”，足见他对阿垅的批判，不是寻常的文化讨论，而是向“胡风集团”开展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阿垅在解放以前，一心向着解放区、向着领导劳苦大众争取解放斗争的共产党，而且在行动上他一直努力将自己置身在这一解放斗争中，他万万想不到，刚迈进新中国，自己就突然被置于一个被批判的反面角色的位置，他肯定大惑不解、心情沉重，甚至感觉委屈和痛苦。但是，《人民日报》既然公开点了他的名字，他就必须表态，于是阿垅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信文（引自1950年《人民日报》）是：

《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我写的。两篇批评也看到的。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

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

首先，经过是这样的：我贫乏，不能够完全得到所要的书籍。因此，我有几个笔记本，借书看的时候，就把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文句摘录在上面，我这样做了几年。《科学的艺术论》，我原来认为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对于学习文学的人更是如此。我重视这本书，但是我自己手边却没有，尤其解放前我被通缉，生活不定，不可能带书，只有利用抄本的办法。解放以后，在杭州我找遍了各书店，买不到；在经过上海时候，也找过，还是买不到；还请托过一些友人为我留意，给我买。这事情，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文章是去年九月间在上海住的时候写的。写的时候，根据的是手边的摘录得不完全的那个抄本，就犯了这个大错误。无论如何，责任是在我的。

其次，对于新的情况了解不深，问题提得不全面，分析不够，这当然也是我自己应负的责任。

再次，我是这样理解那一段引文的：说到“私生活”，我误以为那是说的人物的生活内容的一面，要写他们的生活内容的；说到“和一切形形色色跟在周围的人一起”，我误解为所反映的是社会内容，即反映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葛，接触，冲突和矛盾的。而且，又误解了“指示给我们看”这一句话。——才得出了这一错误的结果。

最后，十几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第一，我受不到党的教育；第二，阵地是分散的，孤立的；第三，我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完全是自学的，这样，使我在许多地方不能够深入，而造成了这一次大的错误。

信开始，阿垅毫不推诿地承认自己是那两篇文章的作者，表明了自己的痛苦心情，并表示愿意接受党报的批评教育。

第二段，他说自己“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虽然他对自己从严要求，虔诚地将自己的“错误”上纲成为“政治问题”，但“错误事实”却只限于引文的范围，这也是第一段中所说的“完全接受指责”的实际内容。

第三段，他对引文的使用来源作了如实的解释，这一部分在信文中占了很大篇幅。

第四段，反思自己的水平问题。

第五段，陈述自己对引文的理解。

第六段，追述自己以往的学习条件，及造成引文使用现状的原因。

最后，阿垅再次承担责任，希望获得真诚的帮助。

客观的读者可以感觉到，阿垅写这封信态度是真诚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读到马克思著作的全集和各种不同的中译节录本，无从进行比较和鉴别），阿垅接受了指责他的文章“引文不全”的说法，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通读全信，除了看到他诚恳地反思自己的学习不够，文章“客观效果”不好外，全文并没有承认自己有“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的罪过，更没有承认自己“故意隐瞒”了什么。信文最后用语是“错误”、“批评”、“帮助”和“革命敬礼”，都是人民内部的通用文字，所以实事求是地说，阿垅并没有默认史笃对他的所谓“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的“批评”。

写“检讨信”之前两天，1950年3月19日，在史笃文章发表的当日，阿垅给友人胡风写过信，信中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我抄了《科学的艺术论》中的一段话，在我的笔记本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抄最后一节话，而关键却在这最后一节话。”由此可见，真实情况是他想不起为什么没有抄最后面的文字，因此客观上不存在阿垅“故意隐瞒”未抄文字的问题。“关键却在这最后一节话”一说，是重复他人指责他的说法，一个人在没有话语权的环境中，要为自己做微弱的解释，往往只能站在他人的话语平台上。

信中他还说：“虽然译错了，但是最后两句话却是存在的，我的错误在这里！抄本上，没有抄下！而书，买遍了杭州，在上海也找不到，就写了那篇东西！”看来阿垅反省到的“错误”，只是在缺书的条件下“少”抄了两句。这种抄书的“过失”，在今天的宪法中又算是哪一条罪状呢？

阿垅为什么会深感痛苦，又如何理解阿垅写“检讨”这一行为，其实在他上述两封信中都已有了提示。他在给胡风的同一信中说：“对师友们，我的罪过多大！”在那封信末尾，他对胡风说：“我要说明，由我自己一个人负这个责任。”后两天，他写给《人民日报》的信中说：“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在这封信信末，他强调说：“错误在我”，其意是不在别人，与他人无关。

阿垅反复地说他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理解为他在政治高压下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连累朋友，似乎更符合他的为人。虽然他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缺少在解放区参加政治运动的经验，但他从周扬3月14日在文化部大礼堂对京津文化干部的讲话中应该能够品味出，对他个人上纲上线的批判，矛头实际上是对着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的（如果阿垅不是胡风的朋友，他的文章恐怕未必会引起周扬那么大的兴趣）。周扬的这次讲话在《周扬文集》里好像没有收入，但旁人的文章曾经披露其中一二：点了阿垅的名，抨击为“小集团的抬头，危害等于社会民主党。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使“听了的人都（感到）紧张”。周扬的讲话里，出现了“小集团”的称谓，这说明对阿垅的点名批判，不是单纯地针对个人，目标实际上是一群人；只是此时，由周扬讲话产生的巨大的政治精神压力，却是由阿垅一个人来承担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经党报点了名，基本上就为舆论定了调。面对党报的权威和舆论一边倒的社会心态，那么阿垅该如何选择呢？

首先，他不能拒绝检讨，因为在当时人们是不可能与党报公开对抗的。如果有人用现今获得的言论自由权，来“指点”阿垅当时应当如何或不应当如何，就未免脱离了历史的实际。如果阿垅当时不做“检讨”，矛头将会很快越过他而直接指向他的朋友，想必这是阿垅决不愿意看到的。

人的抉择与他自己的经历和为人密切相关，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的整体。如果一个人在抗战的枪林弹雨中没有畏缩，很难想象他会在政治高压面前“装死躺下”。假如阿垅此时当真被政治高压吓住了，后来多年置身于监狱中，看不到平反的一丝希望时，他也完全不需要公开坚持胡风案件是错案”的看法。所以，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阿垅1950年的“检讨”，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做法。当他发现对自己文章的批判，是指向与自己相关的一群人时，他能够去做的就是自我承担，将朋友们与自己分开，由“自己一个人负这个责任”。这种选择，与他在战场上的军人气质应该是一致的。

有人的文章认为，阿垅的一些朋友曾经“默认”阿垅引文有“错误”，也就是“默认”了史笃对阿垅的“批评”。对于与此相关的一些历史材料应该如何理解呢？

朋友，虽然彼此有好感并相互有思想联系，但也是各各不同的个体，并非一切方面相互都很了解。阿垅当年写文章是在上海，他的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引文的来龙去脉又是什么，其他地方的朋友未见得知道。他们对阿垅写的文章、阿垅所挨的批判，以及阿垅的“检讨”，一般也多是靠报刊了解的，不会像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的途径获知。他们从报纸上看见的是指责阿垅的“引文错了”，随后阿垅自己也承认“引文错了”，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朋友自然也会以为真是“引文错了”。但是朋友的以为，只是瞬间的精神活动，并不等于客观事实本身，不能作为阿垅“错了”的证明。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一度举国上下都是“打倒刘少奇”的呼声，重复“说过”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人众何其多也，但最终，不能以众人一时的附和说法，来为刘少奇的历史事实作定论，这一点今天的人们应该很明了。

在阿垅的朋友中，不了解阿垅文章引文的具体情况者居多，但他们多数对史笃的文章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如芦甸认为“亦门犯了一个冤枉的错误”；吕荧认为应该反批评：“守梅兄该写一篇‘歪曲和伪造不是批评’来答复的”；绿原说：“梅兄太真诚，太坦白，不能承担这种恐吓性的污蔑”。这些看法恐怕都不能视为他们“默认”史笃的“批评”。史笃的“批评”要害在给阿垅扣上“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的帽子，而不是引文全不全的问题，所谓引文问题不过是他立论的依据或手段。他首先指责阿垅的引证没有摘引完全，接着认定他故意隐瞒某两句，然后咬住阿垅，说他做出了一个“罪恶推论”。这才是他扣帽子的全部过程。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假如引文果真该全而未全，再怎样苛责，也推导不出“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的结论。一般说来，水平问题或治学严谨与否问题只在文化层面，而“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则进入了政治层面。阿垅自己解释了他平时获知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比较困难的客观情况：没有书，没有良好的学习条件，靠自学。但凡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对这种希望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只会去帮助和鼓励，不会去嘲笑，更不会去打击；而扣帽子、打棍子，粗暴地给人上纲上线，从来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作风。

在众多朋友中，有一位距离1950年的阿垅比较近的朋友，就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和阿垅一起从事过地下斗争，解放后阿垅写《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时同在上海，文章写完后刊于《起点》第二期时又是发稿人之一的罗飞。罗飞对阿垅的写作过程当比其他朋友更了解，他提供的历史材料应该离真相更近，因此更具有关注和研究的价值。

在2006年第2期《黄河文学》的一篇文章中，罗飞认为：“实际上，阿垅抄录外村史郎的日译本的中译摘文时，只是认为没有（所谓‘最后两句’——引注）对作者的介绍，马克思（实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是完整的，如果再继续抄录后面大段的文字，就进入另一个讨论议题了。”

在同一文中，罗飞还提出十分重要的历史参考事实：1947年版的（也就是史笃写文所依据的那本）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英译本（Kar Marx and Frederik Engels：Literature and Art，由刘慧义中译，1953年5月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集·文学与艺术》），就没有所谓被阿垅“隐瞒”的句子。此外，1936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法文选本（法译本原书名为：Sur là Littérature et l’Art，编选人为J.弗莱维勒，由王道乾中译，1951年1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也是如此，它们的摘文起讫都与阿垅引用的摘文起讫一样，都没有所谓的被阿垅“蓄意隐瞒”的句子。

上述两种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的中译选本存在的真实性，客观地证明了罗飞提出的历史参考材料是过硬的。既然英译本和法文选本都不存在“漏引”问题，阿垅的文章同样也不存在“漏引”和“故意漏引”的错误。人们不难看出，史笃当年为其批判文章立论而提出的阿垅“引文问题”，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在高压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阿垅被迫承认的“严重错误”和人们对他存在的长期误解，这一切原本就是假而空的子虚乌有！

此外，有的文章还提到，阿垅“检讨”之后态度又有了变化，后来他又写了两篇自我辩解性长文，《关于〈论倾向性〉》和《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投寄给《人民日报》。读者难免会想，阿垅为什么先检讨而后又自我辩解呢？难道就是因为他听了朋友的建议？这个答案恐怕需要从他的内因去寻找，他的朋友有过什么意见建议，至多不过是外因。如果他认为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了，任何自我辩解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他能够进行自我辩解，证明他原来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他之所以检讨，则正如前文所说，是他当时在周扬讲话的政治高压下，在《人民日报》已定调的舆论空气中，选择了牺牲自己而不连累朋友的行为。他在进行检讨中，可以严格反思自己学习之不足，理论水平之不高，但他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对于这样的检讨，周扬当然不会满意，因为他所关注的是“小集团”的突破，而不是阿垅的学习水平和学习条件问题；而阿垅要面对和坚持自己的真实和朋友的真实，他写自我辩解文章也就在所难免，尽管文章一直未能发表。

“文化大革命”的硝烟早已熄灭，那场浩劫给人们留下的记忆却是深刻的。人们可能还记得“吴晗”这个名字。1965年11月，当文痞姚文元抡起政治大棒，以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借口，向吴晗头上打来时，国内思想界、文化界噤若寒蝉，一片肃杀。在政治高压下，吴晗先生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写了检讨。但检讨是止不住“批判”的进程的，“思想批判”愈演愈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门越唱越高，吴晗先生终于被迫害致死。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能够说“吴晗写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如何如何”，因此他就是“如何如何”吗？其实不止是吴晗，“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过检讨的人何止万千，每一个进过“牛棚”的人几乎都写过检讨，即使未进过“牛棚”，只要不是长期充当“革命动力”的或不谙世事的孩童，每个人也都会在某些场合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检讨”，同时还会看到自己周围种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文革”结束多年以后，一些名人的《文集》里还专门收入了“文革”时期的检讨材料，对此人们是否想过，这些文字究竟是名人们的自我鉴定，还是荒唐岁月的真实反映呢？

今天的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文革”中的“检讨”是不能当真的。但是，对于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们的“检讨”，是不是应该有同样平等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应该去客观地了解、审视一下，当年人们所经历的那场文艺斗争，其历史风貌掩盖下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政治文化环境，比之“文化大革命”在外貌上有许多不同，但是那种抡棍子打人、想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做法，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这种恶劣作风发展开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追溯抡棍子打人的发展历程，五十年代初对阿垅的“批判”，可以看作是拿知识分子开刀的一次初期预演吧。当阿垅被批判以至被迫写“检讨”的时候，人们对此有过各种不同的心情，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料到：在日后的某个时候，自己也将步阿垅的后尘，有着完全相似的遭遇。不过，无论是事前料到，还是事后反省，人们如果能站在阿垅的角度，就不难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1950年决定写“检讨”，本是抱定牺牲自我的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