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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阿垅，现在的青年一代是比较陌生了，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可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原名陈守梅，又名亦门，杭州人。1935年，当他二十八岁时，就开始以S.M的笔名，在上海大型刊物《文学》及其他报刊上，发表自由诗和散文，引起文学界注意。接连他又在胡风主编的杂志《七月》和《希望》上，发表了多篇诗作和报告文学。后来，他又出版了诗集《无弦琴》和报告文学集《第一击》，成了著名作家，影响就更大了。他还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创作了长篇小说《南京》，并获奖，得到文艺界的好评。

解放后，1950年他到天津文联工作，任编辑部主任和创作组组长。不久，他因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而遭受陈涌和史笃的批评，他的反驳文章却迟迟不予发表，曾使他一度气闷和不平。理论文章不能发表了，他便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评论文字，结集出版的有诗论《诗和现实》（上中下三卷）、《诗是什么》，外国作家论《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

到1955年开始反胡风运动，阿垅的知名度就更高了，可以说一下子就弄得大名鼎鼎，轰动全国了，他被视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号人物。随即被捕入狱，长期审查。

他在狱中的情况，多年来我不知其详，直到前几年读了《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有关阿垅的文章，我才完全明白。刊物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阿垅的一份申诉材料，是他被关押了十年之后，于1965年6月23日写成的最后一份申诉，交管理员转呈党组织。当时他重病在身，两年后即瘐死狱中，这份申诉材料，可算是他的“绝笔”之作了。

从这份申诉中，我才知道阿垅在被审查期间，多次进行争辩，一直否认强加在他头上的“反革命”罪名。他针对《人民日报》所发布的材料，对他与胡风信件的歪曲，据实进行了申辩，直言不讳地指出：

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阿垅在他的申诉中，以个人的实际情况，说明他写给胡风的信实际内容乃是向胡风通报情况，反映国民党在“和谈”的烟幕下，所作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让胡风明白：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原意是要胡风转达党组织，提高警惕。阿垅在申诉中极力表明：

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

因此，阿垅坚定不移地断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个错案，希望党抛弃这个错误。并坚决表示“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读了阿垅这篇申诉之后，使我大为震惊，久久不能平静。试想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反胡风运动中，阿垅居然那么清醒，那么冷静，那么无所畏惧，这是何等的胆识。面对高压和诬陷，他仍能心怀坦诚，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不讲谎话，只谈实情，并且预见性地断言这是一场人为的、虚构的错案，不禁令人由衷的钦佩！他所表现的那种光明磊落、坦荡无畏的气势，不禁使人深受感动，肃然起敬！

这就是阿垅的胆识，这就是阿垅的骨气，这就是阿垅的人格！

在平时闲谈中，我也听到阿垅说起过在解放前，他与胡风等友人通信，为了防止邮局检查，往往采用灰色的形式，也就是正话反说，友人们却能一看就明白其中的本意所在。我相信阿垅说的情况是真实的，但是又担心在那场大运动中很难说清楚了，谁还相信这些？谁听你的辩解？好在事实本身终究是最有说服力的，据说经过一年多的内查外调，阿垅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他不仅从未出卖和反对过共产党，相反的倒是他利用在国民党军中的军官身份，将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况，源源不断地通过胡风等友人传递给共产党。像这样身处“虎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共产党做事的人，能当做敌人对待吗？能仅仅根据他的表面身份咬定他是“反动军官”吗？

当时就有不少有智之士认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只不过是仅凭一些摘录的私人信件罗织罪名，缺乏证据。到后来反右派斗争时，有些人就是因为替胡风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

据同刊同期所发表的其他几篇文章透露，甚至连当时一些参加办案的人员，也面对大量的事实，而心存疑虑，认为胡风和阿垅的申辩有道理，可能是一件错案。原想早日结案审理，担因证据不足拖了下来，这一拖就过去了十几年。最后，还是不公开地结束了此案，硬是根据罗织的罪名，判处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阿垅和贾植芳各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其余受株连者均被定为“胡风分子”（其中又分“骨干分子”和“一般分子”），发配农场或工厂监督劳动。因为这是“钦定大案”，为了维护“最高权威”，不可能有别的处理，也不能有任何疑义，更不准翻案。

回想自己在那场反胡风运动中，比起阿垅的表现来就差远了。首先就被那场来势迅猛的阵势给吓懵了，虽然也知道事实本身并非像报纸上所宣布的那样，但是又觉得事情已弄到这一步，很难再说清楚了，因而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去争辩了，只能做到按照实情交代问题，不上圈套就是了。

到1966年2月，审判阿垅时，我又被拉去作证人，证词内容当然都是事先给指定的，要写出背熟，出庭作证时只能背诵，不能看稿子。一想到这次被迫充当了一次傀儡，无形中粉饰了一场对“莫须有”罪名的审判，总不免有几分汗颜。

审判过程，阿垅表现得很有气度，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一点也不紧张，腰板挺直，静坐椅上，认真听取各种证词，法庭一片肃静。

那天被传去作证的，还有林希、芦甸、绿原。我们在另一房间里等候，传到谁，谁出庭。最后宣判时，让我们都去旁听。审判完毕，法官宣布：被告如有不服，可在十日内上诉。话音刚落，阿垅随即回答：“我弃权。”法官接着问了一句：“什么？弃权，是否不上诉了？”阿垅回答：“是，不上诉。”审判终于按照事先的设计画上了句号，就此结束，未出现什么意外，好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都带有满意的表情，松了一口气。听说，阿垅这个“弃权”的表示，也是事先做了说服工作才达成的。不知阿垅当时心中是何况味，是否也有点像胡风说的那样：“心安理不得”呢！

阿垅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等到平反就不幸去世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精神受尽了折磨，命途多舛，可以说是一大悲剧，让人极为同情和感伤。

他好像对自己的命运早有预感，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想不到竟成谶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阿垅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诸如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各种创作，以及文学评论，均有成就。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自成体系，造诣深厚。这些方面已经有不少人谈论到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只想就他的旧体诗词，谈点读后的感想。

阿垅的旧体诗词，不同于有些写新诗的人那样，写起旧体诗来，不遵守平仄格律，亦不按照用韵规矩，随意而为地瞎写一气。阿垅对旧体诗词是下过工夫钻研的，熟悉平仄格律，遵守用韵规矩，长于炼字炼句，善于运用典故，功力相当深厚，可谓本色当行，诗词高手。他在青年时代就写有几百首旧诗词，只是不肯轻易拿出发表，又不怎么重视和保存，散佚了一大部分，自己还烧掉过一些。现在，把能收集到的旧诗四十余首，词一百余阕，编入《阿垅诗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3月），才得与世人见面。

阿垅是战斗者，同样他的旧诗词亦多表现战斗的内容，或歌颂历史人物，或抒发壮志豪情，均写得慷慨淋漓，大气磅礴，又具有新颖独特的观点，故佳句连篇，非常精彩。

下面举出几首作为例子，简略一谈。

这首诗的观点是先进的，他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待武王伐纣那场战争的，他所表现的不是臣子弑君，犯上作乱，而是人民大众不堪暴政压迫，起而革命，讨伐无道，诛杀独夫。诗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把这场战争当作正义战争，而予以热烈地歌颂。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吴王以爱剑殉葬的不满，他不是指责吴王的豪华葬仪，而是指责不该将三千利剑殉葬，深埋地下断送锋芒，从而引发出一种设想，如果把这些武器留给后人的话，人民当会拿起这些武器进行战斗，那暴君秦王之头早就被杀掉了，其独裁统治早就被推翻了，委婉地表达了作者的愿望。

阿垅的词作，尤其佳妙，战斗性更强。例如：

轲今去矣，便悲歌为别，风寒天冻。不杀秦皇当杀我，拔剑豪情骄纵。太子人来，将军头在，肝胆吾侪重。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

慷慨纳器图中，搴裳殿上，谈笑兼人勇。刀戟森森光不定，气压千军，功亏一击，不中犹如中。锋芒深着，秦廷震震摇动！

咏荆轲刺秦皇的诗词，历代不乏其作，但多半惜事未成而遇害，发为感叹，表示哀伤。阿垅这首词却不同凡响，他能超越前人，打破旧框，不以成败论英雄，专从气势取胜，以饱满的感情，高度赞扬了荆轲的战斗气魄和壮志豪情。试看“不杀秦皇当杀我，拔剑豪情骄纵”，“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口气是何等的决绝，气魄是何等的豪迈，简直是壮怀激烈，视死如归。下阕：气压千军，功亏一击，不中犹如中。”说得是多么有力而肯定，战斗的气魄表现得何等的痛快淋漓。“锋芒深着，秦廷震震摇动。”那锋利的匕首已深击殿柱，顿使秦廷惊恐万状，而秦皇的统治随之亦摇摇欲坠。故云“不中犹如中”，字字掷地有声。

阿垅的词，自是豪放一派，其风格直逼辛稼轩，当代无人能及。胡风对他这首词非常欣赏，评价甚高。（见晓风《丹心白花铁骨铮铮》一文，收入《阿垅诗文集》）

阿垅有些诗词，也写风花雪月，但都不是消沉的，更不存在无病呻吟的旧习气，而是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思想感情，表达了幽雅的志趣和高尚的情操，可见战斗者的作品，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描写何种题材，都具有战斗者的感情。阿垅说：“风格只有从人格来。”“首先是做人，然后是做诗。”（《阿垅诗文集·诗是什么》）这话正是他的自评，拿来评价他的作品，十分恰当。他的诗词无不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

另外，诗词集中还有不少缅怀和悼念亡妻的篇什，写得都很深沉，他对那位年轻的、善良的、苦命的妻子，充满了至爱和自责，以悔恨交织的赎罪感情，拷问自己的灵魂，这些诗词都是从他的血泪里流淌出来的，极为凄美，感人至深。这里我也不忍再多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