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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是海外华人的普遍职业和谋生的重要手段。在国外，无论是开大饭店，还是经营一家小快餐店，只要正常营业,就能维持生存，经营好了还能赚钱，因此，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馆，几乎每个国家的城市里都有许多风格各异的中餐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大中小餐馆至少有几百家，其中较著名的有东方宾馆、长江饭店、中国城大酒店、台湾大酒楼、香港饭店、新世纪大酒店、王府酒楼、香江楼饭店、兰州酒店等。丰富的中华美食不仅为海外华人提供了就业生存的机会，而且丰富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现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首都贝尔格莱德由于政局不稳，加之长期遭受西方经济制裁、战争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华人在这里的投资信心，因此中餐馆很少，成功在这里投资开餐馆的人寥寥无几，称得上有规模的屈指可数。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位于美丽多瑙河河畔的中国大酒楼。

中国大酒楼与众不同地建在多瑙河上的一条大型游船上，属当地最具实力的一家中餐馆。不仅规模最大，而且外形采用了我国古老而又著名的天安门城楼的模样，使当地人耳目一新。中外嘉宾在这里既能品尝到丰富的中华美食，又能欣赏到中国古老的宏伟建筑，它成为多瑙河畔一颗璀璨的明珠。在1996年开业时，当地多家媒体曾描绘：“在美丽的多瑙河畔有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那就是——中国大酒楼。”据了解,在整个欧洲，属华人开办并将餐馆建在水上的目前只有两家，除了中国大酒楼外，还有一家在荷兰。酒楼的创办者是旅南华人杨战军，这位今年只有30多岁的东北汉子，可以说是前南众多的华商中一位起点较高、颇有经营思路的成功者，同时也是较早实现出国经商理想的幸运者，有关他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门还没有完全开放，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出国几乎就是梦想，然而机会偏偏就降临在这个幸运的年轻人身上。

80年代中期，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匈牙利等东欧5国访问时，匈方希望中国能派一批专业技术工人来匈牙利，协助一家工厂工作。当时杨战军所在的中国吉林四平市联合收割机厂接到援外任务后,拟从全厂数千人中竞选24名出类拔萃的专业技术骨干出国工作。当时在车间担任钳工的杨战军跃跃欲试，经一番周折，最终成为全厂员工羡慕的出国工作的幸运者之一。1987年，他被公派到匈牙利一家重型载重汽车制造厂工作。在匈牙利期间，不仅工作任务重，而且要求相当严。当时他正值20多岁，体格好，精力旺盛，在保质保量完成每天的工作任务后，便有意识地去市场练摊。据杨战军回忆,当时他的劲头特别大，每天工作结束后，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宿舍，随便吃点简单的食品，喝点可乐，然后背上包一口气跑到市场开始练摊。那时来匈的华人很少，生意比现在要好做得多，尽管是在工作之余的小打小闹，每天居然能挣到50美元，而当时他在匈方工厂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90美元。按杨的话说，其乐无穷，没有比练摊更有乐趣的事了，特别是每天回来在宿舍数钱的时候，那种心情甭提有多兴奋了。有时练完摊，为了不耽误回厂上班，途中需过一条河，为了抄近路，他居然不顾危险爬上一条跨越河道的大管子过河。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对他来说“钱多人胆大”，甚至有时为得到医生的病假证明，获得更多的时间到市场练摊，不得已采取苦肉计。据杨描绘，他曾用小板子使劲抽打脚后跟100下，然后随上班的工友一起乘大轿车到厂，他等别人都下车后最后一个下车，然后呻吟着给别人说因下车不慎脚踩空后扭了，工友一看脚都肿了便说：“不行，你要赶快去医院检查！”到了医院，医生一看马上决定拍片子，片子出来后医生说，你的骨头没事，可能是筋扭了，需休息两周。这时只有他自己会偷着笑。等工友把他送回宿舍后一离开，他便一溜烟又跑到市场继续练摊。

人生苦短，时间和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经历，但意识不同，效果也完全不同。如今，杨战军不仅在匈牙利创办了匈牙利君鹰国际贸易公司,在贝尔格莱德创办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BFB国际贸易公司，在美丽的多瑙河河畔开办了最有影响的中国大酒楼外，还在新贝尔格莱德中心区又开办了华人及外国朋友喜欢光顾的大上海饭店，还创办了贝尔格莱德第一家占地一万平方米的华人农场。他在南联盟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70号商城有两家贸易批发商行，使他的海外企业实现了集餐饮、农场、贸易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的跨国集团公司。夫妇俩持有匈牙利和南联盟两国居留证，其中在匈牙利已取得蓝卡(永久居留)，在两国开办公司，手下有中外员工40多名，大小车辆数台，出门有保镖护驾。而他以前在匈牙利工厂工作的工友，大部分人选择了回国，留下的为数不多，不少人也与他一样，事业很有成就，但也有些生活得非常平淡。这也许就是人的意识不同，其结果也会不同。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追求不同，效果也就各异。

当初杨战军在完成公派任务后，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留在匈牙利从事贸易。匈牙利最大的四虎市场，以及三维市场、上海市场、哥巴鸟市场等，还有数不胜数的边境小镇，都留下了杨战军夫妇俩练摊的汗水和身影，两人甚至在许多寒冷的夜里都是在野外度过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10年的艰苦创业并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后，1996年，杨战军和太太暂时告别了曾经为之奋斗了10年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来到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寻找新的商机。当时还没有爆发战争，南联盟经济状况尚好。经过一番考察，他看到在首都贝尔格莱德200万人口的城市里，居然没有几家开办成功的中餐馆，特别是高档餐馆，这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是极少见的现象。据了解，在这里开餐馆难度较大，业内人士形容有三难：一是选址难。餐馆的位置对餐馆的经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既要考虑好位置，说起来客人都知道,又要交通便利，还需有好的停车环境。因此，有的华商考察几个月都选不好一个理想的地点，不是位置不合适，就是租金太高，如勉强开张，等于给房东白干，没什么利润。二是装修难。有些饭店装修到一半，就由于缺资金需要贷款或借款而搁浅下来，而且有些费用是不可预见的，往往到装修期间资金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三是开业难。开饭店看似容易，其实只有入了这行才知其中的艰辛。业内人士说“饭店、饭店，谐音是烦店、烦店”，既要管理好饭店的人财物，又要对付外部的各个环节，无论哪个环节跟不上都会对饭店的经营不利。

杨战军的太太给我讲了一件南联盟有关部门来饭店检查的事。平时频繁来店的包括警察局、海关、移民局、卫生防疫、税务等部门，在他们看来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有一次他们接待了类似音乐家协会的一个检查机构。对方听到餐馆播放的南斯拉夫音乐后提出，饭店每月需向该协会缴纳一定的费用，理由是在家播放欣赏可以，在经营场所播放则有个版权问题。夫妇俩也不能说不对，后来索性将播放的音乐改为中国音乐，就再没有遇见类似的部门检查。我在南联盟生活有2年之久，就贝尔格莱德餐饮业做过较深的调查，可作一个较权威的剖析。曾有不少华人来这里投资开饭店，但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就被迫关闭。这里曾有北京人在萨瓦河畔开的一家大型餐馆，取名叫帝国饭店，气势雄伟，据说当时是规模最大的一家中餐馆，但开业后生意一直不景气。为吸引食客，饭店曾经营自助餐，顾客付10马克随意吃，还包括酒水等。此举在同行中也很少见，曾一度吸引了不少食客，但终究还是没能挽救关门的厄运，最后亏损数万美元后悄然离去。当然，这家餐馆关门的因素很多，包括合伙人太多、位置不理想、外部因素干扰等。其他还有诸如长城饭店、中华酒楼、王府饭店等，经营时间都不是很长也都先后关门谢客。目前仅存的只有中国大酒楼、大上海饭店、新香港酒楼、澳门饭店和几家快餐店，主要集中在70号商城内。

中国大酒楼开业以来，中国驻南使馆许多重要的宴请都在这里。特别是2000年8月，由李鹏委员长、姜春云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联盟等东欧5国时，其中在访南期间，代表团全体成员下榻在贝尔格莱德国际饭店，南联盟方面接待安排的全是西餐，中国大酒楼则接到了为代表团提供中餐的任务。代表团包括官员、新闻记者、机组人员等共有100多人，时间紧，工作量大，而且从卫生、饭菜质量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南联盟还专门派了检疫人员在酒楼监管。接受任务后，酒楼做了认真的准备，4名高级厨师加班加点，几天几夜连轴转。在保证自身正常经营的同时，酒楼每天还需送饭到代表团下榻的国际饭店，为了保证在运送过程中保质保温，不出现任何问题，酒楼专门选购了一批高档保温桶，由杨战军总经理亲自开车送到国际饭店，且一路上还有南联盟检疫人员跟随。在送餐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早晨，我和杨老板一同驱车前往送饭的路上，行车途中，他突然想起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忘到了家里，然后调转送饭车回家去拿，结果两位南联盟检疫人员和内务部官员可紧张了，一直驾车跟随至家门口，车刚停稳，两位女士就迅速跳下车不解地问：“你们要做什么?”我们急忙解释，对方听后松了一口气。送餐期间，酒楼根据代表团老同志多、喜欢吃清淡饭菜的实际情况，除准备部分肉食和海鲜外，还准备了在国内非常大众化的稀饭、包子、咸菜等。代表团成员没想到在国外也能吃到这么可口的饭菜，给予酒楼一致好评。同时对于专机机组人员的吃饭问题，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他们24小时都在飞机上食宿。酒楼每天三餐保证送饭到机场，从而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此次重要而难忘的接待任务。

2000年，我和前来南联盟访问的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姜春云在贝尔格莱德合影

中国大酒楼作为一家高档中国饭店,当时开业时，每天晚上座无虚席，生意非常火爆，甚至出现过当地部长级官员来光顾都没有位置也需等候的现象。如今已没有往日那种盛况，经常有朋友关切地问杨老板，饭店投资大、费用高，加之目前南联盟经济情况不佳，高档酒楼怎样才能够维持下来？对于这一点，杨战军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每个饭店总有一个消费层，尽管大家普遍认为人们现在口袋里没钱，但作为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首都来说，总有人有钱，而我这个饭店就给这5%的人服务，这就是本饭店的定位。很多好心的朋友曾对他说，杨，你这么大的投资放到这里，战前好的生意年景不长，资金没有收回来，现在生意又很一般，有没有后悔的感觉？对于这一点，杨战军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看准了要做的事情，绝不后悔，即便真的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因为我已经作出了努力。虽然南联盟经济暂时处于困难时期，但从历史上看，南斯拉夫是一个不为外来侵略而屈服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客的民族。他们曾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险阻，特别是战后许多被毁的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快得到了恢复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我对南联盟克服过渡时期的困境及恢复经济的信心始终坚信不移。因此，我也期望我的饭店犹如南联盟的前景一样走向辉煌，为更多的新老食客提供更加到位的服务。

那么，在贝尔格莱德开饭店为什么如此困难？据分析，除了管理上的问题外，主要还是因为所在国的经济情况欠佳。

我在前面提到的尹老板（原长城饭店的）告诉我，他曾在德国开饭店7年，对饭店管理非常在行，他的饭店位置当时在中国驻南使馆附近，中国使馆官员及其他国家使馆官员，还有众多的华人和南联盟朋友经常光顾该店。饭店开业以后，营业额直线上升，经常出现食客应接不暇的场面，当时感觉这里餐馆生意能做大做强。他曾到贝尔格莱德老城区选址，但一直未找到理想的地方，科索沃战争开始后，他还坚持营业了20多天，后被迫关门。尹老板说战争开始后生意一落千丈，战后由于所在国经济萧条，虽然他对开饭店很有经验，但不想再开了，原因是中餐普遍比西餐价格高，一般人很难消费得起。包括华人在内，只是做大生意的有钱人可经常到饭店吃饭，做小生意的华人平时很少光顾，最多也只是请客，有孩子满月及重要朋友聚会等特殊情况才会到饭店来消费。当地人的消费是最重要的，仅靠为数很少的华人来支撑消费显然不够。

近年来在东欧国家，中国快餐业发展迅速。被称为“欧洲快餐第一人”的旅匈华人曾耀宁先生在布达佩斯拥有8家快餐馆。我初到布达佩斯采访的第一家中餐馆老板就是曾先生，一见面他就向我表达了对中式快餐所面临的危机感。

1996年，曾先生在布达佩斯著名的商厦多瑙普拉杂创建了“中华快餐城”，堪称是欧洲第一家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管理水平最先进的中式快餐店。但令曾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丰富的中华餐饮文化虽受各国食客欢迎，但始终没有形成整体优势，没有形成集约化，经营中华美食仍停留在维持生计的状态，挣的只是辛苦钱。世界各国星罗棋布的由华人开办的中式快餐店，大多只是夫妻店、家族店，付出和得到的完全不成正比，很难与洋快餐抗衡。在现代化工业进程中产生的中式快餐，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西式快餐。目前，许多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包括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必胜客、德克士等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全球化。

纵观海外中餐业的发展，其结果往往令人心酸。百年华人移民史，是数以千万的华人用血泪铸成的辛酸史，几乎每个出国的华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而相当数量的华人命运都与中餐馆有关。在世界任何地方，一旦拥有这样一份家业，全家人包括老人、孩子也加入进来，全家的命运都与餐馆紧密相联。无论是装潢简朴的小餐馆，还是富丽堂皇的大饭店，经营者都使出各自的绝技苦心经营。然而，事实上大饭店并未赚得可观的利润，小餐馆也未摆脱维持生计的局面。这些大小餐馆，初建时都投入了或多或少的资金，有些甚至负债创业，而投入与回报却相距甚远。原因是传统中餐馆的经营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局限，如菜肴品种繁多复杂，质量不稳定，制作工序复杂、耗时，服务方式效率低且价格偏高等，都限制了中餐的普及和发展。如何使中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品味到中华美食呢？“走中式快餐发展道路！”曾先生苦思冥想后产生了灵感，不惜重金创办“中华快餐城”，其目的是要与洋快餐抗衡。

“中华快餐城”选的位置与麦当劳餐厅为邻，面积是它的3倍，装潢上也体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特色，管理上雇用了5位有经验的匈方经理，他们曾是麦当劳或汉堡王的餐厅经理，管理采用电脑手段和多头摄像监视系统，餐厅设备和厨具几乎全部从西欧进口。生意十分红火，看上去很成功，随后他又连开3家连锁店。通过几年的实践证明，第一家“中华快餐城”的生意兴旺并不等于中式快餐的发展已成功，预计与结果相差甚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麦当劳作为一个杰出的国际企业，有一套久经考验的运转机制，包括品质、服务、清洁和物有所值的经营哲学，有着永恒的企业形象。而中式快餐至今仍停留在手工操作水平上，一个人从开始学烹饪到成为高级厨师，往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即便是特级厨师，烹饪同样的菜肴，也会因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原料产地而效果不同。但麦当劳的汉堡千万个都是一样。中餐这种烹饪的手工性、经验性使中式快餐的发展受到了制约，目前华人快餐业表面上趋势不错，背后却潜伏着危机。没有现代先进管理机制、生产手段和市场营销方法的中式快餐，很难与麦当劳等西式快餐竞争抗衡。

尽管如此，“中华快餐城”的成功创办，还是推动了当地华人快餐业的发展。近年来大小中式快餐店犹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上百家中式快餐店几乎遍布了布达佩斯的各个角落，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麦当劳在匈国的发展。快餐业的崛起对大饭店的生意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大饭店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利用自身的厨师、厨具等资源，在饭店附近开办快餐店作为门面，由大饭店制作好后送到快餐店销售。

据曾先生介绍，麦当劳目前在全世界约有15000家连锁店，且实现了全球化的工业化和标准化。特别是麦当劳的清洁卫生，开放式的操作，使食客在心理上对其质量产生了认可。

2005年6月，时隔5年之后，我在匈牙利再次见到了从事餐饮生意已11年之久的曾耀宁，跟他交谈时，我感到他精神不佳。在欧洲花园曾老板经营的快餐厅里，他放下手头的收摊工作，与我就餐饮话题交流了起来，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准备回国的念头。曾老板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再加上快餐店满街都是，已很难生存，准备在租房合同期满后不再经营，打算回国享受生活了。回忆在国外经营餐饮的经历，他体会最深的就是失误太多，诸如盲目扩张、投资失误、管理不到位等。仅久尔不拉杂就投资30万美元，费用高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莫斯科广场购物中心餐馆投资损失了50万美元，当时的经营面积为400多平方米，只经营了3年就由于管理意识不强被迫关闭。从大环境看，匈牙利经济不景气，许多餐馆都关闭了，能生存下来的多为夫妻店。老曾现在回国的意念与日俱增，作出了回国的选择。此举令我感到意外。

此前，在贝尔格莱德新贝70号商城附近有一家大天津餐馆，主营包括天津包子、大麻花在内的天津特色风味小吃，是由来自中国天津的特二级厨师李荣义先生及家人开办的，大家都亲切地称李荣义先生为李老师。

李荣义出国前曾任天津市烹饪协会服务学校校长，是该市首届烹饪大学毕业生，从事餐饮工作近30年，先后在天津较有名的金钟宾馆、迎宾楼任厨师长，擅长菜肴烹调及天津风味小吃的制作，曾与他人合作出版过《大众菜谱》。2000年年初，他带着传播中华饮食文化，特别是天津风味小吃的梦想，在异国施展自己的一技之长，举家踏出国门，来到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经一番考察，在华人较为集中的新贝70号商城附近开办了大天津餐馆。

开业之初，其困难可想而知，不要说南联盟人，就是许多从我国南方来的华人对天津风味小吃也不甚了解，加之餐馆位置较偏，不占地利，客人稀少。可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由于李荣义技艺精湛，为人热情，经营中薄利多销，生意日渐兴隆，品尝过其风味小吃的客人，许多都成为回头客。餐馆虽规模不大，但经营天地十分宽广，食客中除华人外，还有不少是南联盟人，有的甚至从市中心驾车半小时慕名而来。特别是他利用传统配方制作的酱卤制品在70号商城很受欢迎。大天津餐馆开业不到3个月，已在当地小有名气，除了自身的技艺外，也和李荣义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分不开。常言道“家和万事兴”，李荣义的爱妻刘杰，不仅能干要强，而且在天津时就在小吃部工作，擅长天津包子、大麻花的制作。儿子今年虽才20岁，但出国前就已有3年的饮食工作经历，因此一家人不仅生活和美，而且各有所长，在日常经营中分工协作十分到位。瞧这一家子，夫人刘杰负责小吃制作；李荣义把关烹调及掌握火候；儿子年轻力壮，以跑外销为主，接受电话订餐并送餐上门。尤其是根据华商生意忙离不开摊位的实际，他们还专设了流动车，使华商足不出门即可品尝到丰富的天津风味小吃，每天的订餐电话络绎不绝，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餐馆还根据华商来自祖国各地，口味不一的实际，在保持天津小吃的同时，还增加了烧烤等风味菜肴。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李荣义看到久负盛名的天津风味小吃不仅为旅居国外的华人所喜欢，而且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南联盟朋友所接受，这使他对弘扬中华饮食文化充满了信心。采访结束时他向我透露，拟在适时举办一个讲习班，使更多人特别是南联盟人不仅能品尝到中国菜，而且学会制作中国菜。将来如有条件，他还想在市中心选址或与南联盟有关方面合作开办烹饪学校，系统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以圆南斯拉夫之行梦。当时我也常去品尝天津风味特色小吃，感到餐馆很有发展前景，曾以《天津特色风味小吃落户贝尔格莱德》为题，先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匈牙利《中华时报》、《联合商报》等国内外报刊作了专题报道。但好景不长，当2001年我再次来到贝尔格莱德时，得知李老师已关门回国了，原因是居留问题解决不了。居留证是所在国允许侨民经商的身份证明，当时他们全家是持1个月的旅游签证来到南联盟的，后办理了学生居留。南联盟当时有一个规定，持旅游签证入境的外国人，参加语言学校学习的，可解决3个月的居留，3个月后还可再延3个月，但学生居留最多只能保半年，半年后必须要注册公司申请长期居留，否则没有居留权无法生存。当时70号商城餐饮生意竞争颇为激烈，只有几百华人的商城，楼上楼下开办了多家中国快餐馆，加上居留问题解决不了，一家人开餐馆除去为店面、住房等交各种税外，辛苦一场的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只好选择关门回国。

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有一家当地人开的中餐馆，冠名为“神经病餐厅”，服务员穿着印有中塞两国文字“神经病”字样的上衣，来回穿梭于食客之间，中国人看到后觉得幽默。因为在中国，提起神经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精神不正常的患者，往往含有某种贬义。而这家餐馆反其道而行之,有别于其他餐馆，给客人的印象很深。

这家餐馆的老板是塞尔维亚人，此前曾在新贝尔格莱德开了一家咖啡馆，由于常受黑道的干扰被迫关门。在国外，黑道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靠收保护费吃饭，每当一家饭店或商店开业，这些人就会主动找上门来收“保护费”。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外国人，大都为了赚钱保平安，不得不向这些人交钱，而这些黑道上的人往往都是当地非常有势力的人，加之国外允许个人持有枪支，常听到黑势力真刀真枪骚扰或火拼的新闻。不过这些人也讲究“道”上的规矩，收了保护费，一旦店老板遇到麻烦事了，黑道上的人很容易就能帮你摆平。这位开咖啡店的塞尔维亚族老板仗着自己是当地人，不买黑道的账，始终不付保护费。结果这些人经常来咖啡店蓄意滋事，客人见到这阵势后，谁还敢到这家店来高枕无忧地喝咖啡？生意无法经营下去后，这位老板只好到老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选了一套门面房(贝尔格莱德市区由新贝和老贝组成)，所处位置正好在一家精神病治疗所旁边，餐厅也就由此而得名。

这位老板当时自有资金较少，东凑西借仍无法支撑开业，没办法，最后只好不情愿地跟别人合资，他占51%的股份，包括请中国厨师、装修店面等，按中国话说就是准备背水一战。没想到开业后生意非常火，到吃饭的时间食客几乎应接不暇。我在餐厅看到,大的桌子只有五张。当地税务局规定，如果有大桌子五张以上，就要按饭店的标准交税，五张以下则按快餐收税，所以这家餐厅无论生意再好大桌子也不超过五张，其他有几排喝咖啡的吧台，这样税就交得少。生意人常说，人的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就这么小的一个餐厅，每天的营业额居然达到3000马克,有时甚至更多。

该餐馆聘请了两名中国厨师，作者通过与他们交谈了解到，该餐厅之所以火爆，主要是餐饮的味道比较接近当地人的口味。往往纯中餐不太对他们的胃口，加之餐厅装修中不中，西不西，你来喝咖啡也行，吃中餐也行，总之比较符合他们的心理，而且周围很多国家使馆的午餐也都由该餐厅分送。应该说，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它符合当地人的消费标准，因为南联盟经过了战争和经济制裁后，当地人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目前普通人每月只有二三百马克的收入（现马克已停止流通，改为欧元），物价比我国国内至少高两倍。一般来说，这些收入即便维持最低的生活费用还不一定够。此外还有很多人下岗后，很难找到工作。这种经济状况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来说，上饭店去消费，特别是到高档饭店消费，就显得很困难了。这些都是外部大环境对饭店经营造成的不利因素。

一位来南联盟经商已5年的华商告诉我,战前，南斯拉夫人到商店买东西，你报价后，他会很爽快地掏钱，而且不会跟你讲价，从他们的钱包里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有钱。现在他们来买东西，讨价还价就不说了，拿出钱包来，里面根本没有多少钱，而且基本要把所有商店转完，价格也了解清楚了，才会决定买。有时商店需一个当地雇员，只要在商店门口贴上一张两指宽的小纸条，尽管工资只有80～150马克,劳动力比国内还要便宜，但很快就会有许多年轻姑娘上门供你选择。做老板的也真为难，当面实在不好决定,一是怕伤了年轻姑娘的自尊心；二是如果不用中间的某一个，没准这个姑娘的亲戚恰好在税务局，整你一下受不了。在通常情况下，这位华商为了解除这种担心，只好说你们都把电话留下，需要的话，我们会与你联系。这些都足以说明南联盟目前的经济现状，这对饭店经营的不良影响是直接的。

当然,饭店是一个经营实体,管理和经营的因素相当重要。在上述停业的饭店中,除了外部环境外,也有属于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老板的自身素质和人、财、物方面的管理水平都非常重要。在上海百鲜楼大酒店从事餐饮业多年的名厨、现任南联盟中国大酒楼厨师长的丁荣源先生认为,饭店办得成功与否,除外部因素外,就内部来说,主要取决于三要素：一是菜肴的质量,二是服务质量,三是卫生。三者缺一不可,哪一个环节跟不上都不会成功。当然，南斯拉夫的情况比较特殊,尤其战后的经济形势对中餐馆的发展影响极大,前面提到的众多饭店在战前经营也都不错,但到战后就很难维持了,特别是资金实力不够的人，明显不堪重负。

关于外部大环境给中餐馆带来的影响，中国大酒楼总经理杨战军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饭店来说，无论规模大小，首先要有一个定位。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饭店是给什么阶层的人服务。他说，像我的饭店属于高档饭店，很多人都觉得价格贵，但从饭店的日常开销来说，确实比较高，特别是饭店建在水上，许多开支都是不可预见的。比如2002年3月中旬，由于多瑙河上风浪大，加之船底浮筒年久失修，致使船体下沉，导致酒楼大厅及厨房大面积进水，造成停业数天。后请来潜水员下水全面检修焊接，加上全体中外员工的积极努力，酒楼才很快恢复了营业。记得刚恢复营业时，我看到有位常客就餐时画了一张沉船的画面交给服务员，表达了对沉船期间没能享受中华美食的遗憾。说到酒楼进水，杨老板动情地说，当时看到几乎倾其所有经营的饭店“水漫金山”，特别是许多设施和酒水泡在水里时，心里真不是滋味。此事虽给饭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通过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到了员工的可爱和塞尔维亚族朋友的友情。当船沉下去时，因浮筒进水，需下水作业，年轻的张厨师、孙厨师、服务员和农场的老吕等员工不顾天气寒冷，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承担了这一最艰巨的重任，为保证浮筒抽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还有塞尔维亚族朋友告诉我怎样使浮筒浮起来的有效办法，这些都令人难忘。这是说到酒楼的价格问题时，随便讲的一个插曲。实际上对于价格我们经常研究，也曾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我们自己有农场，自产新鲜蔬菜相对便宜，有时也适当为食客着想，但价格仍很难降下来。从开业后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南联盟副总理、国防部部长，或是塞尔维亚总理、黑山共和国总理等政要，还是各界的名流以及普通食客，对我们饭菜的色、香、味、形以及服务，还是比较认可的。

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谁能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悄然降临。就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惊悉闻名欧洲的中国大酒楼不幸突遇火灾烧毁，令我非常震惊。

有关失火原因，目前塞尔维亚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之中，相信不久就会真相大白。酒楼不仅凝聚了战军出国以来的积蓄和心血，而且担负着海外华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的重任，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今，我已回到祖国工作。回忆出国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作为中国北京电视台驻外特约记者期间，常与好客的战军及其家人在酒楼里一起用餐，欣赏多瑙河两岸美丽的风光，探讨人生及相互关心的各种问题……许多情景至今难忘，包括本书很多章节都是在酒楼优雅的环境里写出来的。作为昔日的挚友，我曾多次打国际长途向杨战军及其家人询问情况。在安慰之余，更多的还是希望战军能重新振作起来，相信在国外打拼多年的他，不会为暂时的困难所束缚，终会克服眼前的一切困难，在美丽的多瑙河河畔再打造一个更加壮观的中国大酒楼，使这颗多瑙河明珠更加绚丽多彩。我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2004年新年前夕，我一直期待的于多瑙河上再造中国大酒楼终于有了消息，但它没有落户欧洲，而是将欧洲餐饮文化搬到了中国的国际大都市——上海。

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战军的电话，他欣喜地告知我，经过多方考察权衡，夫妻俩决定回国在上海投资创办一家集欧洲名师现场烧烤、名典咖啡、点心及现代网上冲浪、休闲和外国文艺表演于一体的体现古老欧洲饮食文化的复合式餐厅。得此信息我非常激动，立即飞赴上海，为一直牵挂并挺过这场劫难的朋友进行广告策划并表示祝贺。

该餐厅坐落于上海市瑞金南路1号繁华的海兴广场上，面积800多平方米，特邀台湾、欧洲著名设计师精心设计打造，同时聘请了两名塞尔维亚族名厨现场为客人制作炭烤、铁板烧等源于古老欧洲的传统肉制品，还设计有专供外国文艺团体演出的专用舞台。新年前夕，餐厅如期隆重开业，当日高朋满座，包括匈牙利、塞尔维亚及国内各地专程赶来祝贺的许多朋友，大家除品尝欧洲名厨制作的特色佳肴外，还盛赞战军夫妇的投资信心和勇气。餐厅正门口高悬着一幅匈牙利多瑙河国会大厦的大幅灯箱广告招牌，使客人对欧洲风情一目了然。踏进店门，欧式壁炉旁一幅寓意“一帆风顺”的油画引起了我的联想，作为与主人有过深交的朋友，其含义不局限于画面本身，更象征着夫妻俩克服重重困难，从多瑙河的大风大浪中挺过来的意境。大厅两边两幅巨大的展现欧洲风情的油画格外引人注目。据战军介绍，此画历时一个多月才完成。美食加名画，把上海首家欧式餐厅的文化气氛点缀得多姿多彩。可以想象，这位曾在前南联盟成功开办中国大酒楼和大上海饭店的东北汉子，为把欧洲餐饮文化搬到上海，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决策。

开业之初，杨战军虚心听取并广泛征求各方人士对欧式菜肴的意见，不断完善餐厅的管理，包括正在和上海明星俱乐部商谈外国文艺团体长期在餐厅演出的事宜，他对上海的饮食市场充满信心。我衷心祝愿餐厅的前景犹如上海这颗世人瞩目的东方明珠一样，璀璨夺目！

2005年6月2日晚，当我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抵达塞尔维亚和黑山首都贝尔格莱德后，尽管天色已晚，但我仍和朋友驱车来到位于多瑙河河畔的中国大酒楼被烧现场。对于没有来过的朋友来说，这里的环境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当地人仍和往常一样散步、休息、品咖啡、喝啤酒，但对我来说，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我再也见不到昔日灯火辉煌的中国大酒楼了。漫步多瑙河河畔，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两岸的景观明显逊色了许多。

站在岸上放眼望去，静静的多瑙河上只剩下两根铁柱和栈桥的桥墩矗立在水中，以前在大酒楼旁的另一条由塞尔维亚族人经营的小船餐馆也消失了。陪同我去的杨老板的妻哥王荣华在现场给我描绘了当时的火灾场景，他当时正好在家，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火先从厨房燃起，当时船上值班的工作人员试图用小型灭火器灭火，但由于火势蔓延迅速，顷刻间大火燃起，值班人员已无力回天，只得弃船逃生。当地消防员在接到报警后，10分钟即赶到现场，在栈桥上用高压水枪进行紧急扑救，但此时火势已经无法控制，冲天的大火使得在几十米外的人都无法靠近。为了安全，警察封锁了现场，周围围满了为之惋惜的塞尔维亚族人。突如其来的大火燃烧了15分钟后，投资近60万美元的中国大酒楼付之一炬。望着昔日熟悉的环境，许多场景如同发生在昨日，令我久久无法忘怀。我不禁慨叹，人居异地，变数何其多。