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壮学研究成果

一、古代壮族研究

严格地说，古代只是对壮族祖先的活动作一些描述，尚谈不到研究，但所留下的零碎资料却十分宝贵，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依据。这些记述主要有《盐铁论·地广篇》《逸周书·王会解》《史记》《汉书》《水经注》等对瓯骆的记载；《后汉书》对乌浒、俚的记载；《三国志》《南史》《广州记》《通典》《隋书》《宋书》《晋书》《魏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对俚僚的记载；唐代《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是记述壮族地区风物比较翔实的两本著作；宋代的《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溪蛮丛笑》《可斋杂稿》等书，对壮族(时称“僮”)的记载尤为详细；元代《文献通考》的分类摘抄；明代《明史》《明实录》《君子堂日询手镜》《峤南琐记》《炎徼纪闻》《赤雅》《广西通志》(抄本)及各府州县志对依僮的记载；清《天下郡国利病书》《重订广舆记》《南越笔记》《蛮司合志》《广西通志》及府州县志对依僮有广泛的记载。上述古籍记载都比较简略、零碎，有的纯系传闻，并往往有歧视语言，留下了那个时代民族歧视的印记，但由于壮族无通用民族文字，这些资料尤显珍贵。

二、近现代壮族研究

近代列强觊觎中国，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壮族。1885年伦敦出版阿·罗·柯奎翁的《在掸族中》，把壮族与泰族混为一谈。还断言泰族源于川陕或阿尔泰，致使谬种流传。1897年法国人皮·勒·邦德里写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1909年英国人亨·理·戴维斯写的《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1923年美国人威·克·杜德的《泰族》一书，1926年英国人吴迪写的《暹罗史》等著作或论文，皆持阿·罗·柯奎翁观点，制造了一些国际纠纷。丹隆《暹罗古代史》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随着考古不断提供新的材料和研究的深入，这期间，中国学者逐渐领悟到南迁说之背谬及危害，开始探讨壮族的族源及历史文化。比较重要的有1928年钟敬文的《僮民考略》和石兆堂的《僮人调查》，1931年魏觉钟的《广西的民族——苗瑶僮俍》，1934年刘锡蕃的《岭表纪蛮》，徐松石的《泰族僮族粤族考》和《粤江流域人民史》，1934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6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年《逸经》的《关于瑶僮与客族问题之讨论》，李宗仁也说广西“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夷泰等”。上述著作、文章摒弃了阿·罗·柯奎翁所谓壮即泰的观点，但注意到了它们的相似之处，同时开始把壮族作为一个民族加以研究。多数学者局限于族源和演化，少数涉及民族风俗和文化，李方桂(1902～1987年)则研究了壮语。这些研究仍少而零碎，尚未引起国人的广泛注意。

三、当代壮族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壮族引起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的重视，副团长费孝通(1910～2005年)在1952年发表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一文，此后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社会调查和民族识别，壮族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正式承认。接着有了自己的自治区域，创造了文字。这就为从民族学等角度研究壮族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壮族研究突飞猛进，成绩斐然。政治、经济、文化、族源、族称、文学、艺术、壮医、民俗、语言、文字都得到了全面的研究。历史方面，有了《广西壮族简史》《壮族简史》《壮族通史》(黄现璠本)、 《壮族通史》(张声震本)等著作，其中张声震的《壮族通史》长达105万字，分上中下三册，是迄今最为完整的壮族史书。论文文集方面有《壮族论稿》《岭外壮族汇考》《南方民族论稿》等，收入几十年来有关壮族历史、族源、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代表论文。从民族文化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主要有《壮族》《当代壮族探微》《壮族历史与文化》《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壮族文化概论》《壮族文化重组与再生》等著作。社会调查方面出版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1～7册，共252万字。概况方面有《云南省文山壮族瑶族自治州概况》《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概况》《广西壮族自治区概况》等。1992年出版的《壮族百科辞典》收入6900多条目，2000万字，是迄今最完备的壮族百科辞典。这些研究表明，壮族是古代越人支系瓯骆的后裔，岭南的土著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民族大家庭光荣的一员。壮族历史悠久，有自己的风俗、语言和特殊的心理素质。以水稻种植为生，居住基本连成一片。这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民族，一个勇敢顽强的民族，一个勤劳俭朴的民族，一个热爱祖国、讲究民族团结的民族，一个善于学习追求进步的民族，为开发、建设、保卫祖国的南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之后，当代壮族历史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近年来，对壮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称为“壮学”。开始是部分学者在文章中使用，1991年，广西壮学中心和广西壮学会相继成立，标志着对壮学的正式认可。与此同时，云南省也成立了云南壮学会，在北京也建立了广西壮学会北京分会，这标志着壮学在组织机构上得到了落实。1999年4月15日在广西武鸣县举行了“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壮学走向世界。2000年以来，又先后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建立了壮学研究所，在广西民族大学建立了壮学中心，南宁市还建立了骆越文化研究会，标志着壮学得到了扩展。以2000年启动的《壮学丛书》为中心，团结了从事壮学研究的壮、汉大批学者。目前壮学已经形成一支有一定规模的学术队伍，其领头人是张声震，成员主要有广西社会科学院的黄铮、潘其旭、李甫春、岑贤安、赵明龙、顾绍柏，广西民族研究所的覃乃昌、覃圣敏、白耀天、覃彩銮；广西民族大学的范宏贵、何龙群、覃国生、顾有识、李富强、蒙元耀，广西师范大学的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黄振南、覃德清、杨树喆，广西大学的黄南津、潘春见、覃凤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蒋廷瑜、郑超雄，广西文联的蓝鸿恩、黄勇刹、农冠品、韦苏文，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籍办的罗宾、欧薇薇、韦如柱，广西其他单位的廖明君、谢寿球、黄汉儒、黄桂秋；云南的戴光禄、何正廷、黄昌礼、黄懿陆、王明富，北京的梁庭望、梁敏、毛公宁、黄凤显、莫俊卿、罗汉田、李锦芳、何成轩、覃晓航、梁越等。这是一支结构比较完整的队伍，但人数远不止这些，在国内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在国外，越南、泰国、老挝、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也有人在研究壮学。

当代壮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壮学丛书》，这是系统整理和研究壮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术丛书。1999年4月15日，在广西武鸣县举行的“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广西壮学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壮学学者张声震倡议创办。

《壮学丛书》的创办与壮学的产生、发展密切相关。广西中外学者对壮族研究始于19世纪末。开始仅限于研究族源分布，后来涉及壮族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的关系等问题，但研究的深度还很不够，研究成果比较分散，尚未提出壮学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壮族研究逐步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壮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开始走向世界。壮族研究的领域不断开拓，涉及壮族的起源、社会发展史、语言文字、古崖画、青铜器、铜鼓文化、壮语地名、壮族宗教信仰、壮族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民间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壮族医药、壮族风俗、壮族经济史、壮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领域。壮族研究成果呈现系列化趋势。1991年1月21日，召开了广西壮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壮学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壮学的产生。但壮学研究在基础资料建设上尚未做到全面、系统、科学的收集整理，在学术专题上尚未做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壮学还未形成体系，从而未能深入地揭示壮族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未能立体的、丰满的展现壮族的民族风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办《壮学丛书》以期全面地推进壮学研究，使壮学研究系列化，使建立壮学体系的可能变成现实。从而促进壮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团结进步，培养壮学研究人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作贡献。

《壮学丛书》安排60多个课题，计划于2012年编纂完成。课题分研究资料部和研究专著部两大部分。研究资料部主要是搜集整理壮族主要的典籍、资料及人物著作，保存壮族文化遗产，供人们阅读和研究之用。包括：①典籍。收集壮族最重要的典籍，加以影印、翻译或点校出版。②资料集。将民族流传存藏的以及出土文物中有关的壮族历史文化资料，按学科归类，依历史顺序，汇编成集出版。③人物著作集。将壮族历代著名人物的著作整理出版，这些著作代表了壮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水平，它是保存壮族思想文化资料的重要方面。④壮族民歌古籍。广泛收集并按照科学的方法整理出版，保留其原貌，体现其民族历史文化价值。⑤辞书。编纂《壮族大辞典》和《中华古壮字大字典》两部大型辞书。研究专著部分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壮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二是专史研究，包括壮族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科技史、思想史、艺术史、军事史、体育史等专史；三是专题研究，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性研究，如壮族支系研究、壮族土司文化研究、壮族文化语言学研究、壮族地名研究、壮族铜鼓研究、壮族民歌研究、壮族神话研究、壮族宗教文化研究、壮侗语族民族关系研究、壮汉民族关系研究等；四是壮族历史人物研究。

截至2008年12月，《壮学丛书》已编纂出版《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壮族铜鼓研究》《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中国壮药学》《侬智高研究资料集》《岑毓英集》等几十部著作，其余课题将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