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发掘及初步认识
朱章义
金沙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市区的西北部，介于西二环路和西三环路之间，遗址分布在青羊区的金沙村，金牛区的黄忠村、红色村、郎家村，面积约5平方公里，是商至西周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址。
一、金沙遗址发现、发掘经过
2001年2月8日，中房集团成都总公司在金沙村的“蜀风花园大街I线”的施工中，挖掘出了大量的象牙和玉石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对挖土机挖出来的散土进行清理，至2001年4月27日，经过三个多月的清理，共清理出金器、铜器、玉石器和象牙等珍贵文物1400余件。在清理的同时对周边区域进行大规模的文物勘探，勘探面积近3平方公里，基本确认这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古蜀文化中心遗址，遗址分布于摸底河两岸。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不禁回头重新审视与金沙遗址隔河相对的黄忠村遗址。
1995～2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金牛区黄忠村的“黄忠小区”、“三和花园”、“金都花园”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约3000余平方米。发现了大量的房址、灰坑、墓葬、窑址等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经过这三次发掘，认识到这三个地点应属同一处古蜀文化遗址，因地处金牛区黄忠村，当时定名为“黄忠村遗址”。黄忠村遗址分布面积约1平方公里，属十二桥文化早期阶段，时代推定在西周前后 [1]。根据金沙村大量珍贵文物的发现和遗址面积的初步确认，在摸底河两岸的金沙村和黄忠村遗址应属于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因金沙村的发现比较引人关注，我们将包括黄忠遗址在内的整个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
后来，随着金沙遗址片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亦随之展开。从2001年7月至2009年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对100余个基本建设工地进行了文物勘探，对70余个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表明，金沙遗址是一处分布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主要有宝墩文化时期遗存和商周时期遗存，其中商周时期遗存是金沙遗址最主要的遗存，这里仅对商周时期遗存作一简要叙述。
二、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
金沙遗址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有祭祀遗迹64处、大型建筑基址10座、小型建筑基址160余座、墓葬2800余座等。
（一）梅苑东北部地点的祭祀遗存
梅苑东北部地点位于金沙遗址东南部、摸底河南岸的金沙村一组。在这里，发现了64处祭祀遗迹，有坑状堆积、平地掩埋堆积两类。坑状堆积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四类。出土了金器300余件、铜器1000余件、玉器2000余件、石器约3000件、象牙100余根、象牙器100余件、獠牙2000多颗、鹿角2000多支和大量的陶器等。
这些祭祀遗迹就分布在一条古河道南侧的河滩地、岸坡地和南岸边上，分布范围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约15000平方米。祭祀遗迹时代早的可至商代早期，晚的可达西周晚期，最晚不超过春秋早期之时。这些祭祀遗迹可分为三大阶段。
1. 第一阶段
共有40处祭祀遗迹，分布在该地点的东南部和中南部，位于古河道的河岸和岸坡地上。祭祀用品以象牙、石器为主，其他还有一些木器、陶器和极少量的玉器。时代约当商代早期至殷墟二期。
用象牙或象牙器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五处；用石饼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28处，大多数都伴出有一定数量的石璋和石璧；用石璧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3处；用石雕像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1处；用木器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2处；用陶器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1处。其中，十一号、十九号、五十八号祭祀遗迹较为重要。
十一号祭祀遗迹位于该地点的东部，是一处坑状堆积，长2.5米，宽1米，深1.3米，掩埋于沙层之中，祭品可分为上、下两层。在坑底首先放置象牙圆柱形器12件、象臼齿1件、象骨2件、象牙豆形器1件、象牙珠11件、木质彩绘虎头1件、石矛1件等，上层则放置15根完整的象牙和1件镶嵌玉片的彩绘器物。最长的一根象牙达1.85米，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发现的最大的象牙。
十九号祭祀遗迹位于该地点的东部，是一处坑状堆积，部分遭到破坏，形状不清，残存面积约2平方米。出土石器30多件，其中石跪坐人像1件、石虎2件、石蛇1件、石虎尾3件和20余件小型石璧。从其破坏的散土中清理出石跪坐人像10件、石虎8件、石蛇9件，推测这些石雕像绝大部分应属于该祭祀遗迹的遗物。石人、石虎、石蛇等雕像与石璧一起埋藏，当具有特别意义。
五十八号祭祀遗迹位于该地点的中部，是一处不规则的坑状堆积，长宽均约15米。坑内堆积分两层，在第二层下还有17个大致呈圆形的小坑。共出土玉器2件、石器148件、木器67件、竹器12件、动物骨骼9件、陶器43件。其中木雕彩绘神人头像和镶嵌石片的燕尾形木器是最为重要的发现。
2. 第二阶段
共有18处祭祀遗迹，分布在该地点的中东部，位于古河道岸坡地上用黄土堆积起的平台上。黄土台长约85米，最宽处约25米，最厚处达0.8米。祭祀用品以铜器、玉器、金器为主，还有一些陶器。第一阶段大量使用的象牙仍然沿用，但石器和木器则很少见到。时代约当殷墟三期至西周中期。
用玉器、铜器、金器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较多，有9处；用象牙和玉器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3处；用象牙器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2处；九柱遗迹1处。其中八号和十八号祭祀遗迹较为重要。
八号祭祀遗迹位于该地点的东部，是一处椭圆形坑状堆积，长径1.94米、短径1.34米、深0.3～0.42米。坑内填土有两层，上层为浅黄褐色土；下层为灰褐色土，拌有大量朱砂，器物均出土于下层之中。坑内共出土各类重要文物343件，其中金器45件、铜器88件、玉器194件、石器8件、象牙残片4件、陶器3件。其中保存完整的金面具是罕见的文物珍品。
十八号祭祀遗迹位于该地点的东部，由9个柱洞组成，其中两个柱洞被施工破坏，但在施工的沟边有残留。柱洞均为圆角方形，边长0.45米，深度约1.3米。整个建筑遗迹平面呈长方形，每排3个柱洞，长5.7米，柱间距2.85米；宽3.9米，柱间距1.95米。建筑基址为西北—东南向，与其北面的河流的方向平行，面向河流的方向为北偏东29度03分。
3. 第三阶段
共有6处祭祀遗迹，分布在该地点的中部、北部、西北部，位于在原河滩地堆积起来的前两阶段的文化层之上。祭祀用品的特点是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美石和陶器。第二阶段大量使用的铜器、玉器、象牙的数量骤减，金器基本不见。时代约当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
用象牙和獠牙为主要祭品的遗存仅有1处。用獠牙、鹿角、美石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2处，用陶器作为主要祭品的遗存有2处，石磬堆积1处。其中二号、二十八号、六十二号祭祀遗迹较为重要。
二号祭祀遗迹位于祭祀区的东北部，是一处浅坑堆积，呈西北—东南向，东西长约20余米，南北宽约15米，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有1根象牙、2000余颗獠牙、2000余支鹿角、100余件美石和43件玉器、14件铜器以及一些陶器。该遗迹中虽只有1根完整的大象牙，但却居于遗迹的中央，显示了其重要的地位。经鉴定，獠牙均为野猪下犬齿，但是没有发现野猪、鹿、大象的其他部位的骨骼，明显是有选择性的。
二十八号祭祀遗迹位于祭祀区的中西部，是一长方形的浅坑，长5.9米、宽2.3米。出土陶器137件、石器7件、动物骨头3件，陶器中尖底杯高达104件。
六十二号祭祀遗迹位于祭祀区的中部，出土了大小2件石磬。大石磬的石材为砂板岩，石质坚硬，灰色泛黄，表层存留黄色砂粒。形制近半圆形，一面较平整，另一面略有高低不平，边缘有大小不一的打制痕迹，形成大小不同的扇面。通长1.09米、高0.58米、厚0.04米。弧形顶端有一两面对钻的小孔，孔径0.07米。音乐声学测量表明这件石磬“具有较好音乐声学性能……音色清亮、圆润，音高清晰、纯净，有余音”。
在第三阶段之时，还流行用龟甲占卜，以测吉凶。在该地点的西部就出土了19片卜甲，经鉴定，以乌龟的背甲为主，腹甲较少。其中最大的一件龟甲，现场测量长度为0.59米，经修复后，实为背甲的一半，长度为0.46米。卜甲内侧布满钻、凿和烧灼的痕迹。
（二）大型建筑基址
位于金沙遗址东部、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南距集中发现祭祀遗存的梅苑东北部地点约700米，两者隔河相望。在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约90米的范围内，共发现了10座大型建筑基址。
这10座建筑基址发现于三个地点，其中三和花园地点有5座，但现已成为居民住宅区；金牛区城乡一体化5号A地点有3座，已作地下封存保护；金沙朗寓地点有2座，已作地下封存保护。最大的一座单体建筑基址是金沙朗寓地点的F161，西部延伸至围墙下，未作发掘。平面形状为西北—东南向的长方形，现有长度50米、宽度7.5米，北面的廊宽2米，大型柱坑之间相距1～1.3米、柱坑直径约0.7～0.9米，柱洞直径0.36～0.5米，面积达400余平方米。
这10座建筑基址有四个相同点：首先是时代相同，均在商末至西周早期之时。其次是结构相同，均为有大型木柱支撑的木骨泥墙式建筑，与金沙遗址同时期没有大型木柱支撑的中小型建筑基址判然有别。看来，有无大型木柱支撑是区分建筑基址等级高低的重要标志。依据其他地点的考古发现，屋顶应是覆以茅草或树皮。再次是方向相同，建筑基址相互平行或垂直，呈西北—东南向或东北—西南向。最后是位置相邻，所处的三个地点，相互间仅一街之隔，应属同一区域。
这10座大型建筑基址时代相当，结构相同，建筑走向一致，位置毗邻，应属同一大型建筑群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一大型建筑群等级高、规模大、结构严谨、布局有序，可能与宫殿宗庙相关。
此外，金沙遗址发现的160余座小型建筑基址，主要是挖基槽的木骨泥墙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极少，仅有2座。
（三）墓葬
金沙遗址迄今共发现墓葬2800多座，主要集中在4个大型墓地中，其中“燕沙庭院”墓地587座，“千和馨城”墓地137座，“阳光金沙”墓地288座，“金牛区城乡一体化拆迁房安置房5号”墓地1153座。墓葬时代跨度很大，从商代晚期延续至春秋中期。
墓葬大都为竖穴土坑墓，以长方形为主，有少量的方形，少数墓有二层台；葬具不清；葬式大都为仰身直肢，有少量的俯身葬，也有二次迁葬。墓与墓之间绝少打破关系，有的墓地还有成排分布的现象，似乎这些大型墓地有一定规划。在西周晚期之时，开始出现独木棺葬具，开启了古蜀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独木棺（主要是船形棺）葬盛行的先河。有少量的合葬墓，经鉴定，多为一男一女，可能是夫妻合葬墓。依据考古发掘情况，合葬墓是这样形成的：第一个墓葬已经存在，后又在该墓葬的一侧挖一个墓坑，这个墓坑把先前的墓葬的一侧稍微破坏了一点，两个墓坑相互平行，两头也基本对齐。这说明，先前的墓葬在地面上应该有明显标志。
大部分墓葬没有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也仅有少量陶器，只有极少数墓葬随葬少量的青铜器、玉石器。墓葬中的随葬品有下列特点：（1）有陶器的，陶器多置于墓室两端，以头端居多。（2）有玉器的，玉器多置于腹部。玉器的形状多为长条状，质地较差，其功用不清。从考古发掘情况看，这些墓葬的时代不晚于西周中期。（3）有铜器的，铜器多置于头端的一侧或腹部。铜器中除了形体较大，有实用功能的三角形援戈、矛、柳叶形剑等，还有大量的形体较小的铜器，如戈、矛、圆形铜牌饰、“干”字形铜器、“十”字形铜器，树叶形铜器等。这些小型的铜器应不是实用器，可能是专门用做随葬品的明器。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些墓葬的时代不早于西周中期。（4）在国际花园地点有独木棺葬具的15座墓葬中，有11座墓葬随葬有磨石15件，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葬俗。
三、出土遗物
金沙遗址不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还出土了6000余件漆木器、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骨角牙器等珍贵文物。
（一）陶器
陶器是金沙遗址出土最多的文物。金沙遗址的陶器盛行尖底器、小平底器和圈足器。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的数量较少。尖底器有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等；小平底器主要有小平底罐、瓶、壶、杯形器、高领罐、喇叭口罐、喇叭口大瓮等；圈足器主要有高柄豆、圈足高领罐、圈足罐、圈足盆、圈足钵、圈足杯、圈足壶、高柄杯形器、束腰形器座等；三足器有陶盉；圜底器有扁壶、小口球腹壶等。其中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高领罐、圈足罐、圈足杯等则是金沙遗址的典型器物。金沙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三星堆三、四期出土的陶器无论器类或是形制都非常相似，发展演变的脉络十分清楚。
（二）金器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金器300余件，其数量与种类都是中国同时期发现之最，以金箔和金片为主，有金冠带、金面具、太阳神鸟金箔、盒形器、喇叭形器、球拍形器、蛙形器、鱼形器、蝉形器以及大量残片等。通过对其中14件样品的成分分析表明，发现金器主要由金、银、铜三种元素组成，含金量均超过80%，其中“太阳神鸟”金箔的含金量最高，达到了94.2%。这些金器是用自然沙金加工而成，而通过金相检验，其组织为等轴金和孪金，说明金器都是热锻成形的，然后经反复锤揲，制成较薄的金箔或金片，再采用剪切、刻画、模冲、镂空工艺做出精美的图案，并有选择地对个别金器表面进行抛光处理，最后用铆接和粘贴等方法将其固定在其他器物的表面。通过对金器的化学成分分析，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为自然沙金加工而成。金沙遗址金器的制作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与三星堆有很多相似之处，种类基本相同，小型金饰极为相似。
（三）铜器
金沙遗址出土铜器2000余件，铜容器有尊、罍、卣等残件，铜人像有立人像、人头像、人头像顶盖板、菱形眼形器、眼泡等，动物形铜器有立鸟、鸟形器、兽面、虎、龙首形器、牛首、鱼形铜箔、螺壳形器、龟贝形挂饰、扇贝形挂饰等，铜兵器只有曲刃戈一种。此外，还发现有璧形器、方孔形器、小型璋、锥形器、菱形器、长条形器、环形器、喇叭形器、铃等。金沙遗址的铜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器型都较小，器类也不丰富；二是绝大部分铜器都不能独立成器，可能是其他大型器物的附件。装饰技法有素面、墨绘、穿孔、铸纹、立体附饰等。以素面最多，纹饰主要发现在铜尊、罍的圈足上，有云雷纹、夔龙纹等。
金沙遗址出土了较多铜尊、罍等大型铜容器的圈足残片，预示着今后出土大型青铜器的可能。金沙出土的很多铜器如立人、人头、挂饰、璧形器、方孔形器，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或相同。
（四）玉器
现已出土2000余件，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制作工艺十分高超。玉器主要可分为礼器、工具、饰件三大类。礼器类主要有璋、戈、琮、有领璧、钺、矛、剑、四孔刀、凹刃凿形器等，工具类主要有斧、锛、凿等，饰件主要有镯、环、箍形器、贝等。此外，还发现有刻槽梯形器、眼形器、神人面像等。其中璋、戈、琮、凹刃凿形器、有领璧等最有代表性。
金沙玉器的材质是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大理石等，初步推测主要来源于四川盆地的周边地区，其中有部分玉器的材料可以确认是来自汶川地区的龙溪玉。同时，还发现有一些质地纯净、透明度较高的玉器，其玉料可能来源其他地区。金沙玉器多数为不透明或半透明的白、灰、浅黄褐等基本无色系列。但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呈现出红、紫、褐、黑、白等多种颜色，一些器物表面甚至为艳绿色，极富层次变化。玉器材料的矿物组成单调，除透闪石外，仅有滑石、方解石，颜色平淡，风化强烈，质地疏松且透明度差。质地致密透明度较高的材料很少，但也无明显的色彩。丰富多彩的玉器表皮色与玉器对外来离子的吸附有关，主要基于三点：一是金沙玉器质地疏松、多孔隙有利于玉器表面吸附和表面化学反应；二是玉器埋藏于潮湿偏酸性的土壤中长达数千年，一方面玉材自身中的活跃元素会溶失，另一方面土壤中的元素及有机物也会吸附于器物表面；三是玉器的埋藏深度从距地表几十厘米至4米不等，土质的变化又大，沁色变化丰富。
玉器上的纹饰主要有兽面纹、平行直线纹、网格纹、菱形纹、圆圈纹、人面纹、昆虫纹等，流行繁复的扉牙装饰。主要装饰在璋和戈两类器物上。琢纹以阴刻为主，此外还使用减地、镂空技法。金沙玉器加工技术精湛，工艺娴熟。玉器的开料使用片切割、线切割、砣切割三种方法，其中以片切割为主。有很多玉器或玉器半成品上还保留有对剖时留下的直线台痕，显然采用的是片切割技术。钻孔技术有桯（实心）钻和管钻，小而薄的器物多为实心钻，大而厚的器物多采用管钻，有单面钻，也有双面对钻。所有器物均琢磨精细，打磨规整，器表光洁。金沙是截至目前中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这批玉器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玉器极为难得的一批材料。
（五）石器
金沙遗址发现了1000余件石器，可分为礼器、工具、像生形三类。石礼器主要有饼形器、璋、璧等，石工具类主要有钺、斧、锛、凿等，像生形石器主要有跪坐人像、虎、蛇、龟等。金沙遗址出土石器的制作有简有繁，像生类的石器制作较为精细，造型生动，极富动感，夸张与写实相结合，加工手法采用了圆雕、平雕、线刻、管钻、涂描等相结合的手法，器物表面经过精心细致的打磨，使件件雕像都成为栩栩如生的圆雕艺术精品。其他石器，特别是璋和饼形器的制作十分粗糙，磨制也仅是粗磨，没有进一步的细加工，很多石器上还留下了大量的自然断面、切割面和打击时留下的疤痕，器表少有抛光。石器的表面少有装饰，只在石璋上有平行线纹和扉牙装饰。朱砂在石器中广泛使用，如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的嘴、眼、耳部多涂有朱砂，部分石璧的孔壁和石璋的阴刻平行线纹中也涂有朱砂。
（六）漆木器和骨角牙器
金沙遗址最为引人注目物品之一还有象牙，除大量的仍深埋在地下以外，现出土了一百余根象牙，有完整的象牙，也有象牙尖、象牙段、象牙片，还发现了几十件象牙器，有条状、柱状、豆形象牙器。此外，还出土了两件象头骨，经鉴定，属亚洲象。另外，在一件玉璋上发现有一跪坐人像肩扛象牙的图案，表明象牙在金沙遗址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祭祀用品使用，并为肩扛的方式，且象牙尖向前。象牙的埋藏方式有一根，也有一堆，有的还与玉石器、獠牙埋藏在一起。
在金沙遗址晚期阶段还发现了大量的野猪獠牙、鹿角、麂角等，数量均在1000件以上。它们的埋藏方式是成片地堆放在一起。此外，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十余件占卜用的卜甲。
金沙遗址出土漆木器10余件，以木雕彩绘神人头像、虎头像、兽面像和木耜最具代表性，此外，还出土了几件漆器。金沙遗址出土的几件漆器是成都平原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漆器，为研究该区域的漆器发展史提供了可贵资料。
四、金沙遗址的分期与年代
通过对三和花园、梅苑东北部、兰苑、博雅庭院、人防地点、芙蓉苑、郎家村精品房、国际花园等地点商周时期的遗存的比较分析，金沙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大体可分为五期。
第一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的早期遗物、郎家村精品房地点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遗存发现很少。核心陶器有小平底罐、花边敛口深腹罐、波浪花边罐、喇叭口瓮、花边盆、细高柄豆形器、粗高柄豆形器等。此外还出土了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敞口尊、饰戳印纹的圈足器等宝墩文化的陶器。时代约当商代早期至殷墟二期之时。
第二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第一阶段祭祀遗存、兰苑地点早期遗存、博雅庭院地点早期遗存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遗存发现较多。与第一期相比，新出现了圈足罐、高领罐、扁壶、束颈器座等，第一期的小平底罐、细高柄豆形器、盉、瓶、壶、花边敛口深腹罐、花边盆等也很流行。时代约当殷墟三期之时。
第三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第二阶段祭祀遗存、三和花园地点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遗存遍布金沙遗址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金沙遗址的全盛时期。核心陶器有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矮领罐、敛口深腹罐、敛口簋形器、长颈瓶等。第一期的文化因素只在本期早段中有少量存在，主要是小平底罐和细高柄豆形器，而花边敛口深腹罐则是本期的核心陶器之一。时代约殷墟四期至西周中期。
第四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第三阶段的祭祀遗存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遗存发现较多。核心陶器有尖底杯、尖底盏、内折沿簋形器、喇叭口罐、尖底罐、敛口广肩罐、喇叭口瓮、绳纹釜等。与第三期相比，喇叭口罐、尖底罐开始流行；尖底盏口径变大，敛口变为直口；尖底杯底部有划痕，新出现了斜直腹尖底杯；喇叭口瓮的沿部为大翻领；新出现了绳纹釜、沿内折的敛口广肩罐。时代约当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
第五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的第5层、国际花园的船棺墓葬为代表，这一时期遗存发现不多。核心陶器有尖底盏、尖底罐、喇叭口罐、喇叭口瓮、内折沿簋形器、绳纹釜等。与第四期相比，喇叭口罐数量大增，尖底盏由直口变为敞口，尖底杯变得更矮。时代约当春秋中期。
金沙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包含着两个考古学文化，其中第一期属三星堆文化，约当三星堆文化第三至四期 [2]； 第二至五期属十二桥文化。
五、结语
金沙遗址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发掘面积大，遗迹丰富，遗物等级高，其最主要的商周时期遗存。从商代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春秋中期之时，是成都平原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的内涵，对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完善，深入探讨三星堆祭祀坑的相关问题，研究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探索古蜀国历史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作为一处古蜀国的祭祀中心或都邑，金沙遗址对研究古蜀国都邑的结构与布局，追溯成都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源头提供了新线索。金沙遗址大型滨河祭祀场所的发现，对于研究古蜀国的宗教祭祀活动以及政体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很多玉器包含着大量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信息，对认识古蜀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很多玉器上保留的加工制作痕迹，对研究玉器的制作工艺、流程和制玉工具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朱章义、刘骏：《成都市黄忠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164～181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
[2] 王毅、张擎：《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3期，第1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