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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外工作、旅行的几年间，曾有过许多难以忘怀的经历，现撷取一二。

多年前，国内曾播放过一条广为人知的电视广告，对白为：“秀兰，我把洗衣机给你买回来了！”说明国内叫秀兰的女士不在少数。我在匈牙利工作期间，也遇到了一个叫秀兰的姑娘，但她不是东方的秀兰，而是欧洲会说中文的“洋秀兰”。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布达佩斯戴亚克地铁中转站，当时我在乘地铁时，由于不知道乘车方向，便用生硬的匈牙利语向旁边一位漂亮女士询问，没想到这位女士竟用纯熟的汉语对我说：“请你说中文。”这令我非常吃惊，一下子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经交谈得知，这位女士来自法国巴黎，从小就喜欢学习中文、喜欢中国文化，曾在中国留过学，因此汉语讲得非常流利，并为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秀兰，这次来匈牙利是短期旅游，并看望男朋友。秀兰不仅给我详细指了路，离开时还给我留下了她在法国和匈牙利的联系方式，并希望我能与她保持联系。虽只有一面之交，但由于语言相通，我们能够很快交流，同时我们还在地铁站合了影以作留念。

像这样提醒驾驶员避让动物的标志牌在匈牙利公路上随处可见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布达山旅游区，她和男友约我喝咖啡。当我欣然如约来到一家环境幽雅的咖啡厅里时，秀兰和男友已经在等我。更使我惊讶的是，她的男友也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是个中国通。他来自英国，是一家外国银行的高级职员，常年在布达佩斯工作。他乡遇知己，格外兴奋，我们3人一边喝咖啡，一边就互相关心的问题聊天。在异国与外国朋友能用汉语交流，感到非常亲切，我多么希望将来汉语能在全世界通行，使中国人能与更多的世界各国朋友广泛交流。

地处中欧的匈牙利，不仅公路设施良好，而且生态环境优美。如果在国内，人们无法想象会在公路上碰到平时只有在动物园才可见到的野猪、鹿、狐狸等属于国家保护动物，而在匈牙利的公路上我们却见到了。

一次，我和一位匈牙利朋友驾驶本田新款轿车前往距首都布达佩斯180公里外的边境城市歌德曼，晚上返回布达佩斯时，意外碰上了横穿公路的一只动物。当时因车速过快来不及刹车，只觉轿车剧烈震动了一下，撞上了这只动物。我俩下车察看，着实吓了一跳，原来一头硕大的野猪已被轿车当场撞死。轿车前部已塌陷进去一大块，保险杠、发动机也部分损坏，野猪的肠子、肚子在公路上星星点点洒了足有几十米。真没想到，我在匈牙利的公路上竟会撞死动物。后来我注意到，出了布达佩斯，公路上随处可见标有动物图案的标志，而且间隔距离很短，提醒驾驶员行车时注意。不少国家还制定了各种富有乡土和地方特色的路标。在法国、波兰的乡村公路上，竖立着绘有鸡鸭或飞鸟标志的路标，以示保护家禽及野生动物。捷克和瑞士在市郊和乡村公路上，均设置了青蛙路标，防止过往车辆轧死它们。在新加坡的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路边的路标画着热带熊，提醒司机莫开快车，以防给温和、稳重、耐心的热带熊带来灾难。西欧许多高速公路上都竖有绘着大象图案的路标，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因为汽车突然刹车或相撞产生的冲力，就好像一头大象扑过来一样。匈牙利很多公路上都立有提醒驾驶员注意减速，并制作带有鹿等动物标志的醒目牌子，一方面说明这里生态环境之好，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非常强。有段时间匈牙利连降大雪，野生动物觅食遇到极大困难。为保证它们安全过冬，匈牙利全国许多地方紧急设立了食物投放点，为野生动物发放“救济粮”，包括谷物饲料、饲草、仓储饲料等，还有含各种维生素的精饲料等。

据当地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官员介绍，这些食物和饲料足以使全国的獐子、鹿、摩弗伦羊、野猪、野鸡等野生动物安全过冬。

匈牙利有一位叫伊穆莱的男子非常喜欢喂养动物，经常有朋友来参观他喂养的狮子、棕熊等猛兽，在他周边居住的小朋友们也经常来他家作客，并和他一起给动物们喂食。他表示，他非常喜欢和这些动物作伴，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他也非常愿意将它们放回到大自然中，让它们在更适宜的环境中生活。

伊穆莱是匈牙利一名普通的糖果供应商，15年前有一次他在马戏团看到一只受伤的狮子时，当即决定将这只狮子买下来并带到家中喂养。他认为现在的动物园不能为动物提供适合的环境和食物，而且现在游人的素质越来越差，这对动物相当危险，为此产生了自己喂养狮子的念头。现在他一共喂养着5只狮子和2只美洲棕熊。多年来，他为此已经花费了上百万福林(约合34，000美元)。目前，国家公园委员会已经对伊穆莱及其拥有的土地进行了审查，认为他完全有能力喂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动物。

在我出国工作期间，经常乘坐各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各地旅行，在航班上见到最多的是年轻漂亮的空姐。有一次，我在布达佩斯有幸乘坐丹麦航空公司的班机经哥本哈根前往莫斯科，发现了该航班的与众不同：为我们提供服务的竟是几位年迈的老妈妈，化着淡妆的老妈妈们总是面带微笑、精神饱满地为机上旅客服务。据说，该航空公司使用老妈妈作为空中服务员会更加体贴，她们会像妈妈对孩子一样关照各位旅客。在旅途中我注意到，如果哪位旅客睡着了，她们担心旅客着凉，会轻手轻脚走上前来细心将毛毯盖好。夜间飞行时，许多旅客都睡着了，老妈妈仍手拿咖啡壶来回在舱内走动，细心察看哪位旅客还需要用咖啡、茶水、食品。“空中妈妈”如此敬业，每位旅客都从心底感到了母亲般的关爱。

世界上每年都有许多选美活动，特别是为狗选美在欧美十分盛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27年前。当时纽约的一群养狗绅士喜欢在市中心一家名叫“威斯敏斯特”的酒店定期聚会，交流各自的爱犬。时间长了，他们觉得应该成立一个俱乐部，出于方便，就用酒店的名字做俱乐部的名字。俱乐部成立当年，成员们决定把自己的狗都遛出来比试比试。当时绅士们主要养猎犬，因此猎犬成为第一次“最美狗”比赛的主角。最初，俱乐部的成员希望通过比赛发掘出最纯种的猎犬，这样可以鼓励纯种狗之间交配，不断改良品种。于是俱乐部针对每一种犬都有全面、详细、近乎苛刻的要求，在年龄、身形、毛色、身体比例、奔跑速度、耳朵大小甚至脾气等方面都有详细的条款，因此可以说“最美狗”是很多纯种狗中最纯种的一只。狗展与狗选美通常同时举行，早年成立于英国的“狗俱乐部”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组织狗的展览会，并且形成了规范的系列服务项目。以后一些欧美国家陆续效仿，并发展成为定期举行的“国际狗展”，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的克拉福特狗展、美国的威斯敏斯特狗展和世界养犬联合会举办的国际狗展。世界各国每年都举办各类的为狗选美活动，而在匈牙利一个名为“双胞胎”的城市里，这里曾是古罗马时代的城市中心，如今每年都要举行一届盛况空前的宠物狗的选美比赛。匈牙利人盛行养狗，仅首都布达佩斯就有狗100多万条，几乎家家有狗，并将其视为宠物，每日散步及出行也常常随身牵着，成为日常休闲生活的伙伴。

我在匈期间，有一年夏天，与朋友从布达佩斯专程开车前往双胞胎观看选美，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我，可谓大开眼界，一饱眼福。来自匈牙利全国各地的狗主人将自己不同品种的爱犬带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选美比赛盛会。在这里，世界上的名犬几乎都能见到，说的形象一些就是一个名犬博览会。这在平时是很难看到的，为此，我不失时机地拍了许多名犬的镜头。走进赛场，颇有运动会的感觉，赛场有专门的赛道及各种规则，几乎就是一个专为狗举行的全运会。选美角逐开始后，主人牵引爱犬来到赛场中央，运步、奔跑、摆造型，评委们从狗的品种、体形、毛皮状态、灵敏反应及体重等方面综合打分，后经淘汰，选拔出各品种的第一名和不分品种的全场总冠军。由于养犬爱好者众多，因此观众如潮，随着一条条名犬的入场，观众兴奋不已，叫喊助威。一阵阵的掌声和品头论足，使养犬者获得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当然优胜者也身价倍增。除了赛事外，选美赛场还有狗的交易、饰品出售等经营活动，成为每年匈牙利人来此观赏比赛、购买名犬及用品的盛会。

众所周知，火车站里有火车，当我两次来到有着“绿色之都”美誉的波兰首都华沙，在火车站却看不见火车。华沙位于美丽富饶的华沙平原，这里人均绿地面积居各国首都之首，可见所在国对环境的重视程度。我曾去过欧洲众多的国家首都，几乎所有火车站的火车在进入闹市区时都在城市地面上行驶，但华沙火车站与众不同的是，在当初设计时就充分考虑了环保、地面交通等问题，火车在即将进入华沙车站时已经钻入了地下，所以在火车站是看不见火车的。这项超前的设计对城市地面交通不构成任何影响，对减少城市污染、减轻地面交通压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客列车抵达终点站华沙车站时，站内有4部电梯昼夜不停地输送旅客，下车旅客可以非常容易地到达地面候车厅并走出出站口。该设计方案在东欧乃至整个欧洲可谓新颖别致，据波兰朋友介绍，该火车站的设计还曾获过大奖。

南斯拉夫通货膨胀时期，汇率极不稳定，其最大面值曾发行过5000亿第那的货币，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面值”的货币。如今，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钱币馆展出的钱币中，其中第一栏内就是南斯拉夫时期的5000亿第那，而当时的票面价值才值10个马克（约合现在的5欧元）。

当时由于货币贬值，南斯拉夫人买台电视都需开车去拉钱，据当地人描述，这些钱几乎能装整整一轿车的后备箱。甚至买一个面包也要用好几沓，数起来非常费劲，当地老太太为买一个面包会经常出现数钱数不清楚的情景。那时候当地人每个人的月工资只有6～8个马克，而第那贬值非常惊人，但外汇不贬。据当时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回忆，用一个美元乘出租车可以把整个贝尔格莱德转完。市场上的商品如果用外汇买就显得非常便宜，一件羊绒大衣最便宜的只有20马克，当地华人一买就要买走货架上的一大排，因为从外国来的人感到实在是太便宜了。当时货币贬值的速度说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你到咖啡馆要一杯咖啡，马上付钱和喝完付钱是不一样的，因为往往等到喝完咖啡的时间货币已经又贬值了。有位学生家长早上给了孩子午饭的钱，结果孩子为了把钱省下来没舍得花，晚上又带回了家，家长一听就骂了孩子一顿，原来晚上这个钱已经贬得吃不了一顿饭了。

贝尔格莱德一位开餐馆的朋友曾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在国内一位朋友的亲戚在南斯拉夫出车祸去世了，家人在清理死者的遗物时，发现他身上装有几亿面值的第那。按照家人的想象，死者在国外做国际贸易生意多年，这几个亿最起码也值几百万人民币，即便不值几百万，最少值个几十万也是没问题的，于是家人就托我这个朋友打听这些第那现在折合人民币多少钱。为准确起见，我这个朋友通过国家翻译局翻译，又非常认真地到所在国的银行去打听，结果银行的回答是，这些钱在当时也只能买几盒火柴。这个事例成为现实生活中有关第那贬值的一则黑色幽默。还有一个真实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1996年的一天，有位在当地中国餐馆工作的年轻服务员下班后，与一位厨师一起步行走回住地，在半路上有幸捡到一张面值为5个亿的第那，是1992年版的。当时这位服务生兴奋不已，同行的厨师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咱俩一起捡到的，你要分给我一半，服务生笑着回答说没问题。回到住地后，服务生担心这么多钱，会有人劫财害命，连激动带害怕一夜没有睡着觉。长夜难眠，好不容易终于挨到第二天上班，便迫不及待地问一位南斯拉夫籍的女翻译，这些钱能值多少。翻译看后马上告诉他，虽然票面有5亿，但现在已不值一分钱。听完翻译的解释，服务生大失所望，才知白激动了一夜。可见当时的通货膨胀之严重。

有关南斯拉夫这种经济现象，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经过研究都不得其解。他们认为这种经济状况，如果在其他国家恐怕早都垮了，而在南斯拉夫，当地经济居然还能正常运转，商品照常销售，人民还在正常生活，实在是不可思议。英国曾派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到该国研究这种经济现象，这在世界金融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华商在国外几乎什么事都会遇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谁也不愿看到战争。在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经商的浙江籍知名华商章丽和，与众多的华商一起亲历了科索沃战争，成为商旅途中一件难忘的“插曲”。

1999年3月24日，北约对南战争爆发，就在这天，章丽和与妻子从国内乘机返回贝尔格莱德。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开战后抵达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班飞机，当时机上只有3名中国乘客，除他们夫妇外，还有一名中国驻俄罗斯的摄影记者。当他们走下飞机两小时后，刺耳的防空警报就拉响了，他当时就感到一阵恐惧。此时，电话已经打不出去了，章丽和无法给家人报声平安。万幸的是恰巧广州的一位朋友给他打通了电话，因为此时电话只能接不能拨打，他通过这位朋友的中转才给家人报了信。

中国使馆被炸以前，使馆组织撤侨，暂住罗马尼亚，章丽和登记后却没有离开，因为他的全部资金已投入到货柜并已从国内发出，由于开战的原因，他的货柜一直停留在希腊萨罗尼港口。等78天的轰炸结束后，货柜已滞港72天，每天的滞港费为36美元，共计2592美元。虽然战争耽误了时间，增大了费用，但货柜在战争结束的一星期到位后，因为市场上货源短缺，当时70号商城还没有形成市场，仅10天就销售一空。战争虽然恐怖，但给商人带来了无限商机。

章丽和在南联盟与其他中国商人一样，能遇到的问题几乎都遇到了，诸如新政策的实施。章丽和有一个货柜因货物品名和数量不符被扣，损失数十万人民币。有一年，南联盟外贸部规定每个公司重新注册需1万马克，当时他的两个货柜已经到海关，在他办理提关手续时，海关宣布此规定从当天开始执行，需要先注册资金同时办理批文，拿到批文后再提柜。等章丽和办完这些手续时间已经过去了13天，卡车、集装箱、海关停车费每天350马克，两个货柜为700马克，共计9100马克，他因而成为被执行新政策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