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爸爸
■陈 沛
今年是爸爸阿垅诞辰100周年、离开我们40周年的日子。1947年6月6日，爸爸在写给我的一首诗中(1)，对我说：“你的母亲，还有，我，你的父亲，除掉祝福，没有遗嘱。”
多年来在手头，我没有爸爸的文字遗嘱。在记忆和视线模糊的时空，只能用心呼唤着：爸爸！妈妈！除了用心灵去感受爸爸的祝福，其他，什么都没有。
爸爸出生于1907年11月，至今，谁都说不出他准确的生辰；他把1937年在上海参加“八·一三”战役受伤的10月，视作自己“再生的日子”。而在0年后的1967年3月17日，在悲愤和冤屈中，在病痛的煎熬中，在没有亲人和亲情的环境里，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2)。
……记得有一年，大约在1966年12月底，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社会视为“狗崽子”(3)。一天我被通知到工厂保卫科去，说有人找我。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保卫科时，看见两位陌生人。保卫科的负责人向我介绍到：这两位同志，是市公安局的。他们其中一位随后向我说道：“你父亲因患重病，要见一见你。”
自小时候与父亲分别后，我一直没能再见过他，他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十多年。而这些年来社会向我灌输的则是：阿垅是胡风分子！胡风是反革命！阿垅是反革命！父亲的称谓与“反革命”的概念牢牢地绑在一起。当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红色恐怖正笼罩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自然不敢，也不可能去见爸爸。当着工厂保卫科人员的面，如果我同意去见弥留中的“反革命”爸爸，工厂里的造反群众很有可能，让我也随爸爸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于是我表示拒绝去见面。公安局的人又说：还有一些父亲的东西，要我去处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表示拒绝接受。第二年的早春，天气奇寒，阴霾的云，好像刮着风，下着雨，在一片肃杀的凄风苦雨中，爸爸终于熬不过去了，一颗赤诚的心停止了跳动。“文革”后听人说：爸爸在临终前，骨头都碎了，有的地方断成了好几节，遍体鳞伤。而他的心灵创伤，想来比身体的病痛更让他痛苦。他带着期盼、带着悲愤、带着伤痛、更带着心痛，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终身热爱的文学事业。
有关部门当时指示：就地火化，不留骨灰。是一个好心的殡葬工人，悄悄地把爸爸的骨灰放在一个小木箱里，埋在墙边的角落，这才使爸爸的骨灰保存下来。每每想起此事，泪水就模糊了我的视线，但我只能隔着星汉、隔着银河、对着鸿蒙的太空，呼唤：爸爸你在哪里？我对不起你呀！你听得到吗？爸爸！
我七个月时，就没有了妈妈。爸爸当时在国民党军事机关里为党做地下情报工作(4)，我则由才十几岁的四姨妈在成都带着。爸爸人在重庆，又要工作，他只能尽量抽时间到成都来看我。因收集军事情报送中共地下党的事被发觉，他于1947年5月出走逃亡；以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关麟征署名的通缉爸爸的通缉令到了重庆后，爸爸只有东下南京，也就无法照顾我了。直到1950年8月，我由四姨妈带到天津，才又回到爸爸身边。从那时至1955年5月，不到五年的时光，我和爸爸在一起。我的到来，使爸爸又高兴，又发愁，当时的我，十分顽皮，爸爸又要工作，又要带我，无奈之下，只好把我送到和平保育院，后来我又进了实验小学。这样，只有星期天和寒暑假，我才能和爸爸在一起。最初的时光是美好的，虽然爸爸当时已经因《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篇文章遭到批判，但年少的我仍然在爸爸的呵护下幸福地成长。一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告诉爸爸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座桥断了，后来我拿着一朵小花走过去时，看见桥又升起来了。”为此，爸爸写了一首诗，题目就是《孩子的梦》。诗这样写道：
孩子，清晨从梦中醒来；
他告诉我：
他在走路，桥断了，
但他拿着一朵小花走过去，
桥，又升起来了。
1954年夏天，我因玩晒阳纸(5)得了中毒性肝炎，爸爸只得在家里护理我。白天爸爸陪着我，为我讲《西游记》，晚上再继续他的工作。在爸爸的陪护下，听着《西游记》的故事，我十分高兴。爸爸把整本的《西游记》讲了一遍，故事讲完了，我的病也康复了。那年夏天，爸爸又带我去北戴河，到海边游泳，去西山爬山，进果木园采摘，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有爸爸的爱，也有爸爸替妈妈给我的爱。
1955年5月，更大的灾难降临了。自1950年以来(6)爸爸原本就一直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记得那年5月初，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从爸爸略带微笑的脸上已经透出冷峻，他不像往常那样给我讲故事、陪我玩，只见他忙碌地烧着信件、文稿等。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为了保护许多友人，把来往的信件等都烧毁了。
第二个星期天我再回家，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我进家门后，发现有许多陌生人，爸爸解释道：这些都是出版社的叔叔。实际上他们都是公安局的，爸爸已经被软禁了。为了便于搜查，公安局的一个叔叔带我去很远的第二工人文化宫玩，途经市中心的滨江道外文书店时，我要买书，结果买了一些明信片。回到家里，爸爸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以后要节约，不要乱花钱。”紧接着，我就被带回了学校。那天家中没有往日的温馨，没有欢笑，爸爸的几句话，就是对我最后的嘱咐和暗示（当然我是听不懂的）。这一次回家，也是我和爸爸的诀别，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虽然，爸爸仍然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记忆里，但他的影像却越来越远，被割断的亲情和思念，只能在超越的时空中，相念、相接。
1966年，一天我突然接到中断了11年联系的爸爸的来信(7)，寄信地址是：新华路7号。爸爸在信中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让我好好学习马列的书，并列出了许多书目。我诚惶诚恐，把信交到保卫科，几天后保卫科通知我：信没有问题，可以回信。可不明案件真相的我当时表示：拒绝来信，把信退了回去。就这样我把爸爸的心一起退了回去。紧接着，“文革”来了，爸爸含着冤屈，睁着眼睛，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他为这块土地流过血、负过伤，他也为深爱的亲人、朋友和同志流过血、负过伤。他走了，带着遗憾，带着伤痛，去了，去找妈妈了。直到1980年(8)，压在爸爸身上和心上的冤案才获得平反，但是他本人没有等到这一天。
可以告慰爸爸的是：过去了这么多年，社会没有忘记他，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不仅为爸爸伸张了正义，而且先后为他出版了二十人合集《白色花》、报告文学集《第一击》、抒情诗集《无题》、诗论选集《人·诗·现实》、小说《南京血祭》（并被翻译为日文《南京恸哭》）、日文《现代中国诗人阿垅诗集》、《中国新诗库》第8集《阿垅卷》、诗集《无弦琴》、《风雨楼文辑》、《垂柳巷文辑》、《后虬江路文辑》、《阿垅诗文集》等遗作。今天，大家又聚在一起，纪念他的百年诞辰，并研究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还可以告慰爸爸：他的孙女现在是医学博士、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论文曾在柏林神经内科医学年会获一等奖，在国内也多次获奖；他的孙儿，是微电子科学硕士，在外企任项目经理，研发出多种具有国际水平的芯片。他唯一的儿子也正在为整理他的遗稿继续努力着。他虽然没有留下遗嘱，但却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我想：爸爸虽然远在天上，但他肯定会点头微笑的。
【注释】
(1)见《无弦琴》一书《笑着吧，好的》。
(2)1967年，父亲因患骨髓炎于3月17日病逝于天津新生医院。
(3)1955年5月到1961年8月，我靠父亲的遗存稿费，在公安局的监护下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因为父亲稿费已用完和家庭出身问题，1961年我被安排到天津市第一技术工人学校学习，1963年8月被安排到汽车运输四场当铣工。
(4)1944年春，爸爸遵照党的指示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二十期。去成都实习时晋升为中校，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在成都，他与平原诗社的方然、芦甸等友人往来，并开始了以诗歌评论为重点的文学评论写作。同年5月8日与妈妈结婚。
(5)把照相底片用晒蓝图的拷贝纸放置在阳光下晒，后放到水中显影，得到蓝色的照片。
(6)1950年，爸爸因《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篇文章遭受批判。
(7)1966年2月，被关押了11年的爸爸，在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8月2日，曾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予以提前释放”，但因“文化大革命”并未实现。
(8)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肯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为错案，对此案株连者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宣布阿垅“为革命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11月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对阿垅的原判，宣告无罪。12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对阿垅进行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