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阿垅

■牛　汉

在所谓“胡风集团”的一伙人中，我最感念敬佩的是阿垅。胡风是前辈，是一个象征。从感情上，让我最感到真诚的人，最佩服的人，是阿垅。阿垅给我的感受特别难忘。阿垅对诗、对人生，都十分真诚，给我圣洁的力量，我一生忘不了他，不能对不起他。包括天水诗人安芮。他们死了，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是替他们活着，战斗。

最早知道阿垅，是1941年左右在《诗垦地》上，他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曾用笔名S.M等。后来看他的诗、报告文学。他的诗不是政治口号，有激情，很热诚，很真诚，很深厚。他的创作有个人的真实人生体验。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有脾气。他在别的刊物也发东西，发诗，和其他题材的东西。比当时的绿原和我都更有成就。

我跟阿垅的见面是在见胡风之后。大概在1950年左右，他从天津来北京看朋友，带着一个男孩，住我们家。当时是在西裱褙胡同，我跟老伴和孩子住一间，他和孩子住靠东边那间房，住了两天。他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他当时在天津文联工作，当过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当时，《人民日报》对阿垅进行了批判，他做了检讨。

1952年前后，在胡风北海后边的太平巷家里有一次聚会，又见了阿垅。这一次给我印象很深，并不是胡风说什么他就点头。他跟胡风辩解，自信，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这让我看出，胡风周围的人，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胡风政治上谨慎，阿垅更率直。

跟阿垅的接触不多，就这么两三次，但跟他的接触让人有一种感觉：他的神情总是悲抑的。我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大笑，但性格并不是消沉，像一块石头，有金属的分量和光彩，很难撼动他。

我们有过通信。我在部队时出了书，寄给他。我的一本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大部分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写的诗，寄他请教。他不像别的人那样只赞扬、肯定，有批评。说得很诚恳，说结构不完美。

阿垅一生在感情生活上、社会活动上，非常曲折。阿垅参加过黄埔军校、抗战时期，也参加过上海保卫战。抗战初，他在延安上抗大，后因为生病，到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治疗。党给他任务，指派他到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去，给党提供机密情报，是被派打进国民党里的。他主要在江浙一带活动。他默默地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为党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在1955年所谓“胡风集团”事件中，却被当成特务。1967年他因骨髓炎病死在天津的监狱里。阿垅这个事，黑白颠倒，最令人气愤！

阿垅是非常正直的，我很敬仰他。阿垅现在平反了，但作为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血泪。郗潭封跟我谈，要我反思。我领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不能狂躁，不能过于简单。

第一次知道阿垅被捕后在狱中的材料，是听贺敬之在1982年或1983年在中南海西门中宣部开的成立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会上讲的。当时去的人很多，老人都去了，我去了，唐弢也参加了。贺敬之在会上讲，看到阿垅写的最后一份材料，哭了，流泪了。贺敬之是在中宣部看到的。后来持有这个材料的王增铎要来见我，我不见，叫他交给“史料”发表。材料写得很真实，是原件，发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上。信不长，看一看，就能看出阿垅是什么样的人。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是原有的，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

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

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

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于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唯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

这是阿垅在被捕审查期间所写的申诉材料。当时他重病在身，两年后即死在狱中。

阿垅在牢里写的这篇短文，完全超脱了，不顾一切，坚持自己的观点。像这样的文章，我没有写过。我没有像他这样看得全面，把这个斗争彻底否定。他可以把历史颠倒过来，在大是大非上不含糊。所以我常常在心里默念他，他的人品、文品是影响我最深的。有一次，我看他的诗，然后写了这样的话：“又一次看阿垅悼念亡妻张瑞的长诗。仿佛切开通向心脏的大动脉，流啊流啊流啊，直到全生命的血流尽了，这首诗才戛然地结束。”

阿垅是我最难忘的人。做人做事不能背叛，给我很强烈的力量。但阿垅不是完人，他有偏激的一面。他不是四平八稳，从他写的文章能看出来，批评人有点偏激。在上海时批评人有偏激。他不是简单的为政治，是个人的真实的感悟。他就是一个人。每个作家都有独立的个性。我的个性跟阿垅有某种一样的地方。

八十年代，没有到九十年代，在天津开过一次阿垅的追思会。鲁藜还活着，也去了，那次开得很好，开了两三天。

跟阿垅的儿子有往来。不太熟悉，他来过东八里庄我的家，快七十了吧，抗战时生的。

阿垅的选集我们社出过一本。后来他的稿送到编辑部，一直压着。我跟王清平说过几次，但总编辑那一层对阿垅有偏见。后来绿原也提出意见，现在才出，压了十年八年。阿垅的作品不十分多，但他的诗有三五篇能留下来。白色花》这个书名，就源于他的《无题》一诗的末节：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