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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胡风案件”第一次平反后，贺敬之同志曾来我家看望我父亲。在谈话中，他激动地说到，阿垅于去世两年前在狱中给组织上写过一份申诉材料，是真正意义上的遗书，在有关部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诵读时，曾感动了在座的许多领导同志，给他的印象极其深刻。后来，曾参加那次讨论会的公安部某局王局长也对我们提到过此事。我们一直很想找到这份珍贵的遗书。但十多年过去了，始终未能找到。直至数年前，先是由黎辛同志在他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他在那次会上抄录的该文的片断，后又由曾于1955年参与此案审查的王增铎同志提供，我们才得以看到阿垅这篇遗书的全文（载《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凡是看到这篇遗书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阿垅对事业的赤诚和对真理的执著所震撼。由于《新文学史料》的发行面较窄，很多人看不到，所以开始写此文时我先将它全文抄录在下面。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是原有的，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

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

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入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唯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那两封信的具体情况，我将在下文中提及）

阿垅在被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反动军官”，身陷囹圄，顶着天大的压力的境遇中，不但能勇于为自己辩诬，还能对党提出中肯的意见，这篇遗书所显示出的不唯上只崇真理和事实的气度以及非凡的胆识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虽然在他本人的话语面前，我的任何文字都将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要在此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阿垅其人其事。大家就此可以看出，这一席剖肝沥胆的话对阿垅来说绝非偶然，而是由他一生的追求所致，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才能理解对他的诬蔑是如何的荒唐可耻！

阿垅，原名陈守梅，别名陈君龙。笔名除阿垅外，还有S.M、亦门、圣门、张怀瑞等。1907年，他出生于杭州一个城市平民的家庭，家境贫寒。在读了五六年私塾和高小一年级后，就辍学先后到绸布店和鞋店当学徒以谋生。学上不成了，这位好学的少年只得利用夜晚的时间刻苦自学。他尤其喜欢文学，还读了不少旧诗词。这段时期的自学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文学修养，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刚刚20岁时，他就开始在杭州的报纸上发表旧体诗和散文了。

青年阿垅，不愿按照父母的愿望走经商致富的路，他要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便来到了上海。和很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希望能学得科学技术，以报效祖国。经过一番努力，他于1931年考上了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他学习很刻苦，一有空闲，就到图书馆去翻阅进步书刊，鲁迅的文章更是他心爱的读物。不料，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了，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的校舍设备均被毁于日军炮火，在痛心和愤慨之余，他觉得，面对外来强敌，仅靠“实业救国”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落后，面对强敌，就只能挨打而无力还手。况且，十九路军的抗日热情鼓舞了他，他天真地认为，只有投笔从戎，提高国家的军力，才能拯救祖国与人民，便于1932年考入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受训。1936年毕业后，在国民党第八十八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

可是，国民党部队中种种腐败的情况，又使他深感失望。他有一位少年时的好友陈道生，是中共地下党员，对他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使他逐渐倾向革命和共产党。在这几年中，对文学和人民的热爱使他写下不少自由诗，进一步走上了文学道路。他发表的自由诗和散文均以热情洋溢著称，开始有了自己的读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他以排长的身份，身先士卒，带领弟兄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敌机轰炸中，他脸部受了伤，流了血，不得不离开了他的队伍去治疗。但士兵们的勇敢精神、人民的牺牲精神和国民党军事上的无能，给他的感受太深了，难以忘怀。他把这些事迹和感受真实地记录在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中（后合编为《第一击》出版），以S.M为笔名，投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了，它们成了抗战初期《七月》中激励读者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

关于这两篇，胡风晚年在他的《胡风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他的目光放在整个抗战的战略和战术要求上面，他的感情放在对每一个士兵的关心和爱护上面。他笔下的兵，每一个都是抱着某种单纯朴素的感情来参加战争的，差不多每一个兵都对战争抱着单纯的信心，用淳朴的感情来依赖他这个排长。在国民党的不合理的军事制度和轻视以至压迫群众的部队中，他把这个排带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他这个排参加了艰苦的作业和铁血的战争。到负伤下来大半年后写这个报告的时候，他沉痛地追悼了那些牺牲者，也不得不万分遗憾地提到，那些原来是具有一定战斗意念的兵，后来由于受到不合理的打击，终于变成了逃亡者……。他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使读者一同受到严酷的考验。在续篇《从攻击到防御》里，他从这样的严重教训里对国民党错误的战略和战术提出了含蓄的、但却是痛烈的批判。这两篇，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

胡风发表了他的作品，并和他通过几次信。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阿垅。他给胡风的印象是：身材不高、面容坚毅、真诚坦白，满怀激情却不溢于言表。整个形象令胡风信任。这之后，他们成了志气相同的朋友。他向胡风透露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治体制和腐朽人事作风的不满，对共产党则充满了信任和希望。他非常想到延安去，向往那里光明的新生活。胡风介绍他去见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他印象也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在学习一段时间后仍回到国民党部队，并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继续为共产党工作。

1938年11月，阿垅动身去延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单身一人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十八路军取得联系后，再进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垅语）延安。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庆阳四分校和延安抗大学习。和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朝气蓬勃的生活深深地吸引着他，他满怀激情地歌颂着：“一月的夜的延安/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哨》）；“歌声/笑声/标语和漫画/学习／工作/人多得像蜂一样/而窑洞像蜂窠啊”，“夸耀什么鱼米之乡/‘天府之国’呢/讽刺什么穴居野处呢/文化么/在这里”（《窑洞》）。

到延安刚几个月，还在他沉醉于新的天地时，却由于旧伤复发牙床溃疡导致了糜烂发烧，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带病坚持野战演习。一次，终于因体力不支摔倒在野草丛中，右眼球被地面上的杂草蒺藜刺伤。由于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较差，治疗不便，经组织批准，他被送往西安医治。遗憾的是，眼伤牙疾还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他再也无法回到那“我所爱的山水”（阿垅语）了。

在西安养病期间，他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它反映了南京失守的情况，斥责了国民党军的混乱失职，控诉了敌人的残暴罪行。当时，有人告诉他，有几个参战的日本军人写出了反映这场战争的报告文学，在日本国内起到了宣传侵略战争的作用，并被誉为“伟大的作品”。面对敌人的狂妄和谎言，他被激怒了，为自己的被侵略的国家没有同样的作品来予以反驳而感到惭愧，也感到耻辱，更感到愤怒。他在该文的《后记》中写道：“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产生于侵略！……中国有没有‘伟大的作品’呢？有的！中国有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而且，墨水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即使是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的复写，那不久也可以出现的。……否则，是中国的耻辱！我是这样才写《南京》的。”阿垅所著《南京》正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

写成后，他把它投给了当时抗敌文协正在举办的文学评奖活动。按评奖规定，作者的姓名一律密封，评奖结束后方得打开。包括胡风在内的评委们一致同意给这部作品一等奖。但由于好事者拆开了密封口，泄露了作者的姓名，评奖活动进行不下去了，只得给了这部作品的作者一等奖的奖酬，而没有正式宣布。他也就用这笔钱做路费来到了重庆。阿垅后来听取胡风的意见修改了这部作品，但始终没能定稿、发表出版。直到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的1987年，才由后人将当年的旧稿（修改稿已找不到了）重新整理后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交给中国的读者。几年后，又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把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和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战精神向日本人民作了迟到的介绍。现在我们手中的这本装帧精美的《南京血祭》则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最新版本。

1941年，阿垅来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如果说第一次进部队只是由于单纯的抗日爱国热情，这一次却不同了。明明是对国民党的腐败是那样地深恶痛绝，那样地失望，但理智和对革命的忠诚使他自觉自愿地义无反顾地又回到了国民党的军事系统。他知道，自己在国民党内已被看作是异己分子，绝无可能再上前线参加抗战，如果学得高深的军事战略战术，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另一方面，在这里还能取得一定的情报为党为革命做工作呢。

于是，他一次次地将可能收集到的包括国民党军队编制和部署情况等材料交胡风转给了延安，又为一心前往延安的青年提供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的方便条件，还掩护过受到国民党追捕的革命学生。

抗战期间，他还用不同的笔名创作了不少包括政治讽刺诗在内的诗作和评论，仅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希望》上就发表了二十一篇包括报告文学、散文、诗和诗论在内的作品。他又与友人方然等一起编辑了进步文艺刊物《呼吸》。他的战斗是全方位的、深入人心的。

阿垅的旧诗写得不多，但很有特色。有一篇《咏荆轲》（念奴娇）就很为胡风激赏，后来还专门将它书写给友人：

轲今去矣，便悲歌为别，风寒天冻。不杀秦皇当杀我，拔剑豪情骄纵。太子人来，将军头存，肝胆吾侪重。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

慷慨纳器图中，搴裳殿上，谈笑兼人勇。刀戟森森光不定，大步而前无恐。气压千军，功亏一击，不中犹如中。锋芒深着，秦庭震震摇动。

在这里面，铁血男儿面对暴君英勇无畏气啸长空的豪情直泻千里！

以理想主义者诗人的气质，而不得不努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深入敌人内部孤军作战，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当时，他的朋友们曾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极苦的先生”，也就是单身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先生”的谐音。

1944年初，阿垅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很快他们建立了小家庭。从此，他的人生旅途上有了志同道合的伴侣。不料，两年后，年轻的张瑞却因承受不住感情上的纠葛而弃世，留下了刚满半岁的儿子。悲悔交集的阿垅深感忽视了妻子的感情生活，铸成了悲剧。但无论如何，人死不能复生，在朋友们的安慰和支撑下，他强忍住心头的悲痛，一面抚养着幼小的儿子陈沛，一面继续做着自己应做的事情。

后来，他的那些革命活动终于被国民党发觉了，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一天，他收到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经过分析，他觉得应该是深知内幕的同情者的警告，就连夜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可是，他前脚刚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关麟征签发的通缉令也跟着到了重庆，于是，他干脆离开四川，乘船南下。到了南方，他化名“陈君龙”避居在杭州、南京一带，过着困窘的生活。为了谋生，也为了怎样对革命更有利，他利用旧关系，再度进入国民党军事系统任教官和研究员等职。在此期间，他虽因进步活动而受到国民党的“管制”处分，但他只要有机会，仍然不顾危险地通过胡风和诗人杭行（罗飞）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情报。

关于阿垅向我党我军提供的情报，仅据我所知的就有以下几例。

在1943年或是1944年间，阿垅曾托绿原将一些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给了地下党。1947年，阿垅从旧同事周某处了解到了国民党对我山东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左轴回旋”的内容，立即通过胡风将情报由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转给了我军，对我军取得“孟良崮”战役的胜利，阿垅的及时送上情报功不可没。据王增铎同志介绍，关于阿垅通过胡风转送这一军事情报之事，在审查“胡案”时，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都曾证明过此事，而公安部门也从中央有关历史档案查到了当时的情报内容。1948年，阿垅曾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帜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等资料，通过地下党的郑瑛同志转送给了我军。郑瑛同志于1955年曾多次写材料证明。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帜甫，多次将蔡所知的国民党的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杭行（罗飞）由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关于这一点，杭行和蔡帜甫都曾多次证明。1948年冬，阿垅通过方然向我浙东游击区转交了由蔡帜甫提供的浙江全省的军用地图百余幅，以利于浙江的解放战争。这一点，蔡帜甫曾证明……

其中，1947年那次交情报的详情是这样的。

偶然间，阿垅从周某处得知了“左轴回旋”的计划内容：以两个师守住一点，以九个师从左边迂回包围过去，向那一点会合，把解放军围在中间吃掉。他便连夜跑到上海告诉了胡风，胡风也毫不耽搁，马上就将情报转给了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不久，胡风在信中对阿垅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云。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在以后的信中又说道：“前天知道，上次告诉他们的话似乎使他们得了大利。希望继续得到，云。”这场“孟良崮战役”，我方打了大胜仗，国民党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被击毙。阿垅的情报是帮了大忙的。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对革命有用，阿垅在这之后更是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得到情报，再转送给共产党方面。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当胡风遇到廖梦醒时，廖还向胡风问起“那个不知姓名的朋友”呢。

在此时，阿垅还支持南京友人们办的不定期也不公开的进步小刊物《蚂蚁》，成了这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尽管政治上不自由，经济上更是十分困窘，但他并没有间断过写作。仅1948年在杭州期间，他就写了三卷本六七十万字的诗论《诗与现实》，探讨诗的美学，对当代诗人和诗作做出实际的恳切的分析和批评。由于他对虚伪和空虚的作品强烈反感，追求艺术上的完美和真实的情感，用词比较激烈，因此引起了某些被批评者的敌对情绪。这部论著当时只零碎发表过一些，全书的出版已是解放初的事了。但出版后不久由于他已被列入了“小集团”，这批书只得放进库房，不得继续发行。

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追求多年的梦想实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结束了。阿垅和他的朋友们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生活，经朋友芦甸和鲁藜的介绍，他来到天津，担任天津文联创作组组长和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他终于能从事心爱的文学工作了。

他热心扶植文学青年，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有一位近年来以写津味小说著名的作家林希，那时还只是一名高中学生，热爱文学，喜欢写诗。阿垅在众多来稿中发现了他的诗，关怀并鼓励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写作中的缺点，并真诚地对他寄以厚望（林希因此而受到牵连，成为年龄最小的“胡风分子”，这自是后话）。

正在满心欢喜事业有成之际，却兜头泼来一盆凉水。他的两篇文章《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及《论倾向性》受到了莫名其妙的批判，党报上的批判文章判定他“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文艺领导指责他是“社会民主党”，并且不给他以解释的机会。最初，他为了维护党内理论家的威信，作了诚恳的检讨，《人民日报》发表了。不久，他觉得这样违心地检讨于真理无补，于是又写了答辩文章给《人民日报》。这次却被压下了不予发表。就因为阿垅是“胡风集团”的主要作者和理论家，就活该受到如此不讲理的批判。打击阿垅的目的实际是为了打击胡风。

尽管条件如此困难，他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他诚恳的劳作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政治上也信任他。他的入党申请早就由支部通过了，但报到上级却又被压了下来，直到他锒铛入狱，也没能正式入党。不过，他仍是一如既往，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955年5月24日，阿垅被捕。此时，他那刚半岁就失去了母亲的儿子，还不到十岁，又与相依为命的父亲分开，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孤儿。而这一次竟然成了永别。

他的罪状除了是“反动军官”外，就是前面他的遗书上提到的那两封信。

一封是他于1946年7月15日写给胡风的信（《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第四封摘引）。这段摘引是：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仅仅根据这一段话的字面意思，《材料》的编者便想当然地下了这样的按语：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的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善良的人们当然绝对相信党报的编者按，认定阿垅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军官”了。但是，就在审案的当时，胡风和阿垅就都申辩说，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是为了掩护，不得不用反语来写出蒋军的计划。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1.他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2.“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

3.“他的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对“他”的敌对感情和告诉收信人的警惕感情。用“他”代表蒋介石，就是虽然不好用敌性的身份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愿用官衔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由于“他”字所造成的“词感”，写信人的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知道“他”是谁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最后，他隐忍不了，还是正面地吐出了他的感情，不过用的是邮检员不会了解的说法。“一不做，二不休”，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像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出，从中国人民中间被排出！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5.阿垅这样具体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正因为有对阿垅的彻底了解和信任，胡风始终坚持着对这两封信的有理有据的辨诬。而阿垅也是义正词严地反驳着。可悲的是，尽管事实是那么的清楚，但直到写这篇遗书的1965年，阿垅还必须为这两封信向当局抗争，悲愤之情跃然纸上。

对这封信的正确结论，直到阿垅辞世十三年后的1980年，才由公安部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做出：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是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根据后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另一封是胡风于1947年9月26日给阿垅的一封信。由于胡风的朋友贾植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消息全无，胡风想起曾听贾说起过认识国民党的官员陈焯，就去信阿垅，希望他利用在国民党的关系设法找到陈焯，以保释贾出狱。这种利用国民党内的关系保释进步人士出狱的做法是革命工作者常用的，本无可非议。况且，即使与国民党官员有联系，在黑暗统治下，也有对革命工作者有利的一面。但材料摘引者对此却下了这样一个按语：“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这就足以成为“反革命罪证”了。其实，胡风在交代材料中一再解释，他和阿垅并不认识陈焯；我们从上引遗书中也可以看到，阿垅的辩驳是清楚有理的。但这一“罪名”也要到1980年公安部的复查报告中才予以澄清：

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事，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贾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陈保贾。因阿垅不认识没去找。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在监狱中，阿垅天天面壁而坐，沉默无语。可是，内心却像开了锅一样地沸腾着，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小儿子，痛得揪心。他更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是“反革命”？自己的一片赤诚怎么会被这样误解？想到这里，他的心更痛了。

1947年在重庆，他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在反动统治下，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被控有罪，那时，光明的新中国在向战士招手，可现在，被自己热爱的党和祖国说是有罪，希望又在哪里呢？他能想得通吗？……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写下了本文开始的那篇申诉材料，向党直言。

1966年2月，在监禁了十年多以后，总算开庭审判了。据当时参加了这次审判并作为证人的林希和李离回忆，当时的阿垅依然挺直着军人的腰板，倾听着法庭上的所有发言和程序。证人们念着被事先指定背熟的证词，法庭一片肃静。最后，阿垅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当问到他是否上诉时，他十分严肃地说：“我放弃上诉。”是的，上诉有什么用吗？能在法庭上说自己终生热爱信仰的党在这个问题上错了吗？被立案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中，只有他和胡风、贾植芳三人是被正式判刑的。胡风被判十四年，贾植芳判十二年。这时，离“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已很近了。

到了1966年8月，曾对他改判“提前释放”，可又未予执行。这时，他患骨髓炎病重，疼痛难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曾给儿子写信希望能见上最后一面。儿子这些年一直是由公安部门监护的，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终于没有去见父亲。1967年3月15日，阿垅在病痛与悲愤的折磨下，瘐死于天津新生医院（看名字，想必是公安部门的医院），正当年富力强的六十岁。遗体火化时只有号码没留姓名，也不让留骨灰。多亏了一位好心人，将骨灰装在一个破木箱里埋到了火葬场的墙角下，这才得以保留了下来，不致死无葬身之地。

随着胡风一案的平反，1980年11月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消了原判，宣告阿垅无罪。1980年12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决定为阿垅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3月，为阿垅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找到他的骨灰正式安放。至此，他“唯一的热望”实现了：在党的“实事求是”政策下，这一案件被平反，事情得到了“喜剧的收场”。

如果阿垅还活着，这时他应该是74岁，应该和他的朋友冀汸、罗洛、耿庸、绿原、牛汉、何满子等人一样，如同枯木逢春，做出更大的成就。但是，这已成了永久的遗憾。

在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恢复名誉后出版的第一本“七月派”诗选《白色花》中选入了阿垅的十二首诗。其中写于1947年的《无题》中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被人们到处传诵着，成了“七月派”无罪的宣言。而他写于1941年的《纤夫》中的，严肃、坚定、沉默的，一寸一寸地前进着的，一直迫近“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的纤夫形象，也使人们初次看到了阿垅的内心世界。

胡风曾有过一句名言：“诗人和战士其实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阿垅的一生足以证明，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还是用他本人的话语来结束本文吧，那是我在他儿子陈沛那里见到的从天津公安部门抄录下来的几段话：

一九二七年开始了我的政治生活。近三十年的时间，我从孤独而且困苦和艰险的摸索开始，从民主要求开始，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一生的结论，是生活的结论，是五十年血肉的代价求得的结论。这就是我的历史的本质，我的思想和行动的过程和总结。特别是到过延安以后，从一九三八年起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是像一个党员似的要求自己而生活和工作的，是忠于党而无愧于党的。

我请求党和政府，也许必须宽恕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千万不要在政治上毁了这些人！

另外，他还有一封短信，但没署年月，据知情人估计，应属他的绝笔：

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阿垅大胆挑战权威，为捍卫真理宁肯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