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在匈牙利、南联盟以及中东的阿联酋等国，年轻人喜欢学中文。这不仅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随着加入WTO、申奥成功，中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喜欢中国，喜欢中国文化，因此学汉语、学中国武术已成为一种时尚。他们真正看到了作为联合国5种工作语言之一的汉语，在未来国际社会发展中的潜力，特别是塞尔维亚族的年轻人，能到古老的中国去留学，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梦想。

在南联盟（塞尔维亚和黑山），虽然目前经济困难，普通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欧元左右，维持最低的生活费还不一定够，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只要会中文的人普遍都有钱，每月的收入至少能达到500欧元。因仅在贝尔格莱德至少有5000华人，他们常年以经商为生，除个别原来的留学生或国内的外语教师能与当地人交流外，多数人不能融入当地社会。而在日常生活和经商中，华人小到租房、看病、延居留，大到打官司、谈生意等都离不开用当地语言解决问题，由于语言的限制，只能花钱请翻译来完成。当地翻译的收费标准，一般为每小时10欧元，因此当地的中文翻译非常走俏，且常常都是一名翻译给众多华人代办同一件事。比如华人需到移民局办居留或居留身份延期，翻译不专为某一人翻译，而是与许多当事人约好同一时间在位于老贝立交桥下的移民局见面，这时翻译逐个将华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递到受理窗口，所办的几乎都是同一类事，这样翻译就能一举多得，从华人手中收取多份报酬。还有的为华人公司做专职翻译，有月薪400到500欧元的稳定收入。还有开办语言学校或汉语短训班的，讲课费收入不菲。为适应当地社会对汉语人才的需求，贝尔格莱德语言大学还专设了中文系，已培养出了好几批中文毕业生。我看到学生在家里，每天要收看长达10多个小时中国中央电视第4套的节目（在欧洲只能收到央视第4套通过卫星传送的节目），目的就是练听力。从学习汉语的热情之高，就可看到当地对中文人才的需求。

我在南联盟工作期间，受聘做我的中文翻译的玛丽娜，是贝尔格莱德语言大学的中文教师，曾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较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和朝鲜语，并长期致力于中文教学。她曾托我在北京为其购买汉语歌谱集，因每年中国的春节，他们都要和学生一起在贝尔格莱德欢度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并在节前用汉语排练文艺节目。这也是东方之家长期组织的一项活动。东方之家是当地塞尔维亚人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大都会讲汉语，玛丽娜和丈夫高兰是负责人，其宗旨是传播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国的春节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因此，他们每年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和中国使馆官员及华人朋友共同欢度春节，今年已是第12次与中国朋友一起欢度春节了。为了组织好这台春节晚会，东方之家学会节前特邀了贝尔格莱德语言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参加，大学生们精心排练了用中文表演的与马相关的小品、独唱等文艺节目，令中南观众耳目一新。时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温西贵等使馆官员出席了晚会。每年的晚会都得到了中国大酒楼总经理杨战军先生的鼎力赞助，使洋溢着浓郁中国文化气氛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多瑙河河畔举办了一届又一届。

作为东方之家负责人之一的玛丽娜，平时为教丈夫学中文，家里的电视只要人在，几乎从早到晚都开着，收看的内容均为中国中央电视第4套的中文节目，即使不看画面也常开着。她告诉我，此举主要为练丈夫的听力。她丈夫除了在一家塞尔维亚公司工作外，还主持东方之家的日常工作，她觉得丈夫不懂中文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每天抽空教他学汉语，而收看中国电视节目是最好的辅助工具。如今高兰已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语词汇，我初到贝尔格莱德在他家办公、翻译文章的那段时间，他也能简单用汉语与我交流几句。

作为摄影记者，在异国的外出频率很高。我在南联盟期间，感觉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许多人见到我就用不太熟练的中文与我打招呼，有的则用单词加手势与我简单交流，还有的看我是中国人，就摆一个拳击的动作，并会说“功夫”一词，这大概与电影电视的宣传有关。一般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普遍习武，个个都会武功。我到南联盟之前，有中国少林武僧刚来这里表演不久，当地人感到非常震撼，特别是年轻人非常羡慕中国的功夫，见到我后自然问我会不会。为了不使当地朋友感到遗憾，我表示我的功夫还不错。有一次，在贝尔格莱德多瑙河河畔的中国大酒楼，几位常年在这里工作的南联盟服务员希望我能给他们表演一下中国功夫。因我常在该酒楼吃饭，与他们都很熟，无奈之下只好拿出花拳绣腿在甲板上（该饭店建在一条游船上）给他们表演了一套拳术。没想到他们很开心，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Very good。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其实只有我知道，小时候学的这套“花架子拳”只有给外国朋友看看热闹还过得去。如今，南联盟民间还成立了中国功夫研究会。有一次，我到贝尔格莱德一家电视台与同行商谈电视节目交流事宜，适逢南联盟中国功夫研究会的会长和一些成员正在这家电视台做与中国功夫有关的节目，其中有25岁的南联盟警察，身强力壮，曾自费到中国郑州少林武术学院较系统地学习过一年武术，刀、枪、棍、剑等器械样样皆会。他不无自豪地拿出中国少林武术学院颁发的红色结业证给我看，上面用中文详细记载着该学员的各科成绩，成为倍受当地人羡慕的佼佼者。他告诉我，到中国学习功夫对他在警察局的工作帮助很大，至少基本功及擒拿格斗比别人高出一筹，他的同行及很多人都想去中国学武术，只是由于目前的经济原因很难成行。

2002年12月1日，据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他的两个女儿正在学习中国武术，其中一个已开始学汉语。在访华前夕，普京总统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再一次由衷地表示：“我们对汉语，对中国的文化、文学和历史都非常感兴趣。”2006年3月，普京总统访华时还专程到河南少林寺“以武会友”。这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对国外包括欧洲国家的莫大吸引力。

初春时节，我曾约请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文系的几位塞尔维亚族青年，就年轻人学中文的话题进行采访。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到古老的中国去留学，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以方便为华人服务。因目前翻译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谁的中文好，约请的华人就多，生意自然就好。过去这里会中文的人极少，竞争不明显，由于近年来学中文的人渐渐增多，华人选择翻译的面也随之增大。贝尔格莱德一位开中餐馆的华人告诉我，他的饭店需一名懂中文的南联盟人做翻译，广告在当地报纸刊登后，前来应聘的人就有几十个。老板只好与应聘者逐个交谈，感觉与谁对话不费劲，就说明谁的语言好，再考虑选择谁。可见会中文的当地人不在少数。实践证明，要想真正学好和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最理想的就是到所在国去学，否则很难掌握或学精。就我自己而言，这方面的体会颇深。1999年初，我首次出国前往匈牙利，在北京登上飞往布达佩斯的班机时，一句匈语都不会说，包括旅途中要啤酒喝，都要求助于旁边的华人翻译。但等到了匈牙利后，由于每天生活在这个国度，日积月累词汇量慢慢就多了起来，加之我有意识地到匈牙利最古老的罗兰大学学习匈语，基本掌握了日常用语，为日后的工作生活提供了诸多帮助。2001年到南联盟工作后，所在国讲的是塞尔维亚语，我虽没进过学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也能说几句日常用语进行简单交流。这都得益于到了这个国家的缘故，如没机会到这个国家，我想自己很难学会。所以对南联盟的年轻朋友来说，学汉语，去中国，这已成为众多当地中文系大学生乃至中学生的美好愿望。但很多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实现这一理想。我与学中文的学生谈起留学话题时，他们几乎都流露出了渴望到中国留学的美好愿望，还有的人一时出不去就选择到中国餐馆打工，一方面积累词汇，另一方面积攒资金，等时机成熟再到中国留学。很多家长也都希望能送孩子到中国留学，但由于南联盟目前的经济危机，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许多困难。通过采访，我不仅了解了青年朋友渴望到中国留学的愿望，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了解了南联盟不同家庭今昔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况。

2001年初的一天，我和翻译夫妇开车离开贝尔格莱德市区，踏着积雪驱车约1小时，来到郊外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在蜿蜒起伏的公路旁，有一家很不起眼的生产供传真机、打印机、收款机使用的专用纸厂，它是正在贝尔格莱德人民大学学中文的中学生玛利亚的父亲开的小工厂。厂子斜对面有一幢两层的欧式小楼，这就是玛利亚的家。玛利亚和众多年轻人一样，渴望到中国留学。

玛利亚的父亲秋拉菲齐是南联盟南部城市黑山人，他本人1978年毕业于克罗地亚杜卜劳温尼克大学外贸和旅游专业，回到家乡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3个女儿活泼可爱。由于南斯拉夫受经济制裁、战争等原因，每个家庭在经济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黑山，仅靠他微薄的工资已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为了不使生活受到影响，秋拉菲齐想，去首都找工作机会可能较多，特别是孩子上学会更方便，于是1990年举家来到贝尔格莱德找工作。秋拉菲齐首先在空气清新的郊外租好房子，然后四处打听用工信息，为了找到合适又能挣钱的工作，特别是为孩子能上好的学校，他不怕吃苦，先后在很多地方打过工，并换过许多工作，还和兄弟合伙做过贸易生意，但他一直期望自己开发生产一种产品。他说，很多家长为了挣钱忽视了孩子的教育，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他努力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孩子。因此，当战后南斯拉夫原料价格等相对稳定后，2001年年初，秋拉菲齐在住家附近创办了这家专供打印机、传真机、收款机、电脑使用的专用纸厂。由于没钱买新设备，他就在废品收购站买旧零件自己制作生产设备，一件3000美元的新设备，他在收购站只花了200美元就买到了能够替代的旧设备，经一番改制后就派上了用场。他在每个环节尽量降低生产成本，历尽艰辛，总算生产出了产品并打入市场，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家庭充满了欢乐，孩子接受教育也没受到影响。秋拉菲齐认为家人都应常在一起，因此每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仍坚持天天给孩子讲故事，使得家庭气氛非常融洽。平时他太太和两个大女儿帮他在工厂工作，成为他生意上最好的帮手。虽有了生活门路，但秋拉菲齐感到仅靠小工厂维持生活，特别要实现对女儿的求学愿望，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他们全家每月房租、水电、孩子教育等各项开支加起来就要700多美元，而他厂子的收入只够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和正常的生产。如今，大女儿玛利亚已16岁，是中学生，正在贝尔格莱德人民大学业余学中文，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到中国去留学。面对我的摄像机话筒，她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家庭及美好的愿望：“我叫玛利亚，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妹妹和我的小妹妹。我是中学生，在贝尔格莱德人民大学学习汉语。我很喜欢学汉语，我很喜欢中国，我最大的希望是在中国上大学。”玛利亚为我们朗诵了李白的诗《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女儿叫娜达莎，今年15岁，正在上中学一年级，平时喜欢运动，擅长400米、800米中长跑，曾多次在南斯拉夫及欧洲国际大赛中获金奖。她的最大愿望也是到中国去，但不是留学，而是期望能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娜达莎说，她最理想的计划就是姐姐先实现去中国留学的愿望，等到2008年她去北京时，姐姐能到机场接她，因此，她每天坚持长跑20公里，风雨无阻，为代表本国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积极创造条件。最小的女儿叫叶莱娜，今年4岁，上幼儿园，虽年纪小，但聪明伶俐，已培养出了绘画的情趣。面对女儿们的诸多美好愿望，秋拉菲齐表示会全力支持。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虽然自己挣的钱不多，但要尽力创造条件让她们到中国去。

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叶连娜，现任南联盟《政治报》编辑。提起以前的生活，她记忆犹新，不无动情地说：过去南斯拉夫比现在好得多,日子很好过。我的妈妈以前是军人,她很有钱，比平均国民收入高得多，所以我们常常有机会去外国旅游，到过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我先后去过荷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捷克、波兰、奥地利、新加坡、泰国、埃及、土耳其等。我第一次去外国时只有1岁左右，所以说，我的童年过得很快乐，真的，比现在好得多。但是1990年经济危机开始的时候，生活水平突然降低了很多，所以我就是在中学的时候感到生活特别难。上大学后可以说有了好转，但仍赶不上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从1990年到现在，我只去过希腊，还是中学班游，除此外我真的没机会，主要是没钱，经济条件是最大的问题。1999年8月，我去中国留学，是在天津，是公费的，没办法自费去中国留学，所以我特别珍惜去中国留学的机会,学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知识，现在是语言学院的研究生。那时候我就下决心考中文系，我觉得我的选择没错。我的父母在20世纪90年代就退休了，虽然日子过得清闲，但经济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是靠退休金过日子，买比较贵的药都成了大的问题。我是独生子，以前的人喜欢家里孩子多些，但现在因生活条件所限，南斯拉夫人虽然都希望家里有几个孩子，但他们都不要，要不起，这都跟经济有关。我在一家报纸的公司工作，跟编校和广告有关，除了这份工作外，我还在上波斯语课。当然，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理想，10年来的经济困难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一般的年轻人都希望可以找到能保证他们未来的工作，但是很难，工作绝对不好找。包括我的同学，他们跟我差不多，大部分都想找到理想的工作，但确实非常难。南联盟要想恢复经济，特别是能够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还要走很远并且曲折的道路。

在贝尔格莱德临时做中文翻译的马尔科，身高1.90米，此前我们曾有过接触，他本想做我的翻译，但因人员所限未能如愿。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子过得比较轻松，可以这么说，以我看来，南斯拉夫经济的转折点就是1991年，从此以后我们的经济日益恶化。我家以前是小康水平，平时夏天去海边，冬天去山上，能享受得起这种娱乐，那时候我也是小孩子。长大后，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就差多了。我的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是经济师，他俩同在一个工厂工作。跟大部分南斯拉夫人一样，那时维持生活很容易，就是小康水平，一般来讲日子过得比较好。现在他们也在上班，但没有以前那么好，挣钱不太容易。因为我们遭受了经济制裁，跟别的欧洲国家没有打交道，所以工作机会也相当少，工资也就没有过去那么高。以前我们可以去海边和外国旅游，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我很想走向世界，看看别的国家情况怎么样，但现在我没这个机会，这个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对别的国家很感兴趣，比如中国文化、欧洲文化。我们塞族也有悠久的历史，很多人不知道，我特别喜欢。我对塞尔维亚历史很感兴趣，也喜欢研究别的国家历史，所以我很喜欢旅游，看看别的国家的名胜古迹。我还有一个姐姐，可以说我们两个人还是靠父母过日子，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自己偶尔给别人当翻译，在新贝70号有许多中国商人，有时需翻译时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他们办一些手续。通过这个方式只能挣个零花钱，但这不是正式的工作。”

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亚非娜，今年25岁，目前是年轻人中中文学历最高的学生。

她出生在贝尔格莱德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家企业的领导，母亲是工程师，但现在也摆脱不了生活困难的现实。我请她结合自己的家庭给我们描述过去南斯拉夫人的生活情况。她说，十几年前南斯拉夫并不是这样，不能说每个家庭都很富有，但大家的生活条件确实还不错，家庭平均生活水平还可以，没有经济方面的困难。而现在南联盟变成了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我觉得老百姓真的没有钱。十几年前，南斯拉夫人的平均收入是几千马克，也就是说一两千美元，现在变成这么低的一两百美元。南斯拉夫变成这么贫穷的国家，其实经济方面的打击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南斯拉夫人受到了很多的侮辱，所以让南斯拉夫人自己说，他心里肯定有点不舒服，挺尴尬的。比如十几年前我们想去意大利旅游，并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什么签证，拿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过去了。现在去旅游的话，我不提经济方面，这个对我来说让我不好意思，但西欧国家怎么看我们，怎么对待我们？好像我们是犯人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变化。拿我自己的家作一个例子。我妈妈是工程师，我爸爸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一个领导。我爸妈十几年前的收入一个月算起来差不多是5000马克，就是2000多美元，现在只有200多马克。我爸爸下岗了，他原来是工厂里的一个领导，因公司倒闭，他也无能为力，只能下岗了。他曾工作了25年，现在居然没有工作了，与朋友合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努力地去赚钱，否则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妈妈的情况稍好些，因为她是工程师，她的工资一个月算起来还是不够吃饭，只能买蔬菜、水果之类的东西。我大学本科毕业，可在外边跑翻译赚点钱，也可以帮助他们。但不管怎么说，我家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其他90%的家庭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可能最多只有10%是有钱的人，像那些个人开公司的，或者非常聪明的，就赚了钱。可以说南斯拉夫现在面临着各方面的困难，除了经济方面外，我还提到了让人很不好意思很尴尬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别的国家怎么对待我们。比如我们要去意大利的话，先去意大利使馆，他们总是问你要这个或那个证明，然后你在银行里必须有多少钱，等等。这个是让我心里最难受的，我心里很难过，他们的态度对我们很不友好。南斯拉夫人最讨厌的就是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我相信我们会富起来，因为南斯拉夫还是有这个能力，会做得更好一些，我们以前是个富有的国家，我相信总会有一天我们还会回到原来那个程度，而且会发展得比以前更好。所以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西欧国家改变对我们的看法和态度。

就拿签证来说，过去起码欧洲的20多个国家之间不需签证，只要拿护照就行了。我爸妈那时去旅游的地方很多，一年2次或3次，冬天去滑雪、滑冰，夏天去海边晒太阳。有时星期六、星期天空闲时，他们就去意大利买点东西，或者是去德国也可以的。10年前先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独立了。战争一开始，他们对我们好像不友好不客气了，过去南斯拉夫包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都是一个国家，现在就有些不方便了，去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都需签证，而去波黑、马其顿就不需要（我以前去过意大利、希腊，那时每年起码去一次希腊，希腊海边风景很好，特别美，比我们黑山可能更好一些。我们也常去意大利，匈牙利也去过好几次)。

作为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现在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大学生很多，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希望去读大学，可大学毕业了还要去找工作，但现在工作确实不好找。好像许多西欧国家答应帮助我们，给我们钱，或者到这里投资办大的公司，我觉得这些可能他们愿意，但至今还没兑现，等了好久并没有什么投资，也没有什么外国的公司。所以年轻人虽已经毕业了，但工作还是不好找，毕业之后有很多人靠爸妈吃饭。我觉得整个世界每个年轻人都一样，追求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成立一个家庭，有自己的车，但这个心愿，南斯拉夫的年轻人如今很难把它变成现实。我爸妈十几年前，就是说结婚之后，有了工作，盖了两套房子，一套在市中心，另一套在乡下，开车差不多需要半个小时，就是为了周末能到那边去休息，所以十几年前把这个心愿变成现实并不困难，而现在好像只是在心里，不可能变成现实。像我爸妈现在生活都不能保证，真的不能保证。我妈妈下班之后还要到外面跑，去干别的事情，比如去卖化妆品可以赚点钱，如果仅靠工资收入就不能生存下去。我还有一个弟弟，他在读高中，将来还要去读大学，为了他，我们还要去做别的工作赚点钱。其实我现在可以养活自己，父母还是希望我有一个自己的家，可以不必为我担心，所以他们的困难也不想告诉我。我很理解他们，我也希望能帮助他们，所以我自己也很努力。现在和我同龄的年轻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到中国去留学，但这真的很难，去中国留学也要花很多钱，自费的人很少。不过中国和南斯拉夫好像有协议，中国每年送给我们很多奖学金，所以很多学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如果得到这个奖学金，那就很方便的，学费、住宿费都免。这要感谢中国政府把这些奖学金给我们，不然，南斯拉夫的学生和中文系的学生们大都没有机会去。我同班同学都是普通家庭的学生，有钱的很少，他们都去外国读书，或者去私人的大学，普通老百姓还是在我们公家的大学读书。这种学生一般自己去留学是不可能的，只有得到奖学金之后才会去。所以去年，我们同班4个同学一起去了中国。

我曾两次从贝尔格莱德前往被称为“海湾商都”的阿联酋迪拜酋长国。由于当地的华人越来越多，当局已经看到了中国人给所在国带来的巨大商机，不仅普通人愿学中文，连当地警察也开始学中文。我漫步街头见到值勤警察，他们都会很友好地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向你问好，并说“我在工作”等简单的中文词汇，表明了学中文的热情。我由衷地希望有一天汉语能成为世界语言。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来华留学生已超过了63万，为外国培养了大批科技、教育、外交、管理及经济、文化等各类人才。在这些留学毕业生中，有30多人在本国担任了部长一级的领导职务，10多位先后担任驻中国大使，30多位担任驻华使馆的参赞，120多人在各国的大学担任教授或者副教授，还有很多成为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