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阿垅……

■罗　紫

今年是诗人阿垅诞辰100周年和逝世40周年，我想着阿垅……

我认识阿垅，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之下的重庆，那年我5岁，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身之一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当店员，参加了革命，因是革命进步书店，接触的进步作家、诗人要多一些。

记得是一个盛夏的下午，我在重庆民生路188号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门市部售书，一个不认识的中年人找到我，他告诉我他叫陈守梅，即亦门、S.M、阿垅。记得是诗人白岩借我的一本书，因他回广西未来得及还我，托阿垅来还给我的。以后，他也常来书店看书和买书，慢慢地熟悉了。他爱买书，有时差点尾数，是用邮票补足来付款的……

我自幼爱读书，爱好文学，学习写点小文、小诗。在进书店前，我就爱写一点抗日儿歌之类的小诗，并在儿童刊物上发表过。我写过一篇自己经历的一个孩子流浪生活》，得到书店编辑陈楚云、赵冬垠的帮助修改，发表在书店出版的《学习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我还向新华日报副刊投稿，记得一篇题目叫《一个捡柴的孩子》的稿件，经编辑欧阳凡海修改后发表在新华日报的副刊上，他还写了一封信鼓励我。他们都是我的最初的启蒙老师，印象十分深刻。

这次偶然的机遇认识了阿垅以后，多次的接触，我学习写作的一些诗文，都向他请教，他都耐心地认真地提出他的意见，对我帮助很大。他成了我所敬仰的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师友。记得1942年，我的一篇题名《孩子》，写流浪儿童的散文，经阿垅推荐在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舞。1943年，阿垅曾告诉我，我的一首小诗，胡（风）先生看了，说“有激情，但还不是诗。”对我发奋爱好文学的激励是很大的，至今不能忘怀。他们的《七月》《希望》杂志，我都认真读过，受到了不少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久，他介绍我认识了路翎和化铁。化铁年长我一岁，在思想感情上容易接近。路翎亦是在我爱好文学的道路上我所敬重的影响很大的师友，他和阿垅给我的一些来信，对我学习写作和做人帮助极大，他们都认为做人是第一位的，写作是其次的，都认为我接触的生活面很窄，特别是观察力不够敏锐，深度不够，是我学习写作的主要障碍，认为我写的诗，热情过于膨胀，掩盖了真实感情的表达，以及写个人较多，写现实生活不足等等。他们都对我学习写作上的用词语法的不当，甚至错别字，都一一提出意见并改正。他们写给我的信各有二三十封，我一直珍藏到1955年交给了组织，很快上交公安部，因而得以妥善保存。“文革”后，路翎给我的信退还给了路翎。阿垅因患骨髓炎，1967年病逝狱中，阿垅给我的信退给了谁不得而知，我曾写信向林希打探过，未得回音。2003年我将抄在日记本上的阿垅来信和手头两封残留的信整理成《阿垅书信》（22封）在2003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随后，我协助路翎女儿徐绍羽整理了《路翎书信》（33封），发表在2004年第1期（总33期）《三联贵阳联谊通讯》，后她将其中19封，汇入《路翎致友人书信》一文，发表在2004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路翎给我的信32封，还曾收入《路翎书信集》一书中。这些指导我写作和做人的信件，至今我都认为对文学青年和初学写作者是十分有益的，有史料价值的。

阿垅还曾带我到七星岗中一路114号著名导演孙师毅的一所房子里，介绍我认识了《诗垦地》的邹获帆、曾卓、绿原、冀汸、冯白鲁、云天几位青年诗人，他们都是一群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有时也单独去看望他们。他们也常来书店看书、买书，是我的朋友，也是青年三联之友，他们来书店，就像回到了家一样。青年曾卓总是一张微笑的娃娃脸，他喜欢把夹克搭在肩膀上，靠在书架边上看书。绿原不大言笑，但他写诗的想像力特别丰富，他常年穿着一双脚趾头都露了出来的旧皮鞋。他们对我爱好新诗、学习写新诗的启发和帮助很大。当时我爱读他们的诗，喜欢他们的新诗到了痴迷的程度。记得胡风事件后退还我的资料中，新中国成立后有的笔记本中还抄录了绿原的如《小时候》《一个人》《扬子江》等一些短诗和一些摘录的诗句。诗句下面被打了许多红杠杠，说明有人把这些诗句作为问题研究过。这些年轻的诗人们生活散漫，常在一起聚会、聊天，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我常在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有趣的、风雅的文坛和影剧界的笑话和轶事，以及他们编辑在当时新诗界有影响有独特的诗人的风格、独特编辑风格的诗刊《诗垦地》的情况和有关的人和事。他们对阿垅都极其尊重，有时，在热烈的谈笑和争论中，阿垅一到便鸦雀无声。人传，长者阿垅，圣者阿垅。阿垅在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统区已经著名的有影响的革命青年诗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吸引青年诗人们的是诗人阿垅对新诗的修养和研究，是诗人阿垅的人格魅力。

在阿垅去成都的一段时间，联系较少。新中国成立前后，又有一些联系。阿垅在天津文联时，曾在《天津文艺》第二期上发过我写的散文《一个挖麦冬的老人》，这对一个学习写作的爱好文学的青年是有影响的。1953年阿垅将我写的诗《火热的记忆》，推荐给梅林，发表在梅林主编的在文学界有较高层次和地位的《文汇报》副刊《文学界》上，这对我的鼓励也是很大的。

年轻时，由于我生活接触面的局限及生理性格上的缺陷，在爱好文学的道路上，一无成就，但我感到阿垅对我还是很看重的。印象深刻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参了军，1951年，我参加康健带队的贵定土改大队在贵州省贵定县参加五大任务和土改。阿垅在与我通信中，除了谈论我写作中的问题和对我写的东西重点缺陷的批评，他曾写信给我问我是否愿意调天津文联“以便一起下厂，体验生活”。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十分愿意的。我也曾向贵州军区文工团政委李荫池同志谈过，得到他的同意。后因人事关系的变动，未能实现。世事变化，难以预料。我如真的调到天津，我的工作、生活、热爱文学、学习写作和我的命运，将还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

在这阿垅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的日子里，我想着阿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