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壮族教育发展

一、教育简史

原始社会尤其是氏族社会的教育，现在只能从古歌、神话、史诗中略知一二。那时的教育当然不是后来这种性质的教育，它具有全社会性、原始性和神秘性等特征，但它在本质上仍属于教育范畴。那时的教育首先是对天地万物起源的认识，即用神话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来历。神话用幻想的方式凝聚一个氏族部落漫长曲折、离奇动人的历史，特别是图腾神话，成了氏族部落在成丁礼过程中用以训导少年的“教材”。让少年记住图腾神话，是成丁礼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那是该氏族部落艰难跋涉的“历史”，至今非洲诸部落还保留此习俗。《布洛陀经诗》中的“造天地”“造人”“造万物”“造火”等，就是氏族社会教育的内容和特殊方式。“唱童灵”等则是早期伦理道德的经典，视吃人为非道德。

从西周晚期到隋唐的壮族教育是奴隶制时期的教育。这期间有了“四千象形字”，有了“本源书”。由于财产私有，产生了兄弟姐妹之间争夺继承权的矛盾，人们对私有观念如贪财行为、为财产互相争斗行为感到恐慌，为息阋墙之讼，产生了《唱罕王》《解父子冤经》《解母女冤经》等，作为教育人们的经典，产生了代表新幸福观的《祝寿经》《绞经》和《护佑经》，这些经典反映了壮族人民对人生长寿、幸福、美满生活的热烈追求。这个时期教育的最大突破是汉文化的传播和官方教育的兴起。秦始皇统一岭南，“发诸尝通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¹⁾，又“可其万五千人”，即“女无夫家者”，“以为士卒衣补”⁽²⁾，十多万人留在岭南，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³⁾自此之后“冠履聘娶，华风日兴，入汉以后，学校渐弘”⁽⁴⁾。汉光武中兴，锡光、任延先后在岭南任职，“建立学校，导之礼义”⁽⁵⁾。马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廓，穿渠灌溉，以利其民”⁽⁶⁾。先后在岭南传播汉文化的还有东汉建宁(168～171年)时期的谷永、三国时的陆绩及薛综、南北朝元徽(473～476年)时的陈绍伯等人，都是当时在岭南从政并办教育卓有成效的中原文士。在他们的倡导组织下，岭南不仅产生了陈钦、陈元、士燮这样的经学家、名流，越人中也出现了汉文造诣较高的吕嘉及族中70多个长吏，还有居翁、毕取、西于王、宁猛力、宁长真、宁暄、宁纯、道明、宁梯原、冼挺、冼氏夫人、冯盎、冯智戴、莫崇解等相当多一批高才，其中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史学家，如宁梯原于唐永昌元年(689年)中进士，玄宗时(712～756年)任谏议大夫，兼修国史。

封建社会时期，壮族地区的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是民间教育规范化。唐宋时代，壮族的哲理歌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是散歌。到了明代，演变为内容广泛、结构完整、思想性强的专篇伦理道德歌《传扬歌》。唐宋以来，由于产生了古壮字，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民歌、叙事歌、历史歌、经诗，使民歌的教育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有了文字，各地歌王、歌师、歌手就可以设教馆。“各寨常于寨内遴选聪明强记善歌能唱之人，醵金为学费，使往某地某寨向某善歌者习歌；此人不远千里而赴之，以求一寨博荣誉。”⁽⁷⁾这些教馆便是壮族民间教育的据点，有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生产歌、时政歌、生活歌、礼仪歌、情歌、儿歌等在这里得到了系统的传授。清代陆续产生的七种壮剧，由于内容健康、形式活泼、表演生动，又以各地方言土语演出，深受广大壮民欢迎，在群众中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民间的各种故事传说，特别是以讽刺土官为主要内容的机智人物故事，也充分地发挥了它们的教育功能。

封建时代是壮族学校教育有较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改土归流地区，平民被摒除于官方汉文教育之外的禁令取消以后，教育的对象扩大了。虽然由于经济原因，“有教无类”实际无法实现，但毕竟为中等人家打开了教育之门。

广西民族大学学生　　摄影：李桐

这时期教育的主体是府县州学。编纂于明代1599～1602年的《殿粤要纂》，记载当时广西相当数量的府州县都有府学、县学、州学、儒学或社学，还有教谕衙、训导衙或书院，特别是各府所在地，往往是府学、县学、书院、儒学、社学、义学兼而有之。比较边远的上石西州(今广西凭祥市)是一个很小的州，城内也有一所义学。清代，官方教育发展到了较偏僻的壮族地区。这种教育的发展，从主观上讲是官方企图通过文治达到单纯的武功所达不到的目的。《镇安府志》云：“镇安土府也，介在极边，周知文教。自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前孔守以圣裔来守，是邦始详请修建文庙。”设文庙之目的，是使“先师孔子之道，如化工时雨，惬乎人心”⁽⁸⁾，以化壮民。紧挨提督学院的秀阳书院，筹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内有东文场、正学堂、文正公祠、镇安书局、斋房、实学斋、报功祠、希贤堂、监院房。提督学院有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东文场、西文场、斋房、山长住所以及护卫的巡捕房。从其结构上看，相当完整。而镇安在壮族地区是较偏僻的，其教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壮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水平。府州县学和私学的兴起，客观上培养了一批人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壮族现代教育发轫于近现代，特别是清末以后，学堂兴起，土司开始办起两等小学堂。私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村塾、家塾、族塾同时出现。20世纪30年代，又兴起了国民基础教育，小学、中学有所发展，1943年仅广西就有中学178所，壮族地区基本做到了县县有中学(主要是初中)。大学教育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于桂林建广西大学堂，至1949年共有6所大专院校。不过这时期的教育形式虽然更新，教育内容却未能脱离窠臼，平民能享受教育的很少。

当代壮族教育是真正现代意义的教育。首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由正规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业余教育等组成的教育体系形成网络，壮乡已经没有一个无教育的空白点了。其次，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广大群众的子女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已不是昔日少数人所垄断的世袭领地。第三，教育内容的革命化、现代化、科学化，改变了过去教育的陈旧内容，以培养新时代四有新人为宗旨，着眼于造就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新型人才。第四，教育的手段趋于更新，方式方法趋于现代化，属于开放型的教育，壮族子女能够在一种充满时代色彩的环境中健康成长。现在，壮族地区的教育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正扎扎实实地往前发展。28所中等师范学校、74所教师进修学校、5所民族师专正为壮族地区教育的腾飞培养师资。226所(其中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3所)职业中学让青少年为就业练就了过硬的本领。全国各类大专院校为壮乡培养了许多四化建设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在教育重心降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九年义务教育正在稳步实施，壮族腹心地带的309所中学(其中百色地区198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11所)正发挥着使壮族各地教育发展趋于平衡的特殊功能。河池地区、南宁地区、柳州地区及文山、连山、江华壮族聚居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尽管由于历史的因素和环境的制约，壮族教育与信息时代的要求仍有不少差距，但基础已经夯实，构架已经就绪，方向已经指明，发展势不可当。

二、学校教育

汉代开始的学校教育，因记载过简，难以窥其全貌。唐宋以来，壮族地区开始建立府州县学，是为府州县各级行政单位办的学校。最早的府学为唐初的柳州府学和唐大历中(766～779年)创建的桂林府学。其中桂林府学建于城西，四周围绕着军门、察院、提学道、总兵府，可见位置显要，历代屡屡增扩。宋淳熙中(1174～1189年)，著名学者张拭知静江府，做了较大的扩建。他在《重修府学记》中云：“虽然事有其理，而具于吾心。心也者，万事之宗也。人摧丧其良心，故事失其统纪，学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⁹⁾对府学教化之功力寄予厚望。宋代府学又有较大发展，以广西而言，先后增加了庆远府学、平乐府学、梧州府学、南宁府学、得州府学和廉州府学6所。明代增加了太平府学、思恩府学和思明土府学3所。清代增加了镇安府学、泅城府学2所，总共达到13所，即广西所有的府均有府学。府学的发展，从唐至清，总的来说，桂西教育发展的缓慢一些。

县学、儒学为各县行政单位所设，宋代不得而知，明代各州县普遍创建。据《殿粤要纂》诸图，标明有县学的有桂林府城、庆远府城、梧州府城、南宁府城4处，实为府治所在地州县之学。标明有儒学的有桂林府的临桂、灵川、兴安、阳朔、义宁、永福、灌阳7县和全州、永宁州2州，共9处。柳州府有马平、洛容(今广西鹿寨县境)、柳城、融县、怀远、罗城、来宾、宾州、迁江、上林、象州、武宣12县12处。庆远府有天河、河池、思恩、荔波(今属贵州省)4县共4处。平乐府有贺县、恭城、富川、修仁(今广西荔浦县境)、昭平5县和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境)共6处。梧州府有苍梧、藤县、岑溪、容县、怀集(今属广东省)、博白、北流、陆川、兴业(今广西玉林市境)9县和郁林州共10处。浔州府有平南、贵县2县2处。南宁府有宣化(今广西南宁市)、隆安、永淳(今广西横县境)3县及横州、上思州、新宁州(今广西扶绥县境)3州共6处。太平府只有左州和养利县(今广西大新县境)2处。思恩府仅武缘1处。思明府、镇安府皆无。总共52处，仍是北部、东部密集，南部、西部稀少。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广西开始建立书院，宋代11所，明代增建64所，清代又增建184所，至科举废，共259所。书院山长，有部分是壮族文人担任，如郑献甫先后任过庆远、桂林、柳州、象州等府州书院山长；韦丰华任过武鸣、宾阳等地的阳明、西岂、岭山各书院山长或主讲；黎申产任宁江书院山长长达20年；刘定迪主持桂林秀峰、武鸣阳明及宾阳各书院长达数十年；张鹏展任秀峰、澄江、宾阳书院山长近20年。

广东连州州学建于宋代咸平年间(998～1003年)，历代屡修不辍。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曾颁御书“万世师表”匾额于学宫内，并有钦颁《诗经》《易经》《春秋》等17函又3部。至于高州教育，梁、陈、隋即闻名，故《高州府志》称“岭西诸郡邑，第一称高凉，人文蔚然起，余者难结量”⁽¹⁰⁾。高州府学、翔龙书院、化州儒学、吴川县儒学、石城县儒学等，都曾兴旺一时，所培植人才中均有壮族子弟。作为一府最高学府的高州府学，历代知府极为重视，一再重修，最后一次竣工于道光元年(1821年)。

私学始于汉代。汉末，著名学者刘熙往来于苍梧、南海，授徒数百人。三国时流放岭外的虞翻，多年在广西讲学，门徒常多达几百人。柳宗元在柳州授徒，“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有的壮族子弟竟使“中州文士，时或逊焉”⁽¹¹⁾。宋代以来，先后有村塾、家塾、族塾出现，而且为数不少。如武宣县清末有私塾23间，业师27人，学生407人；1932年又发展到50间，业师61人，学生1551人。

社学始于元代，时以50家为一社，每社设一社学。至明代继之，如《殿粤要纂》中，太平府总图标有仁育社学、崇观社学和崇德社学，上石西州、奉议州各有1所社学。实际明代达到297所，其中133所在壮族聚居的柳州府、庆远府、南宁府、太平府、镇安府和思恩府，有不少壮族子弟在其中学习。

明成化六年(1470年)，田州知府岑墉首创广西义学。但直到清康熙年，广西布政使崔维雅发布《立义学以广文教议》后才广为兴办。据统计，康熙年间建义学58所，雍正年间建25所，乾隆年间建28所。此间云南开化、广南府和邱北县也建有30所。其中，虽有的时办时停，或转为书院，但到光绪年间，广西仍保留有20多所。义学多为官亲所办，经费来自公产或地方官捐献，故而时断时续。义学中有的属府州县书院性质，则较蒙学高一级，故义学层次不一，但它们对初级教育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以上官方或半官方及民间社学、义学，虽格局不一，层次有别，但它们都有若干共同的特点。首先，其总的培养目标为“学而优则仕”，走科举之道。也就是为封建制度培养百官缙绅，以乌纱帽为目的。其次，目标决定了教学的内容。教学主要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封建礼仪为规范，以古贤人为楷模。设有集贤堂、某公祠、先师庙，近旁另立诸贤寺，千年相承。第三，培养方法以寒窗苦读经书为主。大抵先识字，后训诂，逐字逐句剖析，结合古人金榜题名的个案，引导诸生。大多数府学书院均如此。不过这些教育的结果往往背离初衷，培养出不少关心民瘼、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多数人用他们学来的知识传播先进的汉文化，对提高壮民族的素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世纪兴起的新教育在壮族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近现代，刚刚发展的新式教育虽然在方针上尚未摆脱过去的窠臼，但在教育的格式和内容上已有较大革新，教育体系及结构初具规模，内容上引入了格物致知的数理化知识，因而培养出了一批具有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新教育兴起于20世纪初。1904年，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光绪皇帝下令废科举兴学堂，各地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是为最初的小学。农村的私学则改为初等学堂，为初级小学之始。高等学堂授算术、英文和一些自然科学，从而打破了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与此同时，在桂林还办了土官学堂、农业学堂、优级师范、陆军测量学堂、干部学堂、陆军小学等，壮族子弟有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辛亥革命后，又兴办了广西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使1902年创办的广西大学堂不再形只影单。有了这些高等学校，壮族出现了大学生和留学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广西各县普遍建立了国立国民中学(初中)，县以下乡村相继建立了部分高级小学和初级小学，统称为“国民基础学校”。时新桂系实行“三寓”政策，由乡长、村长兼任民团后备队长及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本意在实现“寓将于学”，培养了大批人才。不过广大壮族乡村小学还不多，以马山县为例，从1900～1949年整整半个世纪，才建立了50所小学，且学生不多，大部分还时停时办(现有小学161所，教学点966个，儿童入学率达98.2%)。⁽¹²⁾而广西全区1949年仅有小学17000多所(含教学点)，在校学生140万人。1949年广西中学仅175所，学生25200人，其中有完全中学、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和国民中学，省立、县立、私立并存。广西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始于1907年，最早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是龙州边防中等实业学堂，先后办有农业预科和蚕业本科。龙州为壮人聚族之地，故其生源中有不少壮族子弟。但这类学校发展缓慢，1933年才有3所，1946年有18所，其中上林职业学校壮族子弟较多。各校有农、工、医、商、统计、审计、水文、电信、土木等专业。1904年在桂林设简易师范学校，为广西师范教育之始。1905年建师范传习所，1907年达到42所，发展迅速。1908年建第一、第二初级师范，同时将桂林简易师范改为广西优级师范。1909年创建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当时甚为难得。到1949年，全广西有省立师范学校16所。设在壮族聚居区的20个传习所和田西、龙州、东兰、养利等7所省立师范或简易师范，为壮族培养了不少师资。

广西的成人教育发轫于凌云、归顺等壮族聚居县，这就是1907年办的半日(夜)学堂，1909年又先后在来宾、马平、天河、新宁、天保、怀集(今属广东省)等县建有42间“宣讲所”。这些学堂、学塾、宣讲所为平民补习汉字、历史、算术、格致。民国以后，才有成人教育的管理机构。1916年，广西各地设有教育讲演所177处。1918年建公民补习学校45所、简易识字学校224所。抗战期间，全广西民众学校达741所，还办有各种短期的成人识字班。最盛时是1939年，先后参加识字的成人人数达到成人总数的80.6%。不过由于时办时停，教学时间也短，又不正常，加上兵荒马乱，妇女识字班又常受各乡村恶少和乡村长骚扰，收效甚微。

建于1902年的广西大学堂，平均每年招生仅40多人，辛亥革命后停办。真正的大学是1928年马君武在梧州(后迁至广西桂林市)创办的广西大学，先后设文、理工、法商、农学4个学院。1932年成立的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1年重建为桂林师范学院。1934年建广西医学院。1941年建桂林美术专科学校。1942年建私立西南商业专科学校。1944年雷沛鸿在百色筹建西江文理学院，次年迁至广西南宁市。至1949年，广西有6所大专院校，其中有一大批壮族子弟，不少人后来成为栋梁之才。

三、新中国教育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发展，壮族地区的教育正迎来百花争艳的春天。且不说教育宗旨的鲜明，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和教学手段、方法的信息化及科学化，仅数量上就足以说明发展的规模。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西公办幼儿园2 368所，私立幼儿园158所，共2 526所，比1946年的57所增加了40多倍，其中壮族聚居的4个地区有600所，入园壮族儿童15万多人。1992年，公立小学15 800所，私立小学30所，小学教学点38 800多个，共54 630所(点)，比1949年的17 000多所(含办学点)增加2.2倍，学生数量增加了4.2倍，而且巩固率高。1992年，公立中学2 853所，私立中学228所，附初中班完小389所，共3 470所，比1949年的175所增加了20倍，这还不算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111所中学及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3所中学在内；1990年，广西壮族中学生461 543人，占在校生的32.8%。1990年，广西的普通高校有26所，成人高校24所，为1949年6所的8.3倍，当年仅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农业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医科大学的壮族学生即达3 380人。此外，广西还有7所学校有65个硕士点，1个博士学位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所没有的。1992年，广西高等自学考试开考专业26个，培养了一大批自学成才的青年。到1990年，云南文山还设有师专1所，培养大专学生。成人教育发展迅猛，到1992年，成人初等学校16 500多所(班)，成人中学459所(班)，职工技术培训学校889所(班)，农民技术培训学校43 400所(班)，成人中专204所(不含站)，此外还有干部中专专修班及成人自学考试专业，与1949年的18个成人学校相比，增加了3 415倍，达61 478所，是各种教育中发展速度最快、普及率最高的教育类型。此外，广西还设有民族中学36所，民族小学164所，民族中学中有20所壮文初中，壮文入中学、小学工作也正抓紧进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目前，除中央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设有壮语言文学专业，广西还设有区壮文学校。在54个壮族聚居县市中，有47个县市的306所中小学开办壮汉双语教学试点班，并恢复了壮文学校。南宁、桂林、百色、河池4个地区民族师范学校开设了壮语文必修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广播电台开辟了壮文广播学校。

到1998年，全广西少数民族小学生271.06万人，占小学生总数的42.5%；普通中学生73.48万人，占中学生总人数的34%；职业中学学生2.86万人，占职业中学总人数的21%；普通高校学生2.16万人，占普通高校总人数的34%。各项指数中壮族学生占90%左右。⁽¹³⁾

2006年，广西有小学15 152所，在校生4 601 201人，入学率99%以上；普通初中2 239所，职业初中4所，在校生2 292 885人；普通高中537所，中等职业学校383所，技工学校56所，在校生1 288 794人；普通高等学校55所，成人高等学校7所，在校生558 898人，其中本科院校19所，培养研究生学校单位9个。此外，还有成人中、初等教育学校4586所，在校生1 209 306人。教育的普及和规模今非昔比。各级各类学校壮族学生占1/3以上⁽¹⁴⁾，壮族教育迎来了历史上最灿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